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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2月上旬，在陕南境内庾家河激战中，程子华同志负重伤，我头部也负了重伤。在抬子上躺了四天，一直昏迷不醒。伤势稍好以后，我就不再坐抬子。葛牌镇战斗中，天下着大雨，我正躺在床上，听说前面打的不好，全军有覆没的危险。我当即让四个人扯着推着爬到军部指挥所山上，协同指挥部队，打垮敌人的进攻，歼敌一个团又两个营。
从省委书记徐宝珊到政委吴焕先同志，都信赖我在战斗中的指挥，战斗情况一紧张，他们都要我提方案。进入陕南这一路是如此，在陕南反“围剿”作战更是如此。例如在陕南第一次反“围剿”时，得到情报：敌人“围剿”的兵力计有东北军八个师二十四个团，杨虎城四个旅十一个团，肖之楚一个师六个团，共计四十一个团。当时我军只有两个步兵团，一个手枪团。怎么战胜敌人呢，使大家苦费心机。省委会上，军政委吴焕先同志一定要我先提出个作战计划，大家再讨论。当时我提出了如下的意见：敌我力量悬殊，正面硬打对我们是不利的。拚消耗，敌人可以十个拚我们一个，结果我们拚光，敌人还光不了。因此我提出了采取先疲后打的方针。并具体地提出：敌动我先不动，部队进行动员，准备草鞋、干粮，待敌人两路或三路接近时，我们向敌人空虚的地方突出去，把敌人甩在后头，拖着转圈子，拖到一定的程度，哪一路先进，就打哪一路。求得将东北军歼灭一两个师，或者将杨虎城的部队消灭一两个旅，可以粉碎敌人的“围剿”计划。省委一致同意我的建议。红二十五军全体指战员，发扬了刻苦耐劳、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充分发扬了山地战的本领，把敌人拖了十多天，最后在袁家沟口全歼了唐嗣桐一个旅，活捉了旅长。
红二十五军从离鄂豫皖苏区，到转入陕南，这一路上敌情十分严重，内部斗争也很激烈。我自己虽有不少缺点，如军阀主义的残余作风比较严重，打人骂人，错误地认为，战斗情况紧张，不打不骂不行；又如骄傲自满情绪滋长，错误地认为红二十五军少了我不行。但是，我在这一路，在政治原则和军事斗争中所持的意见，基本方向是对头的。在军事指挥上，我能够根据敌情、地形等不同的情况，提出作战方案，不打硬仗，不拚消耗，打歼灭战，今天来看，这些都是符合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在创造根据地、肃反等重要问题上，我所持的态度也是正确的。关于创造根据地的问题，转移前，中央曾有指示，要搞根据地，要考虑敌情、地形、民情等条件。我军进入陕南以后，省委内部意见分歧很大，几次会议都未能解决问题。一种意见，陕南山大人口稀又缺粮，不能搞根据地，说红军发展了也不易巩固，主张入川会合四方面军，另一种意见，陕南条件不错，可以竖起一支红旗，在陕南建立了根据地，可以牵制东北军、西北军的部队，对东、南、西、北各地区的斗争，都可以起配合作用。我是坚决主张这后一种意见的。历史证明这种意见是正确的。当时在多数同志坚持下，我军在陕南依靠山区的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先后成立了鄂陕、豫陕特委，组织了两个游击师和许多地方武装（后两个游击师合编为七十四师）。创造了以小河口、袁家沟口、庾家河、典雅子，一、二、三天门，华阳等为中心的数块游击根据地。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该地区仍然坚持了斗争。
其次关于肃反问题。红二十五军长征以后，进入陕南之前，基本上停止了肃反扩大化，这也是经过斗争的。首先是全军同志对这种错误政策的不满，同时在领导同志之中，也有过激烈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我是坚决站在反对肃反扩大化方面的。为此我曾两次和一些人争吵过。一次是进入陕南以前，在独树镇战斗那天，个别领导人说郭述申是皖西第三党的首领，我听了非常气愤，把桌子一拍说：“要说郭述申是第三党，我们都是老三。”徐宝珊①＇ 徐宝珊同志这时是鄂豫皖省委书记，1935年4 月任鄂豫陕省委书记，这年5 月9 日病逝于陕南龙驹寨。＇ 和吴焕先说：他们不相信这话，这才把问题解决了。进入陕南以后，在华阳又发生过这类的事，在第二次召集的省委会议上，本来讨论创建根据地的问题，军部有的领导同志又提出手枪团团长杜本润、政委傅天娇等八人是反革命，要杀掉。我说：“他们都是农民出身，都不象反革命，可以放出来做苦工，继续考验他们。”经我拍桌子坚持，大部分释放了。
从1935年7 月中旬开始，我和红二十五军的同志们，踏上了更加光荣的里程——配合红军主力北上，迎接党中央，迎接毛主席。7 月中旬，我军威逼西安附近，从敌伪报纸上看到，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开始北上，我心里十分高兴，觉得应该立即配合红军两大主力行动。在子午镇以西二十里处举行的省委紧急会议上，我也是坚决主张西征北上的，并表示：能牵制敌人，保证中央顺利北上，对全国革命也有意义。在此行动中，即使我们这三千多人牺牲了，也是光荣的。我军由子午镇西进，路经双石铺，消灭胡宗南四个连，又捉到一个少将参议，从他的口供中进一步证实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北上的消息。此时胡宗南主力西调，后方留驻天水，为牵制敌人，我建议挥师北上。克两当后，我亲自带一个营打下天水北关。这一路行动中，我和军政委吴焕先同志关系是很好的。两个人凡事都好商量。过渭水以后，我们开始考虑下一步的行动问题，认为能接到中央就好，如果接不到往回转，这条渭水是个大害。往回走一定会带尾巴，那就是背水战。并讲起石达开在大渡河全军覆没的教训。打下秦安以后我分析了当时所处的情况，初步决定接不到中央就进陕北。就这样又继续西进。在西兰公路活动半个多月，打听不到中央的消息。毛炳文的部队乘七十二辆汽车赶来，我们这才决定进陕北。不幸的是，在泾川，吴焕先同志牺牲。我带交通队把他的遗体送过河，亲自给他洗了身体，穿上他最爱穿的一件青呢大氅，进行了安葬。
代理鄂豫陕省委书记、军政委吴焕先同志牺牲后，全副担子压在我身上。我想，无论如何，一定要和其他同志一起，把这支红军队伍带进陕北苏区，更希望找到党中央。
1935年9 月初，我们经过人烟稀少的华山（当地人叫绍山），忍饥耐饿，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进入了陕北苏区的边沿。在豹子州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会上正式决定由我任军长。程子华同志改任政委。在多数同志一致努力下，把红二十五军带入陕北苏区。
长征结束的时候——1935年9 月，由于周围同志的关怀，我与周东屏同志结了婚。周东屏同志是安徽六安人，1931年3 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10月入伍，1935年9 月团转党。
中央代表团和红二十五军、陕北红军负责同志开会，决定成立十五军团，并决定我任军团长；决定鄂豫陕省委与陕北省委合并，改为陕北省委。我和程子华、郭述申同志参加了省委。
陕北红军的同志，对我和红二十五军这支部队，是十分亲热和尊重的，我过去在干部团结方面，有些缺点，不大注意方式，这时也能主动地团结陕北的同志，注意工作方式，抱虚心的态度。因此，我在这段和陕北红军中的刘志丹等同志，关系处得是好的。我们在制定反“围剿”斗争计划时，决定首先打敌人的主力，东北军有七个师，如果能争取消灭他一两个师，“围剿”的局势可以改变，以至粉碎第三次“围剿”。于是组织了劳山战役。
这次战役，红军全歼东北军一一○师两个团及师直属队，俘敌三千余人。战前我和刘志丹同志亲自到劳山看了地形，战斗中又分头带领部队作战。这一仗，对粉碎敌人的“围剿”，是有重大影响的。我们在军事指挥上，采取的是“围城打援”、“诱敌深入”的伏击战，这是符合毛主席军事思想的，所以伤亡极少，胜利很大。
劳山战役以后，敌人进攻谨慎，开始采取筑碉堡，步步为营的办法前进。我们也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在决定打榆林桥时，我曾带领营以上于部，到榆林桥附近，三次看了地形，正确地选择了主攻方向，准备好了才决心打。在战斗发起以后，我亲自带二二三团攻击敌人的碉堡，全歼敌人四个营。
榆林桥战役后，我又带七十五师、七十八师攻打张村驿。正在围攻，军团政委派人给我送来信，说毛主席今晚到司令部来，要我接信后火速返回。知道了盼望已久的毛主席来了，我当即把指挥作战的任务交给两个团长，立刻飞马起程。从张村驿到军团司令部稻佐铺一百三十五里，三个半小时我就赶到了。刚回去，毛主席就来了。我向主席报告了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后，毛主席拿了一份三十万分之一的地图，看过后向我说：“好！还是要打下张村驿”。晚饭后，主席又对我说：“海东同志，你还是要辛苦一下，今晚就出发，把张村驿打下来，再决定第二步的行动。”主席亲切朴素，对下讲话完全是一种商量的口吻，给了我深刻难忘的印象。我向主席表示：这是我应尽的责任。主席又亲切地说：“晚上行军，还不辛苦吗？”临走，主席给了我一部电台。
我连夜回到前线，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早饭以后，发起攻击。打下张村驿后，我发电报向毛主席报告，主席回电令我们再把东村、套筒打开，便于集中部队。我立即带一团攻打。此战之后，十五军团和红一军团会师。我又奉毛主席的指示，带人前往直罗镇看地形，在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的亲自指挥下，进行了直罗镇战役。战斗结束后，在东村开营以上干部会，毛主席宣布一军团、十五军团为一方面军，我仍为十五军团军团长。
自从听说中央北上，我心里就有这么个想法，这些年吃过许多苦头，受过打击，见了中央要把心里的话全说出来。但因毛主席十分忙，又没有更多的机会谈。一天，我特别向毛主席汇报了鄂豫皖肃反的一些情况，并说至今还有三百多个同志受冤枉。毛主席当即指示我说，要立刻给他们摘掉帽子。党员恢复党籍，团员恢复团籍。并说：这些同志都跟着长征一路，吃了许多苦，为什么还当反革命。还让我亲自去解释、安慰他们。
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向三百多个被冤枉的同志宣布了恢复他们的党团关系。三百多个同志全哭了，我也流了泪。从这件事，我又一次感受到，毛主席是最实事求是的。那些同志如果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