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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臣之间最激烈的一次言语交锋，发生在贞观六年春天。
当时的大唐王朝四海升平，国泰民安，所以满朝文武纷纷劝请太宗前往泰山封禅。“公卿百僚，以天下太平，四夷宾服，诣阙请封禅者，首尾相属。”（《册府元龟》卷三十五）
所谓封禅，是帝王祭告天地的一种大典。由于泰山是五岳之首，所以封禅大典都在泰山举行——于泰山设坛祭天曰“封”，于泰山南麓的梁父山辟基祭地曰“禅”。在古代中国，泰山封禅既是太平盛世的象征，也是帝王功业鼎盛的标志。但并不是所有帝王都有资格获此殊荣。在唐朝之前，只有秦始皇、汉武帝，还有东汉的光武帝等少数几个自认为建立了丰功伟业的帝王，才敢举行封禅大典。
对此，李世民内心当然也是满怀渴望。
但是当百官劝请时，李世民一开始还是谦虚地推辞了一下。他说：“诸位贤卿皆以封禅为帝王盛事，但朕却不这么看。如果天下安定，家家户户丰衣足食，就算不封禅，又有什么损失？昔日秦始皇封禅，而汉文帝不封禅，后世难道以为文帝之贤不如始皇吗？况且即使是祭拜天地，又何必一定要登泰山之巅，封数尺之土，才算表达出对天地的诚敬呢？”
群臣都知道这只是皇帝的客套话，所以还是极力劝请。
后来李世民就顺水推舟地答应了。虽然表面上似乎有点勉强，可大家都知道，其实皇帝心里还是很乐意的。
就在皇帝和满朝文武其乐融融地探讨具体的行程安排和相关事宜的时候，魏徵忽然表情严肃地站了出来，坚决表示反对。
李世民脸色一沉，问：“你不赞成朕封禅，是不是认为朕的功业还不够高？”
魏徵说：“够高。”
李世民又问：“那是不是德不够厚？”
魏徵说：“够厚。”
“是不是社稷还不安定？”
“已经安定。”
“是不是四夷尚未臣服？”
“都已臣服。”
“是不是庄稼还没有丰收？”
“丰收了。”
“是不是祥瑞还没有呈现？”
“呈现了。”
“既然如此……”李世民冷笑着说，“那为何还不能封禅？”
魏徵从容自若地回答道：“陛下虽然已经拥有这六项成就，但是，我朝承隋末大乱之后，户口凋零，仓廪空虚，陛下一旦车驾东巡，千乘万骑，每到一处，地方州县必定难以承受各种负担。更何况，陛下举行封禅大典，四夷君长必定前来共襄盛举，可如今自伊水、洛水以东，至于东海、泰山，村庄寥落，人烟断绝，道路萧条，进退艰阻，极目所见，千里蛮荒。这岂不是引戎狄至我腹地，然后示之以虚弱吗？再者说，即使给予四夷君长厚重的赏赐，也未必能满足他们远道而来的愿望；纵然免除百姓几年的捐税赋役，也未必能弥补他们的损失。为了博得一个封禅的虚名，却遭受一些实实在在的损害，这对陛下又有什么好处？”
李世民听完，不得不表示赞赏，立即停止了封禅的动议。“太宗称善，于是乃止。”（《贞观政要》卷二）然而他在感情上其实是不太情愿的。
碰巧，几天后黄河两岸的几个州突然爆发了严重的洪涝灾害，满朝文武再也不敢提半个字，封禅之事就此不了了之。可是在内心深处，李世民其实一直都没有放弃封禅的想法。“终太宗世，未行封禅，然帝意亦非遂终止也。”（《魏郑公谏录》卷二）
魏徵这次谏诤虽然得到了李世民的采纳，但此事多少还是伤及了皇帝的自尊心，所以那些日子，李世民一直看魏徵不顺眼，再也不觉得他妩媚了。
有一天，可能魏徵又因什么事触怒了太宗，所以散朝之后，李世民怒气冲天地回到宫中，咬牙切齿地说：“找个机会一定要杀了这个乡巴佬！”
长孙皇后大为惊愕，连忙问皇帝说的是哪个乡巴佬。
李世民脸色铁青：“就是魏徵！他经常在朝堂上当众羞辱我。”
长孙皇后听完，一声不响地退回寝殿，片刻后就一身凤冠霞帔地来到皇帝面前。李世民大为诧异，问她穿得这么隆重干什么。长孙皇后说：“臣妾听说，君王英明，臣子一定正直；如今魏徵之所以敢直谏，正是由于陛下的英明，臣妾怎么能不道贺！”
李世民本来也没想杀魏徵，他这么说其实只是发泄发泄而已。现在皇后又给了他这么大一顶高帽，他当然更没有理由生气了，于是就把连日来的不愉快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
长孙皇后实在是一个既贤淑又聪慧的女人。因为此举不但保全了魏徵，而且维护了皇帝的尊严，诚可谓一举两得。
古代有一种传说，说龙的咽喉部位“有逆鳞径尺，人有撄之，则必杀人”（《韩非子·说难》）。其实意思就是说绝大多数帝王都容不得臣子进谏。所以，历朝历代因犯颜直谏、触逆龙鳞而被帝王诛杀的臣子不知凡几。
然而贞观一朝却人人敢于犯颜直谏，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唐太宗李世民确实具有从谏如流的见识和器度。而魏徵之所以在谏诤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也是因为他知道太宗求谏的诚意和决心要远远大于历代帝王，因此必然需要像他这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诤臣。
从这个意义上说，魏徵的谏诤行为也不完全是出于他的正直和勇气，而是基于一种精明而准确的判断。
关于这一点，魏徵自己就曾经当着李世民和其他大臣的面坦言：“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贞观政要》卷二）
这确实是一句大实话。
可想而知，以魏徵那套“只当良臣、不当忠臣”的为官之道和处世哲学来看，假如李世民是一个猜忌刻薄的昏聩之君，那魏徵到头来也只能是一个明哲保身的平庸之臣。
所以，只要李世民有成为明君的愿望，魏徵就有成为诤臣的动力。他们是相互需要、相互成就的。用李世民自己的话说，他们的关系就如同鱼和水——“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又像是金矿与良工——“公独不见金之在矿，何足贵哉？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朕方自比于金，以卿为良工。”（《贞观政要》卷二）
如果我们问：李世民的千古一帝是怎样炼成的？那么从他自己的比喻中，或许就能找到答案——
即便李世民是一个天赋异禀、才智过人的皇帝，最初他也只是像金子蕴藏在矿石中一样，体现不出任何价值。只有经过“良工”耐心细致地斧凿敲打，日复一日，千锤百炼，最终才能把他身上的杂质和瑕疵一一敲打掉，让矿石中的黄金绽放出璀璨的光芒。换言之，假如没有诤臣的监督、约束和针砭，李世民即使天赋再高、能力再强，最终也可能毫无建树，甚至有可能重蹈隋王朝之覆辙，沦为像隋炀帝杨广那样的亡国之君。
正如《菜根谭》所言：“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定从烈火中煅来；思立掀天揭地的事功，须向薄冰上履过！”李世民的明君之路，又何尝不是这么走过来的。
魏徵一生对李世民的谏言无数，其中有一句出自《荀子》的话曾经被广为传颂，成为后世引用频率最高的一句政治格言。这句话就是——“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在李世民二十三年的帝王生涯中，这也许是时刻萦绕在他耳旁、倏忽不敢忘怀的一句话。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正月，魏徵病殁。李世民“亲临恸哭，废朝五日，赠司空、相州都督，谥曰文贞”，并且亲自撰写了墓志铭，书于碑石之上。
在随后的日子里，李世民一直沉浸在绵长的哀思之中。
魏徵的离世不仅让李世民失去了一个臣子，更让他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位良师益友。
在一种难以排遣的寥落和寂寞中，李世民不禁对侍臣发出了一番感叹，这番话从此也和他们君臣二人的名字一起，永远镌刻在了青史之上，令无数后人感慨和深思——
“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旧唐书·魏徵传》）
【长孙皇后：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
都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肯定站着一个女人。
这句话确实有道理。李世民这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就站着一个了不起的女人——长孙皇后。
古人经常用“母仪天下”这个词来形容皇后，意思是作为皇后的这个女人，其修养、德行、智慧、才情、气度、仪容，都应该成为普天之下所有女性的典范和表率。
然而，纵观中国历史，我们却不无遗憾地发现——配得上这个称号的皇后实在是寥若晨星，屈指可数。
而在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好皇后中，长孙氏绝对是其中非常出众的一位。她是一个绝对称得上母仪天下的女人。
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男人都热衷于追求权力，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相当一部分女人在这方面似乎也不遑多让。
所以才会有哲人说：“男人通过征服世界而征服女人，女人通过征服男人而征服世界。”
在男人看来，一旦得到权力自然就会得到一切；而在女人看来，一旦征服了男人自然就会得到权力。中国历史上好几个垂帘听政的皇后相信都会对这句话深有同感。
可是，这句话在长孙氏身上却不太适用。长孙氏既不热衷于征服男人，也不热衷于征服世界。
她唯独热衷的事情只有一件——辅佐他的男人征服世界。
当我们翻阅史籍时不难发现，长孙皇后身上最值得后人称道的第一个优点就是——尽力辅佐，但绝不干政。
早在长孙氏还是秦王妃的时候，就在政治上为李世民提供了很大的助力。当时李世民正和太子齐王斗法，在后宫这条战线上显然处于下风，于是长孙氏便“孝事高祖，恭顺妃嫔，尽力弥缝，以存内助”，为李世民最终成功夺嫡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而玄武门事变当天，长孙氏更是和李世民一起站在了第一线，既解除了李世民的后顾之忧，更坚定了李世民及其麾下将士的信心和斗志。
正是由于一路走来，长孙氏能够与李世民一起沐风栉雨、同生死共进退，所以李世民登基之后对长孙氏更为倚重，时常想和她讨论朝政，可长孙氏却说：“‘牝鸡之晨，唯家之索。’妾妇人，安敢豫闻政事！”（《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李世民坚持要和她讨论，可长孙氏却始终保持沉默。
长孙氏不但自己绝不干政，而且极力避免让自己的亲族掌握太大的权力。
在中国历史上，很多朝代的衰亡都和外戚擅权有直接关系，比如两汉在这方面就表现得非常典型。长孙氏从小在舅父高士廉的影响下熟读经史，自然对此深怀戒惧。所以在贞观元年七月，当李世民准备擢升长孙无忌为宰相的时候，长孙氏就极力劝阻，对李世民说：“妾既托身紫宫，尊贵已极，实不愿兄弟子侄布列朝廷。汉之吕、霍可为切骨之诫，特愿圣朝勿以妾兄为宰执。”（《旧唐书·文德皇后长孙氏传》）
可李世民不听，执意任命长孙无忌为尚书右仆射、兼吏部尚书、左武侯大将军。
如果长孙皇后不再表示反对，默认了这件事，那人们似乎就有理由怀疑——她先前的劝阻只不过是一种欲迎还拒、故作谦让的作秀罢了。
然而，长孙皇后绝不是作秀。诏书一下达，她私下里立刻去找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