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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第一夫人的宫闱生活多姿多彩，李显的其他妃嫔在这方面也不遑多让。
由于李显毫无原则的纵容，上官婉儿和后宫的一些得势嫔妃悍然打破自古以来的宫廷规矩，纷纷在宫外建立私第，而且多数时间都住在私第里，什么时候入宫，什么时候出宫都没人管束，简直称得上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自由度最高的后宫嫔妃。和历朝历代那些“一入宫门深似海”的深宫怨妇比起来，上官婉儿等人几乎不能叫嫔妃，而应该称为唐朝后宫的高级白领。
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她们比现代的职业女性更自由，也更幸福。因为她们上下班都不用打卡，不想去还不用请假，同时又没有业绩压力，各种福利待遇还高得没边，实在是让人羡慕死了。
既然这些白领丽人兼有美色和权势，而且大多数时候都住在宫外，那她们身边当然不会缺男人。朝中的一些官员如蚁附膻，纷纷拜倒在她们的石榴裙下，“从之游处，以求进达”。（《资治通鉴》卷二○九）
这种时候，要说这些女人还会自觉自律地抵拒诱惑，为皇帝李显守身如玉，那显然就是扯淡了。比如上官婉儿身边，就经常有一个美男子朝夕相伴。这个男人就是当初武三思的鹰犬崔湜。
既然上官婉儿等妃嫔大多时候都住在宫外，那她们身边必然会有一大批侍候起居的普通宫女。可以想见的是，这些寂寞难耐的宫女一旦有机会在宫外生活，一颗颗驿动的芳心自然也会去寻找各自停泊的港湾。
史书中有一则“后宫红杏集体出墙”的记载，就足以从侧面证明这一点。
那是景龙四年（公元710年）元宵节的晚上，李显携韦后微服出行，到闹市去观赏花灯，同时把几千名宫女放出宫去游玩，没想到大多数宫女竟然集体失踪，从此一去不回，让李显目瞪口呆，懊悔不迭。
这几千不辞而别的宫女到底上哪去了呢？
首先有一点可以肯定，她们绝对不敢回自己的家乡，因为她们当年入宫都是登记在册的，逃回老家的唯一结果就只能是抓回来治罪。所以，唯一的可能就是——她们从此隐姓埋名，改头换面，毅然决然地追求自己的终身幸福去了。
当皇帝当到李显这份上，被自己的妻妾戴上数以千计的绿帽，也算古往今来只此一个了。
唐中宗李显连自己的老婆们都管不住，自然很难希望他管好手下的文武百官。所以他在位时的大唐朝廷，可以说是开国将近一百年来最腐败、最混乱、最糜烂的一届政府。
景龙年间的帝国政坛上，不仅有一大群政治女性恃宠弄权，贪赃枉法，搞得斜封官满天飞，而且掌管大唐吏部，本身也不是什么好鸟。
在不算太短的时间内，朝廷两个握有实权的吏部侍郎居然都是武三思当年的鹰犬：一个是崔湜，一个是郑愔。
武三思死前，崔湜只不过是个中书舍人，可自从成为上官婉儿的情人后，就开始飞黄腾达了，先是升任中书侍郎，很快又兼任吏部侍郎、同平章事，赫然进入了宰相行列。郑愔也差不多同时擢任吏部侍郎、同平章事。
这两个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的政治投机客共同执掌朝廷的吏部后，便利用手中的人事大权，倾力交结权贵，大肆贪赃受贿，所录用的官员经常超过原定的编制；有时因收受重贿，职位缺额又不够，就寅吃卯粮，提前支取后三年的缺额，把大唐的选官制度败坏得一塌糊涂。
有道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崔湜得势后，他老爸也不甘寂寞，硬是捞了一个国子司业的官，然后整天正事不干，专门帮着儿子卖乌纱。
当然，乌纱都是由儿子给，钱却是落入老崔自己的腰包。有一阵子生意太好，老崔光顾着收钱，把人家托付的事给忘了，没跟儿子打招呼。那个买官的仁兄兴冲冲地交了钱后，左等右等，却始终等不到官做，就去找崔湜告状，说：“崔大人，您有个亲戚收了我的钱，为什么不给我官做？”
崔湜勃然大怒：“哪个亲戚收了你的钱？看我不把他乱棍打死！”
那人冷笑：“千万别，您要是把他打死了，可得守孝三年啊！”
崔湜闻言，才知道是他老爸干的好事，顿时满脸通红，恨不得找个墙缝钻进去。
崔湜和郑愔如此丧心病狂地大搞腐败，自然引起了少数正直朝臣的愤慨。几个御史暗中搜集了一堆铁证，在一次朝会上突然对他们发起了弹劾。
看着御史呈上来的这些确凿无疑的证据，李显终于如梦初醒，慌忙将二人逮捕下狱，命监察御史裴漼审理。
眼见后党的两个骨干一下子被告倒了，安乐公主马上跳了起来，亲自出马去找裴漼，又是威胁又是利诱，让他识相一点，将崔、郑二人从宽发落。没想到裴漼根本不买她的帐，反而在次日朝会上弹劾她妨碍司法公正，并且当天就判处郑愔死刑、崔湜流放。
关键时刻，李显再次和起了稀泥。他匆忙下旨，将判为死刑的郑愔赦免，改判为流放吉州（今江西吉安市）；将判为流放的崔湜赦免，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司马。
可即便如此，后党的人还是不依不饶。
尤其是上官婉儿，一看自己的情夫要被贬到那鸟不拉屎的边瘴之地，马上和安乐公主、驸马武延秀一起去找李显，拼命为崔、郑二人求情辩护。李显不愧是天下第一和事佬，赶紧又作出改判，让崔湜当襄州（今湖北襄樊市）刺史，郑愔改任江州司马。
一件证据确凿的铁案，居然被皇帝如此轻描淡写地了结了；两个罪行昭彰的败类，居然如此轻易地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御史们义愤填膺，但是却无可奈何。
而更让人们愤怒和无奈的是，没过多久，崔湜就大摇大摆地回到长安，官复原职了。原来皇帝对他的贬谪，纯粹是做做样子而已。
朝政腐败到了这个程度，人们夫复何言？
幸福的日子总是过得特别快，一转眼中宗李显已经五十五岁了。在他这个年纪，祖父太宗皇帝已经作古四年，父亲高宗皇帝也已经病入膏肓，即将不久于世，惟独李显在这个岁数上还是身心康泰，无病无殃。
李显甚感欣慰。
他觉得，照自己这个精神头，起码再活个二三十年不成问题。
然而，此时的李显绝对没有想到——他的好日子到头了。
他幸福的生活将在这一年戛然而止，他健康的生命也将在这一年无疾而终。
按照佛教的说法，每个人的福报，亦即每个人应该享有的幸福、快乐、成功、寿命等等，就像是银行的一个存款账户。你如果懂得珍惜生命，善待他人，并且懂得利乐人群，造福社会，那么你就等于是在向账户里头存进更多款项；而假如你耽于声色，纵情享乐，对自我、他人和社会都产生了太多负面作用，那么你就是在拼命支取你的银行存款，等到账户余额显示为零的时候，对不起，福报享尽，你这一生的游戏也就结束了。
而李显在这些年里的所作所为，显然是把自己的福报当成了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金山银山，于是拼命挖掘，尽情挥霍……
所以，在五十五岁这一年的夏天，他的生命终于走到了尽头。
【丧钟为谁敲响？】
自从几个不畏权贵的御史弹劾宗楚客和崔湜相继失败后，朝中少数仍抱有正义感的官员对时局就心灰意冷了。因为有这样一个黑白不分，稀里糊涂的天子在位，帝国政治就只能是乌烟瘴气，一团糜烂，所以那些正直的朝臣到头来也只能独善其身而已，再也没有针砭时弊，激浊扬清的动力了。
然而，就在满朝文武都在令人失望的现实面前保持沉默的时候，帝国的底层却传来了几声微弱却又清晰的呐喊。
首先，一个叫郎岌的定州士人大胆上书皇帝，说出了朝野上下人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韦后和宗楚客等人擅权乱政，迟早会谋逆作乱！”
听到如此强烈而直接的指控，韦后顿时暴跳如雷。她马上去找皇帝告状，要求杖杀上书者。李显二话不说，立刻命人将郎岌乱棍打死。
可是，有道是“位卑未敢忘忧国”，布衣郎岌刚刚因为说真话掉了脑袋，随即又有一个叫燕钦融的低级军官再度上言：“皇后淫乱，干预朝政，致使外戚坐大；安乐公主、武延秀、宗楚客这些人，都有危害社稷的图谋！”
这一次，中宗李显终于觉着有些不对劲了。
如果说布衣郎岌胆敢大放厥词是因为他脑子坏了，那么燕钦融明知道这么干只有死路一条，为什么还要往刀口上撞？难道他们都疯了？
李显想了好几天也想不出一个所以然，最后决定亲自召见燕钦融，听听他到底想说些什么。
景龙四年（公元710年）五月中旬的一天，在许州担任司兵参军的小官燕钦融，破天荒地得到了天子的召见，来到了长安。
在皇帝面前，燕钦融面不改色，侃侃而谈，一一指陈朝政的弊端，并且毫无惧色地对韦后一党进行了严厉的抨击。李显听完后，沉默了很长时间。最后他无力地摆了摆手，示意燕钦融退下，既不作任何表态，也不对他作任何追究。
就在天子接见燕钦融的同时，宰相宗楚客也寸步不离地守在殿外。燕钦融一退下，马上就有眼线向宗楚客通报了刚才发生的一切。宗楚客立刻感觉有些不妙。因为皇帝虽然没有表态，但他对燕钦融的那番“大逆不道”之言居然保持沉默，而且又没有治他的罪，这足以说明——皇帝已经默认了燕钦融对后党的指控。
这还得了！假如皇帝真信了他说的话，那岂不是大祸临头了？更何况，一个小小的司兵参军，竟然敢在皇后、公主、驸马、宰相的头上屙屎屙尿，而且还能毫发无损地走出太极宫，这样的事一旦传开了，朝中的谏官一定会趁此机会对后党群起而攻，他宗楚客日后还怎么混？
不行，决不能放过这小子！
可皇帝摆明了就是要放他一马，自己一时间又找不到什么借口收拾他，怎么办？难道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他走出太极宫，走出长安城？
不，老子今天就算得罪皇帝，也一定要把你小子灭了！
一想到这里，宗楚客就再也坐不住了。他立即假造了一道皇帝诏书，然后飞身而起，跑到飞骑营召集了一帮禁军侍卫，最后终于在宫门附近截住了即将离去的燕钦融。
一追到人，宗楚客马上命令禁军开打，十几个人拳脚齐下，很快就把燕钦融打了个半死。接着，宗楚客又命人抓住他的脑袋往石头上撞，最后当场扭断了他的脖子。
看着桀骜不驯的燕钦融终于像一条破麻袋一样瘫软下去，宗楚客忍不住大呼痛快。
宗楚客固然是痛快了，可有一个人却很不痛快。
他就是天子李显。
光天化日之下，当朝宰相居然敢在皇宫中杀人，而且还是矫诏杀人，这也太无法无天了！你宗楚客还有没有把我这个天子放在眼里？暂且不论你的矫诏之罪，也不论你知法犯法之罪，单单看你的杀人动机，就够耐人寻味了。你为什么非要打死燕钦融不可？这不恰好证明你做贼心虚吗？如果燕钦融的控告纯属诬陷，你大可以在大唐律法规定的范围内，启动正常的司法程序，定他一个诽谤罪，按“反坐法”来惩治他，同时还你自己一个清白。可你偏偏不这么做，而是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