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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安禄山随后就把他软禁了。又过了几天，安禄山觉得留着这个家伙实在没用，就把他一刀咔嚓了。
哥舒翰就这么死了，死得窝窝囊囊、一文不值，还在身后留下了变节投敌、苟且偷生的千古骂名。相比于含冤而死的高仙芝和封常清，哥舒翰的结局显然更为不堪。高、封二人至少赢得了后人的同情，可哥舒翰却只能招来世人的鄙夷和唾骂。
然而，哥舒翰最后落到这种下场，是他一个人的责任吗？是什么力量把他一步一步逼进了这个历史的死角？又是谁，一手造成了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这三位名将的人生悲剧？
如果说高仙芝和封常清之死是在为帝国的不幸买单，那么哥舒翰之死则是在替李隆基和杨国忠背黑锅。因为，哥舒翰的变节投敌使他变成了朝野上下的众矢之的，所以至少在客观上掩盖了玄宗朝廷决策错误的事实，也在相当程度上减轻了李隆基和杨国忠在“潼关失守”这件事上应负的历史责任。
不过，老天爷毕竟是公平的。不管你是谁，只要做错了事，迟早总要让你受到惩罚，付出代价。别人也许可以暂时替你买单，暂时替你背黑锅，但是你自己种下的苦果，最终还是要由你自己品尝。
李隆基和杨国忠，马上就将尝到他们亲手种下的苦果……
第七章 逃亡进行时
【孤独的长安】
潼关其实不是一座关，而是一张牌。
一张多米诺骨牌。
当它岿然不动的时候，会造成一种假象，让玄宗朝廷自以为手中的牌还很多。可当它轰然倒下的时候，就会引发可怕的多米诺效应，让某种残酷的真相瞬间暴露在玄宗君臣面前。
这种真相就是——李唐的人心散了。
潼关失守后，几乎只在一夜之间，河东（今山西永济市）、华阴（今陕西华县）、冯翊（今陕西大荔县）、上洛（今陕西商州市）等郡的防御使就纷纷弃城而逃，各地的守军也跟着逃亡一空。从东到西，自北而南，能够拱卫京畿的军事力量已经荡然无存，只剩下一座帝京长安，孤零零地兀立在偌大的关中平原上，看上去就像一面华丽而空洞的旗帜……
潼关陷落的当天，就有哥舒翰的部将逃回长安禀报军情，然而玄宗却没有立刻召见。
因为他已经猜到发生了什么。
尽管玄宗料定东征军已经完蛋了，可他仍然抱着最后一丝侥幸心理——希望潼关还在唐军手中。所以，玄宗当天就命李福德率三千监牧兵驰援潼关。
只要守住潼关，就还有时间组织反击，还有机会反败为胜。
然而，玄宗的最后一丝希望转瞬就破灭了。
从李福德出发的那一刻起，一直到这一天的日暮时分，玄宗一次次登上瞭望“平安火”的高台，可直到昏暗的暮色逐渐模糊了他的视线，东方的地平线上始终没有燃起他望眼欲穿的那一簇火焰。（按照《唐六典》记载，所谓的“平安火”是唐代的一种军事预警机制，亦即每隔三十里设置一座烽火台，若无敌情，每天日暮准时燃起烽火，否则就不燃。这种预警机制与我们平常熟知的恰好相反——其他朝代的烽火都是报警用的，而在唐代则是报平安用的。虽然方式相反，但性质一样。）
看不到平安火，玄宗心头迅速掠过一阵痛苦的痉挛。
很显然，潼关丢了。
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一种无边的恐惧就像这漆黑的夜色一样，一下子就把他吞没了。
六月十日，玄宗召集宰相举行了紧急会议，议题只有一个：潼关已失，长安危急，该怎么办？
其他几个宰执大臣相顾骇然，都不知如何是好。只有杨国忠神色从容，并且不慌不忙地提出了他的应对之策。
他的对策很简单，就一个字——跑。
如果在这个动作前面加上一个方向的话，那就是——往西南跑。
西南就是巴蜀，当时称为剑南道。众所周知，巴蜀自古以来就是物产丰饶的富庶之地，也是李唐朝廷最重要的财赋来源地之一，因此，一旦关中不宁，这里当然就是流亡朝廷首选的避难所。此外，杨国忠长期遥领剑南节度使，自从叛乱爆发以来，他就暗中命剑南留后崔圆在衣、食、住、行等各方面作了充足的准备，一旦形势不妙，他随时可以拥着玄宗往剑南跑。
此时此刻，除了逃亡巴蜀，玄宗还有更好的选择吗？
没有了。
所以，他当即不假思索地批准了杨国忠的逃亡计划。
当然，这是一个绝密计划。除了几个宰辅重臣、亲近宦官、得宠妃嫔，以及少数皇室成员以外，其他人一概不知。
皇帝要逃跑，知道的人当然是越少越好。
为了尽量不让满朝文武察觉天子和宰相要跑路，六月十一日，杨国忠特地把文武百官召集到朝堂上，作出一副惶恐无措、痛哭流涕的样子，询问大家有何御敌之策。此时，李唐朝廷的衮衮诸公们早已成了惊弓之鸟，谁还能有什么对策？他们只能哭丧着脸，一个劲地向杨国忠表示：一切全凭宰相大人定夺。
杨国忠撒完烟雾弹后，抹抹眼角的几滴干泪，说：“早在十年前，就有人状告安禄山要造反了，可皇上就是不信。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实在不是宰相的过错啊。”
都到这个时候了，杨国忠还不忘推卸责任。百官们无不在心里问候他的十八代祖宗，可表面上，大伙还是不得不对他唯唯诺诺，因为他们都在眼巴巴地盼着这个当权宰相能够帮他们指一条活路。
可百官们绝对没有想到，天子和宰相早已决定把他们彻底抛弃了。
这一天，大唐帝京长安变成了一座恐怖之城，无论官绅士民，人人惊惶奔走，不知道如何逃避这场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原本安宁祥和、繁华富庶的长安，此刻只剩下恐慌、混乱和萧条。
六月十二日，早朝的钟声照常敲响，然而上朝的官员却不到十分之一。为了稳住人心，玄宗还装模作样地登上了勤政楼，下诏宣布要御驾亲征。
自从安禄山起兵以来，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宣布要亲征了。如果说臣民们对前面两次还感到有些半信半疑的话，那么这一次，所有的长安人基本上都是把它当成笑话来听的。“上御勤政楼，下制，云欲亲征，闻者皆莫之信”。（《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不过，这个笑话并不能让人莞尔或者捧腹，只会让人感到深深的无奈和悲哀。
就在玄宗宣布要御驾亲征的这一刻，逃亡计划已经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了。这一天，玄宗紧急任命京兆尹魏方进为御史大夫兼置顿使（相当于流亡朝廷的后勤总管），提拔京兆少尹崔光远为京兆尹，兼西京留守，其实就是让他留下来当替死鬼，同时命宦官边令诚掌管宫中的所有钥匙，这个间接杀害高仙芝和封常清的凶手，现在也被玄宗抛弃了。
同日，玄宗命快马携诏书先行赶赴剑南，以颍王李璬（玄宗之子）即将前往剑南就任节度使为由，命当地准备好一切接待工作。当天下午，玄宗就搬到了“北内”的一座偏殿里。当时，太极宫称为“西内”，大明宫称为“东内”，兴庆宫称为“南内”。所谓“北内”，估计就是靠近玄武门的地方。玄武门是禁军驻地，玄宗这时候搬到这里来住，显然说明他马上就要开溜了。傍晚时分，玄宗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集合禁卫六军，赏赐给将士们大量钱帛，另外又让陈玄礼挑选了九百多匹膘肥体壮的御马，以备跑路之用。
所有这些准备工作，都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除了少数参与的人，绝大多数官员和百姓都被蒙在了鼓里。
没有人知道，此刻的长安已经变成一条撞上冰山的豪华巨轮，而他们的船长早已悄悄解开了独自逃命的救生艇。
过了这个夜晚，绝大多数臣民就将和长安一同沉没。
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沉船事件”之一。然而，这不是泰坦尼克号，先行逃离的也不是妇女和儿童，而是领导。
六月十三日黎明，李隆基一生中最凄惶的时刻来临了。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白居易《长恨歌》）
李隆基睁着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从彻夜难眠的焦虑和不安中走了出来，从数十年的盛世迷梦中走了出来，神色恍惚、步履蹒跚地迈上了那驾前途未卜的马车，迈上了一个太平天子从来没有想象过的流亡生涯。一夜之间，这个风流皇帝真的老了。
作为一个七十二岁的人，其实李隆基早就老了，可他在叛乱爆发前之所以一直显得容光焕发、神采奕奕，是因为有盛世伟业的光圈在渲染，还有艺术和爱情的魔力在滋养。如果说人的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并不能完全划等号的话，那么李隆基的心理年龄顶多只能算是中年。所以，虽然时光的潮水会裹挟着每一个人从出生、成长一直奔向衰老和死亡，但是李隆基的生命河流显然筑起了一道堤坝——由功业、艺术和爱情这三者共同构成了大坝的承重材料，为他成功拦截了数十年的时光潮水，从而有效延缓了生命的衰老。
至少在心理上，在精神状态上，李隆基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然而，当安禄山粗暴地将李隆基的生命堤坝一举击碎的时刻，当所有的光圈和魔力遽然消失的时刻，被拦截多年的时光潮水就在李隆基身上发生了某种“泄洪”效应。于是，真相瞬间裸露，一直拒绝衰老的李隆基不得不面对一个客观事实——他已经是一个七十二岁的古稀老人。
最惨的是，这个老人现在还要被迫抛弃他的帝京长安，抛弃他的九重宫阙，抛弃他的万千臣民，抛弃他一生追求和经营的一切，凄凄惶惶地亡命天涯！
世间还有什么比这更惨的事吗？
李隆基不知道。
可残酷的命运马上就会告诉他——有。
上苍不仅要夺走这一切，最终还要夺走他的最爱——杨贵妃。
【千乘万骑西南行】
这一天，跟随玄宗一起逃亡的人有杨贵妃、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秦国夫人，以及太子、皇子、公主、妃嫔、皇孙，还有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等少数几个大臣，此外就是一些亲近的宦官和宫女。这支逃亡队伍在陈玄礼所率禁军的护卫下，从延秋门（宫城西门）出太极宫，匆忙向西而逃。
当时，只有住在宫内的皇家眷属才有幸跟着玄宗逃出生天，而住在太极宫外的妃嫔、公主、皇子、皇孙等，都被抛弃了，更不用说一般的臣民了。
不过，最后的时刻，玄宗心里多多少少还是惦记着老百姓的。
经过左藏（国库）的时候，杨国忠对玄宗说：“烧了吧，免得落到贼人手里。”玄宗满脸哀伤地望着这个曾经最让他引以为傲的所在，长叹一声道：“算了，如果贼人来了得不到它，必然会劫掠百姓；不如给他们，免得让老百姓受苦。”
玄宗一行出长安西门后，很快就过了西渭桥。队伍刚一过桥，杨国忠立刻命人将桥焚毁。玄宗一见大火燃起，赶紧说：“士庶各避贼求生，奈何绝其路！”（《资治通鉴》卷二一八）当即命高力士带人回去扑火，让他把火灭掉再回头追赶队伍。
玄宗已经不惦记百姓很多年了。这一刻，他终于又想了起来。
这场叛乱带给了他无尽的痛苦，但也带给了他一丝久违的清醒。
只不过，这样的清醒来得太晚了。
六月十三这天，尽管整座长安城早已人心惶惶，可还是有一部分忠于职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