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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号伴随着密集的枪声，在群山中响着。过了一会，山下答号了。原来二二○团的一营和另外两个连，也掉了队，敌人弄不清我们有多少人，不敢盲动。我们集合了半天，一共收容了六个连队。当然靠这六个连，也冲不过公路去。唯一的办法是转回皖西去。
吃的粮食本来就困难，现在又仓促转移，更是无处筹备。每天，部队只能找些秋南瓜充饥。在西河，我们进行了轻装，又把勤杂人员整编了两个多连队。这样，一共有了九个战斗连队。在红旗山、丁家埠会合了皖西道委领导下的八十二师后，为了统一皖西的部队指挥，决定成立红二十八军，将红二十五军的一部分改编为八十四师，原皖西的八十二师仍保留其原番号。于是，红二十八军的番号，再次在皖西恢复起来。
从此，鄂东、皖西又各有了一支主力部队，两下虽然得不到直接的支援，但是两地的同志，都怀着一个共同的信念，保卫苏区，保存和发展红军的力量。2 经过敌人多次“围剿”的皖西苏区，这时只剩下一片狭小的地区。东西长不过二百里，南北宽不过五十里，最窄处只有十几里。在反革命“血洗”苏区的摧残下，到处是一片瓦砾，十室九空。敌人在这片土地上犯下的滔天罪行，真是罄竹难书。国民党七十五师师长宋天才，用汽车装走了几千青年妇女，运到河南卖了，许多家庭被灭绝了后代。在吕家大湾，我们发现一个新土堆，开始不知道埋的什么，挖开一看，是一百七十多具被无辜惨杀的尸体。血的仇恨，激起了全体红军战士无比的愤怒。复仇的烈火，在战士胸中燃烧。
这时，敌人在皖西“进剿”、“驻剿”和“追剿”的部队，不下十个师（近十万人）；我们名曰一个军，实际上不过两千多人，而且粮缺弹少，又值寒冬。因此我们当时的行动方针是：避免与敌人硬战，分散进行游击活动；八十二师坚持原地斗争，八十四师到赤南熊家河一带，一面游击，一面筹备给养。
我们游击到赤南，反动派十二师、四十五师一个旅和独立三十四旅，又分路合击上来。我军跳出包围圈，连夜向外转移。经六安、简家畈、东西莲花山、八道河、春树岙、母猪河一线进入湖北的罗田县境僧塔寺。把敌人甩掉之后，又转回赤南熊家河一带。我军当时的生活状况，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肩膀上扛粮袋，屁股后头挂镰刀”。除了枪支弹药外，每人都备有一个粮食袋和一把镰刀。有时，白天荫蔽在山里，自己割草搭棚子；晚上就下山去“打粮”。时常跑了一夜，也奔不上个“大户”，只能搞点米回来。“打粮”回到苏区，除了供给部队和伤病员，有时还救济穷苦的群众。苏区的群众更是不顾生命的危险，给红军送情报，千方百计地掩护红军的伤病员。有些受敌人摧残严重的村庄，人虽然很少了，但只要剩下一个人，他的心仍向着红军，向着共产党。在粮食最困难的时候，军民吃饭几乎不分彼此，老乡做好了米汤叫战士们去喝；战士们煮好了稀饭，请老乡一块喝。有的群众自己忍着饿，把仅有的一把米、一把菜，送给部队吃。有些群众被反动派抓去了，要他们领着找红军，有的领着敌人乱转，有的宁死也不说红军的去向。红军和人民群众，就是这样相依为命，同度艰难。
十月底，我们向北游击，在商城的红门，一举歼灭了宋时科的独立三十四旅一个团，缴获了大批的枪支弹药和一部分棉大衣。借助这个胜利，又收容了一部分归队的伤病员，先后组织起两个多连，使八十四师得到了补充。不久，八十二师从赤城过来。会合以后，时值冬天来了，大雪纷飞，过冬的衣服问题，是我们每天谈论的中心。全军大部分人还穿着单衣。没有棉被，睡觉也是就地一歪。有时住上有人烟的村庄，弄到点稻草盖在身上，那算是很美的了。可是，被敌人多次火焚过的村庄，稻草也成了罕见之物。有的同志晚上冻得不行，只好起来跑跑跳跳，用这个办法来取暖。我们的供给部，这时全部的财产只有十三块钱。这几块钱，一来买不到几匹布，二来在敌人严密控制下，也无法买到布。唯一的办法，还是靠打仗。
这天，我们打听到段集、吴桥有个布行，是土豪开的。于是便来了个“黄鹰抓小鸡”的战术，一下搞到六百多匹布和几百斤棉花。战士们情绪高极了，纷纷说：“现在该不愁穿了。”
愁还是愁。有了布，棉花还太少。再能搞到些棉花多好啊！说来凑巧，赤城县委书记吴代芬同志来了。他说：“叶集有棉行，也是土豪开的。”
这个情报，真是“雪里送炭”。
叶集，是霍丘县西面的一个镇子，原驻守着反动派宋时科的部队，不久以前因被我们消灭了一个团，残部都调到霍丘整训去了。这时，镇上只有四百多民团防守。我军连夜奔袭赶到，歼灭了民团，搞了一千多斤棉花。又在市面上买了一部分。合计了一下，每人能摊到一斤多棉花。一套衣服怎么絮呢？经过大家研究，决定棉袄絮上薄薄的一层，棉裤腿和裤裆都不絮棉花。布有多余的，每人再发一副裹腿。
全军人人动手，你帮我，我教你，几天功夫，棉衣全做成了。虽然长长短短，缝得不太美观，不过，象这样全军大换装，人人穿上新衣，打上新裹腿，还是头一次呢！
吃穿的困难，渐渐解决了。打大仗的欲望在每个同志心里升起。可是敌人兵力十分强大，从哪儿下手呢？由于围攻七里坪的教训，我们都特别慎重。当时的方针是：打不了不打，打不胜不打。不打则已，要打就打歼灭战。寻找战机，我军在敌人大包围中跳来跳去。
11月底，我军在固始以南狗鸡岭、铁道冲消灭了四十五师一个团另两个连后，敌人又调动两个师和两个旅，分四路向我熊家河进攻，企图报复。我军在前后塘、天桥与敌激战了一天，便主动转移。由金家寨以南渡过史河，刚刚进到了古皮冲，得到情报：驻守金家寨的独立第五旅和该县县长率领的民团围攻过来了。我们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机，以两个营正面阻击，主力转到侧后，一个猛冲，把敌人一个旅打垮。俘虏八百多名，缴了三门迫击炮，四挺重机枪，七百多支步枪。带队的县长也被打死了，敌旅长负重伤逃回。
等敌人的援兵赶到，我军携带着胜利品早转移了。
转回苏区，必须通过南溪和金家寨之间的两道封锁线。刚打了胜仗，部队两天两夜没休息了，又抬着伤员，背着缴获的枪支弹药和粮食，行军速度很慢。当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到达南溪附近时，天快亮了。在马头山又打了个小仗（歼敌一个连），耽误了些时间，现在，要按照预定的计划到大埠口一带宿营，还要翻过南泥湖的一架大山，路程有四十多里。部队十分疲劳，再走过这四十里，是困难的。因此，便派出两个营警戒汤家汇和南溪的敌人，其他部队停下来做饭、休息。
饭还没做熟，敌五十四师从南溪进攻上来了，又是机枪又是迫击炮，火力很强。我们研究了一下地形和敌人的部署，决定先把敌人调动一下，然后歼灭它。随即命令两个营顺着一个突出的山梁向上运动，到达山顶后，只留下一个排固守，其余的主力又顺着一条山沟荫蔽地撤下来。
敌人只看到我军两个营往山上运动，却没看见撤下来，便误认为那个山是我军的主要阵地，随将兵力、火力转向那架山。这时，我军集中四个营从敌人右翼猛打过去。待敌人发觉上了当，已经晚了。激战仅一个多小时，敌人两个团除跑掉一个营外，其他全部被歼。五十四师代理师长柳树春和一千六百多名官兵做了俘虏。
柳树春是保定军官学校出身，据他自己说，曾经当了十三年团长和四年旅长，可算得上“老资格”了。他万没想到会当红军的俘虏。被俘以后，他怯生生地问我：“军长，你是黄埔几期？”
在他们脑袋中，只有住过正牌军官学校的人才能指挥打胜仗。军队若是打胜仗，似乎一切都应归功于指挥官。他哪里知道，我们党领导的红军，就是一所最好的学校。红军所以能打败比自己强大的敌人，重要的原因，不单是某一个红军指挥员的个人如何，而是因为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有阶级觉悟的部队。当然，这些道理作为一个反动军官的柳树春，是无法理解的。
柳树春见我摇头，又问：“那你一定是‘保定’的了！”
我说：“你别再问了，我既没听过保定的课，也没入黄埔的门，我是青山大学毕业。”他愕然地想了半天，说：“这青山大学，在哪儿？”
我用手指指外面的山说：“呶！就在这儿！”他这才低头不语了。过了一会，又怯生生地说：“敝人有一个问题百思莫解，不知当问不当问？你们苏区，房无一间，粮无一粒，你们是怎么生存的？”他这一问，确实激起了我的愤慨。我说：“你倒好意思说出口！房无一间，是你们烧的；粮无一粒，是你们抢的。你们以为，烧杀能毁灭一切。这是强盗的想法。烧杀只能证明你们野蛮。你们欠下的这笔血债，总有一天要偿还的。”
柳树春吓得全身发抖，连连说：“请原谅，请原谅，这些不能归罪于我，都是蒋介石的命令。军人只懂得服从命令……”
敌人闻悉柳树春被俘，恼羞成怒，企图实行报复，接着集中四十七师全部，五十四师和七十五师各一个旅，共约十个多团，向我杨山进攻。我军士气高涨，弹药充足，两个师开展歼敌竞赛。激战一天，将敌人五六次冲锋打垮，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此战中八十四师师长黄绪南同志光荣牺牲。
连续的几次胜利，使皖西敌人大为震惊。敌纷纷收缩兵力，放弃了南溪、牛石畈等重要据点，龟缩于了家埠、李家集、汤家汇、吴梓店等地去了。红二十八军，从此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战斗活动。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等将领，因不满蒋介石的卖国政策，联合国民党内部一部分进步势力，公开宣布与蒋介石破裂，在福建组织了反蒋政府，并与红军成立抗日反蒋协定。为此，蒋介石把鄂豫皖的主力抽走，所留下的多为杂牌部队。在此有利的形势下，红二十八军，立即展开外线活动，趁此扩大苏区。不到几个月，皖西苏区已扩展到东西二百七十余里，南北一百余里。部队的人数由二千余人，扩大到三千二百余人。
农历2 月底，红二十八军活动到商城东南豹子岩，会合了吴焕先同志带领的红二十五军。分别半年多，再次相会，那种高兴的心情，真是一时难以用语言来表达。
焕先同志告诉我说：自从去年9 月黄土岗遭遇敌人，主力转移到鄂东之初，处境也十分困难，敌人曾先后集中五十八师、四十四师、三十师、十三师、三十一师、八十九师和独立三十三旅等部，多次“围剿”鄂东苏区。红二十五军主力在敌人的大包围中，日夜不停地和敌人周旋。后来敌人驻扎在鄂东苏区的中心，采取步步为营的碉堡政策。在这种情况下，红二十五军在鄂东地方党的支持下，分散坚持斗争，英勇地保卫着苏区。当大部分苏区被敌人占领后，焕先同志带着一部分部队，在天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