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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的宪宗当然比谁都郁闷。
整个局势的演变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而且与李绛当初的那套战略构想也是南辕北辙——本来最难打的河北现在开打了，结果打得让人既揪心又窝火；而本来最容易打的、被列为首要打击目标的淮西，现在反而不能打，而且还要被迫承认它。
宪宗固然知道白居易的谏言不无道理，他也知道这场战争获胜的希望已经微乎其微，甚至也一度动了罢兵的念头，可他还是不甘心就此放弃。换言之，宪宗现在是骑虎难下了。当初，几乎所有人都反对他任用吐突承璀，可他却力排众议，一意孤行，如今吐突承璀打得这么烂，当然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他李纯有眼无珠、所用非人。
宪宗实在丢不起这个脸。
所以，不管吐突承璀打得多烂，也不管河北战局多么让人郁闷和纠结，他也只能怀着一丝侥幸熬下去，看看能不能熬出奇迹。
不幸的是，到了这一年夏天，宪宗非但没有等来奇迹，反而等来了一个更让他心烦意乱的消息。
消息是昭义节度使卢从史派人送来的。他在给宪宗的奏疏中，拼命指控诸道军队与成德暗中勾结，劝朝廷不要再命令军队往前推进；同时，卢从史还在奏疏中频频暗示，要求宪宗把他的中央官职擢升为宰相。当时很多节度使都遥领中央官职，如“太尉”“中书令”“同平章事”等等，虽无实权，却足以抬高身份和地位。
接到卢从史的奏疏后，宪宗的头一下就大了。
他想来想去，觉得这个卢从史的表现实在是有些反常。当初要征讨成德时，他是满朝文武中第一个（吐突承璀除外）跳出来高举双手支持的，可战事一开，他却始终迁延观望，现在他又指控其他将帅和王承宗勾结……朝廷到底该不该相信他？
为了查明真相，宪宗就命宰相裴垍去跟入朝呈递奏疏的昭义部将王翊元接触，看能不能从他那儿捞出点什么。裴垍随即召见王翊元，对他做了一番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当然也在某种程度上进行施压，终于迫使他说出了真相。
真相是什么？
真相是卢从史贼喊捉贼。
原来，跟王承宗勾结的不是别人，正是卢从史自己。
自从开战以来，卢从史就一直与王承宗暗通款曲，并且命部众暗藏成德旗号，以便在战场上制造混乱；此外，他还抬高并虚报粮食和草料的价格，骗取中央财政的军费支出。种种迹象表明，卢从史是在养寇自重，并利用各方的矛盾坐收渔翁之利。
当王翊元把卢从史的这些猫腻全部抖落出来时，宪宗惊愕不已。
他万万没想到自己重用的竟然是这般货色。
裴垍对宪宗说：“卢从史既阴险又骄横，迟早必定作乱。根据王翊元的交代，卢从史和吐突承璀的大营对望，而且卢从史把吐突承璀当成了三岁小孩，往来出入毫无防备，陛下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制伏卢从史，解除他的兵权，以免他日后坐大，朝廷还要出动大军讨伐。”
临阵换将乃兵家之大忌。但是，像卢从史这种吃里爬外两面三刀的家伙，要是不拿掉肯定为患更大。宪宗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同意了裴垍的建议。随后，裴垍命王翊元回到前线，暗中策反了卢从史的心腹大将乌重胤。
确定了行动的内应后，宪宗随即给吐突承璀发了一道密诏，命他设计逮捕卢从史。
四月初，吐突承璀接获天子密诏，立即着手制订行动计划。
吐突承璀打仗不行，但玩一玩“请君入瓮”的把戏，还不失为一把好手。
他知道卢从史性贪，于是就天天把自己收藏的奇珍异宝拿出来晒，然后邀请卢从史前来赏玩，当然每次都“忍痛割舍”了某件宝贝，从不让卢从史空手而回。
卢从史乐得屁颠屁颠的，从此把吐突承璀视为知己。
四月十五日这天，吐突承璀事先命兵马使李听在大帐后面埋伏了一队刀斧手，然后邀请卢从史过来赌一两手，顺便赏玩一些新近淘来的宝贝。卢从史一听有得玩又有得拿，欣然赴约。可他刚刚迈进吐突承璀的大帐，伏兵就突然冲出，把他捆了个严严实实，然后扔进早已准备好的囚车，飞快驶离大营。
等到卢从史带来的侍卫们惊觉，关押卢从史的囚车早已往长安方向疾驰而去。侍卫们企图追赶，却被吐突承璀的手下一连砍倒数十人，剩下的只好束手就擒。
卢从史被捕的消息传回他的军营后，部众们马上拿起武器，准备去找吐突承璀算账。可他们还没冲出军营大门，就被一个人挡住了去路。
这个人就是乌重胤。
乌重胤横刀立马，厉声呵斥：“天子有诏，逮捕卢从史，服从者赏，违令者斩！”
士兵们面面相觑，没人敢动，最后只好放下武器，灰溜溜地回到各自的营房中。
顺利摆平卢从史后，吐突承璀当即替乌重胤请功，推荐他担任昭义留后。宪宗也认为乌重胤立了大功，未加细想就打算颁布任命状。可李绛却认为万万不可。他向宪宗郑重提出，应将乌重胤调离昭义，改任河阳节度使，再把原河阳节度使孟元阳调到昭义。
宪宗愕然。
既然同样是让乌重胤当节度使，为什么要调来调去这么麻烦呢？
在李绛看来，这不叫麻烦，而是必需的。
因为这里头的奥妙大了去了。
首先，昭义的战略位置至关重要，非其他藩镇可以比拟。昭义总部虽然设在潞州（今山西长治市），但它下辖的邢州（今河北邢台市）、洺州（今河北永年县东南）、磁州（今河北磁县）却位于太行山以东，深深楔入河北腹地，与成德、魏博犬牙交错，相互牵制，是李唐朝廷在这个叛乱重灾区中唯一可以有效控制的力量，其战略价值非同小可。所以，对昭义节度使的任命自然要慎之又慎。
其次，原昭义节度使卢从史早就是靠边站的过气人物，他能够重掌昭义兵权，无非是投靠了权宦吐突承璀，并不是直接获得宪宗的赏识，因此他对朝廷并不感激。他复任后之所以对朝廷阳奉阴违，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这里。如今，朝廷好不容易把他拿掉，却又让宦官吐突承璀再度推荐继任者，这显然又是让恩威刑赏的权柄落入吐突承璀个人手中。乌重胤继任后，自然只会记住吐突承璀的人情而不会感恩于朝廷，因而很可能重蹈卢从史之覆辙。要想避免这样的结果，就必须否决吐突承璀的提议，不给他树立私恩的机会，同时委派乌重胤到别镇赴任，这样才能让他领受朝廷的恩典，使他不对朝廷心生轻慢。
最后，乌重胤既然是昭义部将，那么在昭义镇内，与他平级甚至级高的军官肯定很多，如今乌重胤略施小计就爬到了他们头上，叫他们作何感想？会不会有人不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倘若如此，昭义必将不得安宁。因此，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把乌重胤调往他镇。
当李绛向宪宗仔细分析了上述的得失利弊之后，宪宗终于恍然大悟，赶紧收回成命，于四月下旬改任乌重胤为河阳节度使，调任孟元阳为昭义节度使。
朝廷虽然解决了吃里爬外的卢从史，但河北战局还是不见起色。
到了元和五年六月，亦即开战整整半年之后，战事仍无大的进展。除了河东的范希朝与义武的张茂昭曾于四月份打了一场胜仗，以及卢龙的刘济在五月份攻克了一座安平县之外，其他各部均无斩获。
翰林学士白居易忍无可忍，再度上疏宪宗，说：“臣屡屡奏请罢兵，结果却石沉大海，请看今日之局势，比当初更加糟糕，不知陛下还在等什么？”
这个白居易说话真是越来越过分了。
宪宗的心情本来就不好，偏偏这位大诗人又老是在他耳边嘤嘤嗡嗡，而且说话的口气总是那么冲。有一回宪宗与他当面议事，白居易说到激动处，竟脱口而出：“陛下错了！”搞得宪宗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最后愤愤然拂袖而去。
自从宪宗即位以来，每有军国大事必与翰林学士商议。从某种程度上说，此时翰林院的职能较之玄、肃年间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其地位和作用更是获得了极大的提升。过去的翰林学士只不过是皇帝的文学或艺术侍从，很少有机会参与朝廷的重大决策，但是随着宪宗即位后对翰林学士的重用，如今的翰林院几乎已经具有了内阁的性质，翰林学士们基本上也都成了无冕宰相；尤其是后来升任翰林承旨（相当于翰林院院长、首席学士）的李绛，更是宪宗最为倚重的高级智囊，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朝廷决策和帝国的各项大政方针，甚至发挥了比宰相（比如裴垍）更大的作用和影响力。
然而，自打河北战事陷入泥潭后，宪宗就有意无意地冷落了这帮翰林学士，曾经有一个多月不跟他们见一次面。学士们当然意见很大，此时已升任翰林承旨的李绛更是直言不讳地对宪宗说：“臣等饱食终日，一言不发，自然乐得清闲，可陛下怎么办呢？陛下往日开诚布公，虚怀纳谏，实在是天下之幸，又岂止是臣等之幸！”
宪宗一听，自觉理亏，赶紧宣布次日在麟德殿召见诸学士。
其实，宪宗不是不想见他们，而是不敢见他们。尤其是那个大诗人白居易，宪宗更是怕了他了，所以宪宗虽然答应跟学士们见面，却跟李绛提了一个条件：“那个白居易，官不大，口气倒不小，每每出言不逊，朕打算让他离开翰林院。”
李绛一点也不同情宪宗，说：“陛下有容纳直言的气度，群臣才敢竭尽忠诚，直言无隐，白居易说话固然欠考虑，但他也是一片赤心。陛下今日怪罪他，臣担心朝野上下人人钳口，陛下又如何能做到耳聪目明、圣德常保呢？”
宪宗想了想，旋即转怒为喜，从此对白居易一如往常，再也不提罢黜之事。尽管心里不太好受，但李绛的话他还是听进去了。
很显然，宪宗是一个有胸怀的皇帝。
要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做大事的料，一个最简单的标准，就是看他对待批评的态度。被人说一句就蹦一下、骂两句就跳两脚的人，是属跳蚤的，注定难成大器；而那种对批评甘之如饴的人，其前程必定不可限量。因为他知道批评有利于他的成长，并且善于从批评中汲取建设性的东西。所以说，要判断一个皇帝能不能成就一番伟业，同样要看他是否具备虚怀纳谏的雅量。一个愿意接受臣下批评的皇帝，就算不能成为明君，至少已经远离了昏庸；而一个动不动就对谏言暴跳如雷的皇帝，其气度和为人已不堪问，要成就什么大业更是免谈。
虽然此时的宪宗正被胶着的河北战事困扰，不敢奢望什么帝王伟业，但是，仅凭他面对谏言的态度，我们就有理由认为——这个皇帝不一般，至少比他的祖父德宗靠谱。
同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当年德宗李适拼尽全力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最终很可能要由这个宪宗李纯来完成。
当然，宪宗要想见到他生命中的彩虹，还得先熬过此刻的风雨。
革命尚未成功，李纯仍需努力。
元和五年七月，让人万分纠结的河北战事终于有了一个结果。王承宗派遣使节入朝为自己辩护，称所作所为都是被卢从史挑拨离间的结果，并表示愿意把征收赋税和任免官吏的权力还给中央，请求朝廷准许他改过自新。
王承宗的奏疏呈上后，一筹莫展的宪宗终于等到了一个就坡下驴的机会，于是忙不迭地下诏“昭雪”了王承宗，不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