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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的盛唐-第20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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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璟面前,一是一二是二,什么事都要秉公而行,照章办理,不要说宁王,就算是天子李隆基本人的事情,该驳的时候他也照驳不误。

宋璟就任宰相期间,有几次都是直接驳了皇帝的面子。

第一次是在他拜相不久的开元五年年底,玄宗命宋璟和苏颋给自己的皇子、公主起名字和封号,总共起三十对备用,还特别交代他们,除了这三十对外,一定要另想一对最漂亮的名字和封号呈上,显然是想赐给他最心爱的某个皇子或公主。

按说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只不过举手之劳,又能讨天子欢心,何乐而不为呢?

可宋璟偏偏不认为这是小事,而是关乎皇室和社稷稳定的大事。

为什么这么说呢?

道理很简单,玄宗既然有某个特别宠爱的皇子或公主,那就意味着他有某个特别宠爱的嫔妃,正所谓“母宠子爱”“母以子贵”。如果在这件事上迁就天子,那就等于助长了后宫的争权夺宠之风,而在宋璟看来,后宫的女人战争,最后往往会波及到外朝,导致社稷不宁,政局动荡。自古以来,这种事情可谓不胜枚举。远的不说,单说高宗永徽年间武昭仪和王皇后之间的后宫大战,最终就酿成了高宗与宰相集团的君臣对决,彻底改写了大唐王朝的历史。所以,此风断不可长,必须把天子的这点偏私之念扼杀在萌芽状态。

职是之故,宋璟一点面子也不给玄宗,当场就把事情挑明了,说:“天子之爱,犹如天地覆载苍生。陛下对子女的爱,也应无袒无偏,一视同仁。如今命臣等另撰一对佳名美号,显然已有所偏私。所以臣还是想将三十对名号混同以进,以彰显陛下覆载无偏之德。”

玄宗闻言,尽管心里非常不爽,表面上还是把宋璟赞许了一番。

还有一次,是在开元七年五月初一,这一天发生了日食。古人通常把日食看成是皇帝德行有亏的象征,于是玄宗慌忙下了一大堆诏书,今天宣布自己要改穿素色衣服,要撤除宫廷伎乐,减免膳食;明天又命令中书、门下省要重审监狱中的囚犯,查看有没有冤情;后天又要求有关部门要赈济贫民,劝课农桑等等,真是忙得不亦乐乎。

玄宗这么做,一方面固然是怕遭天谴,但是最主要的,恐怕还是要作秀给百官看。宋璟对这套形式主义的东西超级反感,所以立刻进谏:“陛下体恤民情,诚然是苍生之福。不过臣听说,遇到日食应该砥砺自己的品德,但关键还是在于诚心。所谓亲君子,远小人,杜绝妇人干政,排斥谗言奸佞,这才是真正的修德。对于君子来说,言大于行,光说不练是一种羞耻,若能以至诚之心去实践,也就不用下那么多诏书了。”

宋璟这番谏言,可以说是毫不避讳地揭穿了玄宗的作秀心态,一下子把皇帝搞得很下不来台。

史书没有记载玄宗对此作何反应,但是不难想象,李隆基心里八成是又羞又恼的。估计跟太宗李世民当初被魏徵弄得很不爽,回宫后只好对老婆嚷嚷,说总有一天要杀了魏徵这个乡巴佬一样,李隆基很可能当面不便发怒,可转过身也会拼命问候宋璟的十八代祖宗。

不过,无论李隆基对宋璟一而再、再而三地“触逆龙麟”是否心存怨恨,但至少他在表面上还是“虚怀纳诲”的。

因为,他要当一个像太宗李世民一样的治世明君。

所以,他只能忍。

即便宋璟的谏言让他有如骨鲠在喉,芒刺在背,他也只能一忍再忍。就像佛教所说的“修大忍辱,得大福报”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日后那个繁荣富庶的盛唐,又何尝不是这么忍出来的?

司马光有一句话总结玄宗和宋璟的君臣关系,说得非常到位。他说,宋璟“刑赏无私,敢犯颜直谏”,所以玄宗“甚敬惮之,虽不合意,亦屈从之”。(《资治通鉴》卷二一一)

最后这“虽不合意,亦屈从之”八个字,道破了玄宗的真实心境。

【宋璟:贤臣的典范(下)】

当然,宋璟之所以敢于处处坚持原则,违背玄宗意志,而且对宗室和外戚都不讲情面,关键就在于他对自己也一直是高标准严要求,正所谓欲正人者,必先正己。

有两个例子可以充分说明宋璟的严以律己。

宋璟回朝拜相之前的职务是广州都督。当时的广州地处岭南一隅,文化相对落后,老百姓住的都是竹子和茅草搭盖的简易房子,平时也没觉得有何不妥,就是每逢干燥的季节便容易失火,而且一旦失火,往往一烧就是一条街。老百姓深受其弊,却又没有能力改变。宋璟到任之后,马上教当地百姓烧制砖瓦,同时大力实施旧城改造。没多久,广州百姓就住上了砖瓦结构的房子,“自是无复延烧之患”(《资治通鉴》卷二一二)。老百姓感念宋璟的恩德,就在开元六年初为他立了一块“遗爱碑”,以此称颂他在广州的惠民之政。

当时宋璟已经回朝担任宰相,听说这件事后,当即对玄宗说:“臣在广州并没有特殊的政绩,只因今日蒙受陛下恩宠,才会有这种阿谀谄媚的事情发生。如果要革除这种风气,希望从臣开始,请陛下下诏禁止。”玄宗很满意,遂依言而行,于是天下各州从此再也不敢随便为官员树碑立传。

这件事是宋璟自我约束的典型例子。

在这方面,宋璟和姚崇可以说有着天壤之别。姚崇长期纵容儿子和属下照权纳贿,可宋璟不仅自律甚谨,对亲戚的要求也非常严格。

开元七年底,吏部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官员选拔工作,众多的候补官员云集京师。由于候选者多,职务缺额少,所以这些候补官儿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靠山的找靠山,没靠山的包红包,一个个上下奔走,四处请托,忙得不可开交。在这些人中,有一个叫宋元超的候补官,却显得超级自信。别人忙得脚后跟打后脑勺,惟独他显得气定神闲,不慌不忙。

很快,人们就发现了他如此自信的原因。

有一天,他大摇大摆地走进吏部,直接找到主管官员,报上自己的候补官身份,然后告诉对方,自己有个堂侄在朝中任职。

你侄子是谁呀?看把你牛的!

宋元超不紧不慢地报出了官职和名字——侍中兼吏部尚书宋璟。

主管官员吓坏了,这可是首席宰相的堂叔啊,怪不得一副牛皮哄哄的样子!于是吏部赶紧一边给他物色肥缺,一边上报宋璟。

宋璟闻报,马上给吏部下了一道牒文,说:“宋元超是我的堂叔,长期住在洛阳,我和他很少打交道。他确实是我的长辈,这一点我不想隐瞒,但是我更不想因为这层关系而以私害公。本来他如果不自曝身份的话,你们还可以公事公办,现在他既然说了,那就没别的选择了,一句话——请解除宋元超的候补官资格。”

宋元超打死也不会想到,宋璟居然会如此六亲不认!本来如果走正常程序,他还有被选上的机会,如今倒好,恰恰因为他是宰相的堂叔,反而鸡飞蛋打,连候补官的资格都没了。

这件事传开后,宋璟的廉政之名自然是朝野皆知。

宰相身为“百僚之长”,不仅本身要率先垂范,具备严明高洁的操守,而且更需要有知人善任的眼光和智慧,才有资格和能力领导整个庞大的文官集团。

宋璟在这方面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

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冬,他给玄宗呈上了一道任免官吏的奏疏,疏中称:“括州员外司马李邕、仪州司马郑勉,都有才干和文采,然性喜异端,好生是非,若加重用,必有后患,但全然不用,又可惜了他们的才干,故可分别授予渝州、硖州刺史;大理卿元行冲素称才行兼备,初用之时,能孚众望,时间一长却颇不称职,请转任左散骑常侍(没有实际政务的散官),以执法严正的李朝隐代之;陆象先有丰富的行政经验,为人宽厚,又能做到是非分明,可授河南尹一职。”

这就叫扬长避短,量才录用。有这样一双火眼金睛替皇帝严把人才关,玄宗就既不用担心官员队伍中有人滥竽充数,也不用担心有人怀才不遇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称,“璟为相,务在择人,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此言可谓确论。

唐代有不少隐士,其中固然有“视富贵如浮云”的真隐士,但也不乏以归隐山林作为升官捷径的投机者。有人就曾经向宋璟推荐过一个叫范知睿的隐士,称他富有文学才华,并献上其所著的《良宰论》。宋璟阅毕,在书上写下了这样的批语:“观其《良宰论》,颇多阿谀之辞。隐士理应直言朝政得失,岂能如此谄媚取容?若自以为文章作得好,可走科举应试之途,不应私下请托。”可想而知,在如此刚直不阿、明察秋毫的宰相面前,任何人想抱着侥幸心理走一条“终南捷径”,结果都只能是痴心妄想。

尽管宋璟有严明高洁的操守,有知人善任的能力,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宋璟在为相期间也犯了两大错误,从而导致了自己的下台。

第一个错误是在治理经济方面,具体而言就是货币政策的失败。

唐朝的货币流通领域从立国之初就一直存在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政府的货币供应量始终不足。由于当时的货币以铜铸为主,不像我们今天的纸币想印多少就有多少,而铜矿的开采量毕竟是有限的,所以铜钱长期无法满足市场和贸易的需要。

唐朝的货币发行始于高祖武德四年,称为“开元通宝”,规定每个铜钱的直径为0。8寸,重二铢四分(约5克)。在官铸货币发行的同时,政府明文规定:民间不得盗铸,违者处以死刑,家属籍没为奴。

然而,随着唐朝立国日久,经济逐渐繁荣,市场对货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政府发行的货币完全不能满足民间的需求,于是开始出现私人的盗铸,当时称为“恶钱”,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假币。既然是民间私铸的假币,在成色和份量上当然与官铸货币不可同日而语,但它却可以极大地缓解市场需求,因而禁止盗铸的法令变成形同虚设。到了高宗显庆、乾封年间,恶钱已经在市场上广泛流通,严重扰乱了经济秩序,政府在屡禁不止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温和的干预手段,下令用官铸一钱兑换五恶钱,再将恶钱回收销毁。

但是,这个措施却没有得到有效的实行。道理很简单,官府以一抵五,意味着老百姓手头的钱就要贬值80%,哪个傻瓜愿意乖乖地把钱拿去兑换呢?于是民间大多把恶钱藏起来,等禁令松弛了,再把钱拿出来花。不仅持有者不换,铸造者更是加大了盗铸的规模。为了躲避官府追查,很多盗铸者甚至把铸币工场设在了船上,然后把船划到江心,让你鞭长莫及。所以高宗政府虽一度想要推行新货币“乾封泉宝”(其尺寸和重量都比“开元通宝”略大),到最后还是归于失败。用现代经济学的话说,这就叫“劣币驱逐良币”。

到了武周时期,恶钱的成色和质量越来越差,连铁和锡都掺进了铜钱里。也就是说,盗铸的成本越来越低,利润越来越高,于是恶钱更是泛滥成灾。江淮一带的百姓纷纷以铸钱为业,假币制造商们要么把工场隐藏在崇山峻岭之中,要么设在船上,直接划船出海,让官府的缉捕人员要么高山仰止,要么望洋兴叹。

及至开元初年,作为政治和经济中心的长安和洛阳两京,恶钱已经满天飞了。有的假币制造商干脆不用铜,而全部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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