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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和李泌谈话，却仍然在强调：“卢杞忠贞清廉、刚强耿介，人人都说他奸，朕却不这么认为。”
李泌当时的回答是：“人人都说卢杞奸，只有陛下不觉得他奸，这正是卢杞所以奸邪的证明。假如陛下早发现他奸，何至于有建中年间的诸藩之乱？卢杞倾泄私愤，诬杀杨炎，将颜真卿排挤到死地，最后又激怒李怀光，迫使他叛变，幸亏陛下把卢杞流放到远方，否则大祸如何能止！”
李适不以为然地说：“建中之乱，术士早有预言，说起来也是天命，卢杞哪有那么大的力量招致祸乱！”
李泌毫不客气地说：“要是把一切都归于天命，那教育、行政、司法，就全都没用了。”
这场谈话显然并未扭转李适对卢杞的看法，否则李适后来也不会重用跟卢杞同属一丘之貉的裴延龄，更不会把公忠体国、德才兼备的贤相陆贽逐出朝廷。
一个人偶然被石头绊倒，那是运气不好，只要爬起来绕道走就可以了。可如果这个人坚持认为绊倒他的不是石头，而是老天爷，那他就会在这块石头上绊倒第二次、第三次……
像这种人，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无可救药。
一个无可救药的皇帝，纵然身边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又能有什么作为呢？再多的猛将和谋臣，最终也只能一一成为被驱逐的“良币”。
【藩镇：疯狂奔驰的烈马（上）】
从历史的两头往中间看，德宗在位的整个贞元二十年，大唐帝国就像是一驾行走在混沌黑夜中的马车，看上去显得了无生气而且疲惫不堪。虽然天下再也不像建中年间那么混乱，但是帝国的方方面面都看不出丝毫起色。人到中年的德宗李适就像历史上的每一个守成之君那样，浑浑噩噩、得过且过地守着祖宗留下的江山，既没有智慧和能力让它重绽盛唐时代的光芒，也不至于昏庸到把它失手打翻。
大唐帝国的马车就这样摇摇晃晃地依靠惯性在黑夜中前行。
如果说帝国是一驾马车，那么桀骜不驯的藩镇就是一群拉着帝国疯狂奔驰的烈马。尽管头上套着马缰、身上拴着车轭，可它们还是经常乱蹦乱跳，把老大帝国搞得险象环生、几欲倾覆。进入贞元年间，虽然相当多的藩镇还是野性未驯、我行我素，但毕竟没有闹出太大的乱子，只有“宣武”和“彰义”这两匹烈马最为疯狂，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让德宗朝廷疲于应付，伤透了脑筋。
宣武镇（治所汴州，今河南开封市）的乱子是从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开始闹起来的。这一年四月，宣武节度使刘玄佐病卒，德宗小心翼翼地征求宣武军方的意见，说：“调陕虢观察使吴凑过去接任，可不可以？”
宣武军方说可以，德宗松了一口气，赶紧命吴凑走马上任。
不料，吴凑刚刚走到半路，刘玄佐的女婿和侍卫亲军就突然发动兵变，拥立刘玄佐之子刘士宁为留后，并磔杀数名倾向朝廷的文武将吏，劫持了朝廷派驻宣武的监军宦官，胁迫朝廷发布正式任命状。
德宗慌忙问计于宰相。当时的宰相窦参说：“宣武将领大多暗中依附平卢（淄青）节度使李纳，如果朝廷拒绝，恐怕宣武就会和平卢连成一气了。”
德宗担心建中年间的诸藩之乱重演，只好息事宁人，正式任命刘士宁为宣武节度使。
然而，即便德宗想要息事宁人，可宣武并没有从此太平。
因为，依靠兵变上台的刘士宁根本就不能服众。刘士宁是个典型的“官二代”，昏庸淫乱，生性残暴，行为乖张。据说每次出门打猎都要带上好几万人，比别人打仗带的兵还多，而且总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打，往返一次就要好几天，把随从的将士搞得苦不堪言。
刘士宁很清楚，很多将领心里不服他，尤其是都知兵马使李万荣。此人向来深得将士拥戴，对他始终是个威胁。所以，刘士宁上台没多久就剥夺了李万荣的兵权。
李万荣当然不会坐以待毙。
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十二月十日，刘士宁一大早就带着两万多人出城打猎，李万荣意识到机会来了，马上进入节度使府，召集留守的刘士宁亲兵一千多人，宣称朝廷已经敕令刘士宁入朝，并任命他李万荣为留后，即日起接管宣武军权。
就在士兵们半信半疑的时候，李万荣又说：“凡执行敕令者，每人赏钱三十缗。”士兵们一听，立刻纳头便拜。紧接着，李万荣又以相同手法接管了整个宣武军队，然后下令关闭城门，并派人去对刘士宁说：“朝廷命你前往京师，最好马上动身，若稍有拖延，即刻砍下你的人头，传首京师。”
刘士宁顿时傻眼。
他早知道这个李万荣是个祸害，可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动手了。
刘士宁恨得咬牙切齿，却一点办法也没有。虽说他现在手底下还有两万多人，可这些人是跟他出来打猎的，不是打仗的。真要打起仗来，这些人十有八九不会听他的。况且刘士宁也有自知之明，真要跟李万荣过招，他还是太嫩了，压根没半点胜算。
没辙了，刘士宁只好带着五百名亲信骑兵乖乖入朝，另外那二万将士立刻掉头奔回汴州。刘士宁走到东都时，所有亲信骑兵全跑光了，身边只剩下几个奴仆和侍妾。到达京师后，德宗马上给他下了道敕令，命他老老实实在京师的宅邸里待着，给他父亲服丧，并严禁他自由出入。
宣武刚刚消停了一年多就又闹起来了，让德宗实在头大。他问当时还在朝中的陆贽该怎么办。陆贽认为，虽然刘士宁被逐是宣武人心所向，但李万荣驱逐节度使并未得到朝廷批准；为了严肃纲纪，应该立即派遣能干的大臣视察宣武，然后相机行事。
可德宗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妥协。他对陆贽说：“如果拖下去，事态恐怕会恶化。朕打算任命一个亲王为节度使，让李万荣代理留后之职，任命状马上就发。”
不知道李适有没有听过“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句话，如果有的话，他一定知道这句话就是在说他的。自从建中年间的诸藩之乱后，李适就成了一只彻头彻尾的惊弓之鸟。不管哪个藩镇发生兵变，也不管哪个人用什么方式夺取了军权，他最后采取的办法几乎都是妥协退让、听之任之。
现在他说要派个亲王当宣武节度使，其实就是名义上的遥领。谁都知道，这种“遥领”的把戏不过是德宗惯用的一块遮羞布罢了。
陆贽当然不同意妥协，于是接连上疏，说：“如今的藩镇将帅，什么事都自任自专、为所欲为。如果朝廷纵容将士随意颠覆主帅、篡夺权力，甚至赋予他们合法性，那么谁不想以他们为榜样呢？面对巨大的利益，每个人都会动念，若任由这种祸根潜滋暗长，迟早必生无以挽救的大乱！”
然而，现在的德宗什么都听不进去了。只要藩镇不造朝廷的反，不颠覆他李适的皇位，他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
随后，德宗下诏，任命通王李谌为宣武节度使，李万荣为留后。
次年四月，宣武大将韩惟清等人又发动兵变。李万荣亲自率兵将其平定，事后向德宗奏称，此事的幕后主使就是刘士宁。德宗旋即将刘士宁流放郴州。
李万荣既然平定了暴乱，也算是为朝廷立了一功，德宗赶紧以此为由，扯掉了通王李谌这块遮羞布，于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五月正式任命李万荣为宣武节度使。
德宗希望用自己的一再妥协换来宣武的安定，但是这匹疯狂的“烈马”却始终不让他省心。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六月，李万荣中风瘫痪，不省人事。消息传到朝廷，德宗马上又慌了神，只好把宦官霍仙鸣找来商量。
皇帝碰到藩镇问题不找宰相，却去找宦官，这是什么道理？
道理很简单，自从陆贽被罢相后，继任者都是些庸庸碌碌、尸位素餐的家伙，只知道奉旨办事，遇到事情根本就没主意，所以德宗不敢指望他们。相形之下，宦官们这些年来倒是拥有了越来越大的话语权。
早在兴元元年（公元784年），亦即平定朱泚、克复长安后，德宗李适便把禁军重新交到了宦官窦文场、霍仙鸣的手里。当初那个贪污军饷的文臣白志贞太让德宗失望了，而窦、霍二人则在泾师之变中护驾有功，所以从那以后，德宗对宦官的看法就彻底改变了。
自从接管神策军后，窦文场、霍仙鸣的势力便迅速膨胀。到了贞元中期，经过多年经营的窦文场、霍仙鸣已然势倾朝野。史称，当时“藩镇将帅多出神策军，台省清要亦有出其门者”。（《资治通鉴》卷二三五）
既然藩镇将帅多出自窦文场和霍仙鸣门下，此刻藩镇又出了问题，德宗当然只能找这些神通广大的当权宦官了。
霍仙鸣一听藩镇出缺，马上向德宗举荐了宣武将领刘沐。他向德宗担保，此人神勇无比，一定可以镇得住那些骄兵悍将。德宗大喜，赶紧擢升刘沐为宣武行军司马，命他代理宣武军政。
德宗以为如此一来，宣武应该就不会出乱子了，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自安史之乱后，天下藩镇早就把节度使的职位及其相应地盘当做世袭罔替的了，“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早成惯例。眼下李万荣虽然卧病在床，可他儿子还活蹦乱跳呢，岂容你朝廷来插一杠子？
六月下旬，朝廷派遣的宣诏宦官抵达汴州，刚刚宣完刘沐的任命诏书，李万荣的儿子、宣武兵马使李迺就授意手下将士大喊大叫：“兵马使劳苦功高，却得不到奖赏，他刘沐是什么东西，竟然能当行军司马！”随即拔刀出鞘，把刘沐和宣诏宦官团团围住。
刘沐其实是个软蛋，并不像霍仙鸣夸的那么神勇。一见形势不妙，刘沐顿时吓得面无人色，赶紧假装中风，哎哟一声扑倒在地，然后就被人七手八脚抬了出去。
紧接着，李迺又纵容乱兵砍杀了好几个不依附他的大将，企图拥兵自立。
然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李迺没有料到，还有一个人也早就盯上了节度使的宝座。
此人叫邓惟恭，时任宣武都虞侯。就在李迺纵容手下作乱的时候，邓惟恭早已和监军宦官俱文珍联手，出动军队包围了节度使府。
双方短暂交手之后，年纪轻轻、缺乏军事经验的李迺就败了。邓惟恭随即将其逮捕，押送京师问罪。李万荣几天后也翘了辫子。
宣武乱成了一锅粥，让德宗好生烦恼。无奈之下，他只好命令东都留守董晋赶赴汴州，就近兼任宣武节度使。
这个董晋就是当初与窦参同朝为相的老臣。此人生性温和，向来与世无争，当初在朝中基本就是个摆设，而且此时已是七十三岁高龄。德宗病急乱投医，居然把董晋抓到那个火山口上，这不是要他的老命吗？
邓惟恭听说朝廷派了一个行将入土的人来当节度使，差点笑出声来。这老家伙还能经得起折腾吗？就算他敢来，也不过是来当个摆设，宣武还是老子说了算！
邓惟恭自鸣得意地想。
这一年七月，董晋到达汴州。果然不出邓惟恭所料，这个慈眉善目的老头就任之后，马上把军政大权拱手交给了他，而且始终对他客客气气，然后躲进了节度使府，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活脱脱就是一个来此养老的寓公。
邓惟恭笑了。
既然董晋是个毫无作用的摆设，那老子何不把他拿掉，弄一个名正言顺的节度使来做做呢？
邓惟恭随即制订了一个秘密计划，准备召集两百多个亲信，发动兵变诛杀董晋，再迫使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