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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心人不难发现，武皇已经悄然启动了权力交接的进程。
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平民苏安恒公然上书劝武皇尽早还政李唐，而且措辞非常露骨，几乎没有给武皇留半点面子：“……陛下虽居正统，实因唐氏旧基。当今太子追回，年德俱盛，陛下贪其宝位而忘母子深恩，将何圣颜以见唐家宗庙，将何诰命以谒大帝坟陵？陛下何故日夜积忧，不知钟鸣漏尽？臣愚以为，天意人事，还归李家，陛下虽安天位，殊不知物极则反，器满则倾……”要是在以前，有人胆敢这么跟武皇说话，十个脑袋也不够砍的。可现在武皇看完后只是淡然一笑，虽然没有采纳，但也不加罪。
稍后，武曌又下令：“自今有告扬州及豫、博余党，一无所问，内外官司无得为理。”宣布各级官府从此不再追究参与徐敬业和李唐诸王叛乱的人。不久，又派御史“按覆俊臣等旧狱，由是雪免者甚众”（《资治通鉴》卷二○七）。也就是为来俊臣等人所制造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
种种迹象表明，此时的女皇武曌就像一个在海边堆筑沙堡的孩子，正在一点一点地推倒她曾经努力建造的一切。
首先当然是从那些看上去不太舒服的地方开始。
虽然女皇不动声色，动作缓慢，但却目光坚定，有条不紊，所以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座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沙堡不久就将从世界上消失，成为人们心中或眷恋或厌憎的一份记忆。
然而事情还是出现了不可预料的变化，使女皇推动沙堡的那只手忽然停了下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
变故缘于女皇宠爱的二张。
【男宠乱政】
要判断一个人是否真的老了，有两样指标通常很准确：一、这个人清晰地记得久远的事情，但常常记不住刚刚发生的事；二、看得清远处的东西，却看不清近处的事物。
垂暮之年的武皇就是这样子。
她对于武周革命时期的弊政心知肚明，所以老来才会逐步进行拨乱反正的工作；可对于枕边的两个小情人却一再纵容，对他们肆无忌惮地弄权乱政根本不以为意。
所以说，女皇武曌真的老了。
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八月，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太平公主联名上表，请求封张易之、张昌宗为王。此举大出人们的意料之外，但仔细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如今天下，二张俨然已是女皇武曌的代言人，是大周帝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无论是李唐宗室、武氏诸王，还是满朝文武，都只能对他们俯首帖耳，惟命是从。因为巴结讨好他们，就等于是向女皇表示敬意和效忠。既然如此，太子兄妹们的这种做法当然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二张毕竟只是男宠，受封异姓王实在过于扎眼，武皇只好拒绝了太子兄妹的奏请。可李显等人却不屈不挠，数日后再度上表。武皇一看儿女们如此盛情，也就不好再拒绝，于是退而求其次，赐张易之为恒国公，张昌宗为邺国公，各封食邑三百户。
连堂堂的帝国储君都要千方百计地向二张献媚，当朝宰相们就更要不遗余力地巴结他们了，如参与《三教珠英》编纂的李峤，忙着和二张攀亲戚的韦嗣立，说莲花似六郎的“两脚狐”杨再思，凡事模棱两可但求明哲保身的苏味道，奉旨通奸搞得家庭破裂的李迥秀等人，几乎都投靠于二张门下，溜须拍马，百般逢迎，一心一意受其驱遣。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宰相都是这样的软骨头。
有一个人就自始至终不愿向二张摇尾乞怜，更不愿与其同流合污。
他就是时任左肃政台大夫，同凤阁鸾台三品的魏元忠。
几年前魏元忠担任洛州长史时，恰好是洛阳令张昌仪的顶头上司。张昌仪仗着两个哥哥的权势，虽只是一个小小的县令，却一贯骄狂跋扈，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每次到州府公干都是鼻孔朝天横着走的。前几任长史都对他阿谀谄媚犹恐不及，当然不敢有半点得罪，对他比对宰相还尊重。有一天张昌仪照旧大摇大摆地闯进长史办公室，里面的人忽然把他轰了出来，命他按规矩乖乖到走廊外面排队等候。张昌仪恼羞成怒，一问才知道此人是新任长史魏元忠。这件事过去没多久，张易之的一个家奴又在洛阳街市闹事行凶。魏元忠毫不客气，一抓到这个恶奴就把他杖杀了。从此张氏兄弟更是对他恨之入骨。
后来，魏元忠当上了宰相。有一次雍州长史出缺，张易之想让他的弟弟，时任歧州刺史的张昌期接任，武皇马上就答应了，其他几个宰相也纷纷附议表示赞同，唯独魏元忠坚决反对：“张昌期年纪太轻，没有行政经验，在歧州任内，居民几乎全逃光了，雍州是帝京，政务繁重，张昌期绝对不够资格。”
武曌默然，此事遂不了了之。过后魏元忠又面奏武皇，说：“臣自先帝时代起蒙受皇恩，而今忝居宰相之职，不能尽忠职守，致使卑劣小人充斥陛下左右，这是臣的罪过！”
武曌心里大为不悦。
二张更是对魏元忠恨得咬牙切齿，发誓一定要除掉他。
长安三年（公元703年）九月，七十九岁的武皇开始病魔缠身了。二张顿感不妙，于是决定对魏元忠下手。九月初的一天，张昌宗突然向武皇递上一纸诉状，指控魏元忠私下与人议论：“太后老了，不如辅佐太子才是长久之计。”
二张的这项指控显然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首先，魏元忠以宰相之尊兼任东宫属官，其政治立场自然是倾向于太子的，所以这项指控很容易让生性多疑的女皇相信。其次，由于二张不久前间接逼死了李显的儿女、女婿和外孙，所以不仅彻底抵消了他们拥立太子复位的功劳，而且还与太子结下了血仇，如此一来，二张肯定会担心太子即位后找他们报仇，于是不如来个一箭双雕，利用这项指控把太子李显一块儿整倒。
不出二张所料，武曌一看到诉状便勃然大怒，立刻把魏元忠逮捕下狱，并命他第二天在朝堂上与张昌宗当廷对质。
为了一举置魏元忠于死地，二张决定找一个人出来作伪证。
他们找到的这个人叫张说。
张说是武曌在载初元年（公元690年）开制举时通过殿试亲自录取的第一个状元郎，称得上是朝野知名的大才子，曾参与编纂《三教珠英》，时任凤阁舍人。二张对他软硬兼施，既以权势相逼，又以富贵相诱。张说无可奈何，只好硬着头皮答应。
翌日，武曌召集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和各位宰相在朝堂上旁听。魏元忠和张昌宗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吵来吵去也没一个结果，最后张昌宗使出杀手锏，说：“张说听过魏元忠讲的话，可以让他作证。”
武曌随即传唤张说上殿。
此时，一批拥护李唐的朝臣正在殿外焦急地关注着事态发展，因为此事牵连太子，万一魏元忠之罪坐实，那太子无疑也要身处险境。
就在这时候，张说匆匆而来的身影映入了大家的眼帘。众人立刻围了上去，其时与张说同任凤阁舍人的宋璟（玄宗朝与姚崇并称的一代名相），立刻冲上去拉住张说的手，说：“名义至重，鬼神难欺，不可依附奸邪陷害君子以求苟免，即使因此获罪流放也不失荣耀。若有不测，我当叩开殿门，据理力争，与你同死！请努力为之，万代瞻仰，在此一举！”
此时其他的朝臣也纷纷上前为张说打气。殿中侍御史张廷珪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左史刘知几（著名史学家，《史通》的作者）也说：“不要在青史上留下污点，让后世子孙背负骂名！”
在众人的劝说之下，张说的立场开始动摇了。关键倒不是众人的道德说教激励了他，而是因为他对自己的选择重新进行了考量。他很清楚，二张无德无功，仅以美色事人，其荣宠不可能维持长久，等到女皇一死，他们必定没有好下场，倘若今天替他们诬陷魏元忠和太子，来日一旦太子即位，自己肯定没有好果子吃。可是，要不听他们的，所有的富贵和前程恐怕在今天就得断送。
向左走，还是向右走？
这是一个问题。
张说就这样带着激烈的思想斗争迈上了大殿。
武曌迫不及待地问他，是否听过魏元忠的大逆不道之言。张说正在沉吟，还没来得及说话，魏元忠就冲着他喊：“张说，你打算和张昌宗联手陷害我吗？”
张说白了他一眼，没好气地说：“你这个宰相说话怎么跟市井小民一个口气，怎么听风就是雨？”
张昌宗在一旁催逼他废话少说，赶紧作证。
这时候张说已经打定主意：必须把眼光放长远，宁可吃些眼前亏，也决不能把身家性命和仕途前程寄托在随时有可能垮台的二张身上。
后来的历史证明，张说的选择是正确的。他虽然因此暂时遭到了贬谪流放的命运，但是很快就重返朝堂，在后半生中三度出任宰相，可谓位极人臣，被世人誉为玄宗开元年间的“一代文宗”。
决心已定，张说看都不看张昌宗一眼，仰头对着武皇说：“陛下请看，在陛下面前，张昌宗尚且如此逼迫，何况在外呢？臣今日在大庭广众之中，不敢不据实回答，臣实在没有听见魏元忠说什么话，完全是张昌宗逼臣作伪证！”
此言一出，旁听众人顿时哗然，没有人想到张昌宗自己找来的证人居然临阵倒戈。
二张暴跳如雷，厉声高喊：“张说也参与了魏元忠的谋反，他们都是反贼！”
这下连武皇也懵了，她脸色一沉，说：“这到底怎么回事？”
二张气得脸红脖子粗，一人一句抢着说：“张说曾经说过魏元忠是伊尹、周公，伊尹放太甲，周公代王位，不是想造反是什么？！”
二张话音未落，张说旋即发出几声冷笑：“你们这两个不学无术的小人，只听过伊尹、周公之事，何尝得闻伊尹、周公之道！没错，魏元忠荣任宰相之日，臣确曾前往道贺，并勉励他以伊尹、周公为楷模，只因伊尹辅商汤，周公辅成王，皆为臣至忠，古今仰慕！陛下任用宰相，不教他效法伊尹、周公，教他效法谁？臣岂不知今日附张昌宗立可拜相，附魏元忠立致族灭！但是，臣畏惧魏元忠冤魂不灭，故不敢任意诬陷。”
“张说！”武皇歇斯底里地喊，“你这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应该和魏元忠一起被扔到监狱里！”
几天后，武曌又传唤张说，他还是那些话。武曌怒不可遏，命各宰相会同河内王武懿宗一起审理，张说仍然坚持初供。
魏元忠被诬下狱，张说因不作伪证也身陷囹圄，朝野上下顿时群情哗然。正谏大夫兼宰相朱敬则当即上疏抗辩：“元忠素称忠正，张说所坐无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那个曾劝武皇还政李唐的平民苏安恒也再次上书，依然是一副毫无顾忌的口吻：“陛下革命之初，人以为纳谏之主；暮年以来，人以为受佞之主。自元忠下狱，里巷恟恟，皆以为陛下委信奸宄，斥逐贤良。……窃恐人心不安，别生他变，争锋于朱雀门内，问鼎于大明殿前，陛下将何以谢之，何以御之？”（《资治通鉴》卷二○七）
正所谓位卑未敢忘忧国，苏安恒一介平民，却敢于三番五次上书直谏，触逆龙鳞，除了个人的忠义和胆识之外，也足见长安确实是李唐的命脉所系之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百姓，一日也不曾忘却李唐。
二张看到苏安恒的奏书时，不禁勃然大怒。一个小老百姓，居然也敢用这种口气跟皇帝说话，还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