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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敌斗争中，我不怕困难，可是在内部两条路线斗争中，有时我不知道如何才好。自己不参加省委领导，文化水平、政治理论水平不高，好多事感觉不对头，但讲不出道理，说不服别人。
1933年2 月下旬，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我升任副军长并兼任七十四师师长。因军部只是个架子，没有机关，我的位置还是在师里。由于这时省委执行的是第三次“左”倾路线，自然就不可能使鄂豫皖苏区的斗争顺利发展。红二十五军在连续取得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等重大胜利之后，敌人暂时收缩了疯狂的进攻。省委领导上，头脑一时又热起来。不久接到中央指令，要红二十五军“反攻”，并具体规定了第一步夺取七里坪等中心城镇的任务。这就更加助长了省委的盲动主义，于是决定围攻七里坪。我当时是看不到中央指令的，也没有参加省委的讨论会。军长开会回来传达省委的决定，在讨论围攻七里坪部署时，我从当时的敌我实际情况出发，认为当前还不是夺取中心城镇的时候，红军弱小，不能打阵地战。但这个意见没有被采纳，围攻七里坪以后，久攻不克，我军困难日增，我建议及早撤围，又遭拒绝。
围七里坪共四十三天，部队仅饿死、病死就有三千多人，这才不得不撤围。撤出以后，在一次骨干会议上，我痛心地说：“红二十五军这样好的阶级队伍，搞垮了，领导上要负完全的责任。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领导，只顾自己吃饱就不管部队了。”话没讲完，省委书记用烟斗指着我的脸说，“海东，哪个是小资产阶级？你这个观点成了问题，你没有参加会议的资格。”我立即被推出会场。
我出了会场感到头重脚轻，想到肃反中那些讲几旬怪话的人都当了反革命，这一次一定会说我反革命了。三天之中，随时准备被抓起来。就在这个时候，敌三十师、三十一师攻上来，形势十分危急，我想到如果扣我个“反革命”被杀死，不明不白的，倒不如趁敌人进攻，冲上去战死，也落上个光荣。我反复考虑后，抱定了牺牲的决心，遂把二二○团、二二二团团长找来，分配给他们任务后，我把上衣和长裤都脱下，只穿一条裤叉，要过警卫员的枪和子弹，嘱咐他原地不动，我衣服口袋里有文件，要保存好。冲锋号一响，我带交通队最先冲了上去。战士们不了解我的心，他们见此情景，奋勇向前，一齐向敌人冲去。我那时右腿已负过四次伤，哪里跑得过战士们，一刹那间，两个团和特务营、交通队的战士冲到我前面。这样一个猛冲，把敌人一个旅打垮了，俘虏四百七十名。其余各路敌人，纷纷后撤。第二天上午，省委书记沈泽民来了，见面后谈话中，他对我说：“海东同志你在军事上打仗勇敢是好的，你为什么政治上不进步？”我说不知表现在哪里，他说几次省委通知我参加会，我不到，这就是政治上不进步。我告诉他，不是不愿参加会。每次开会，政委说他是省委委员，又是政委，他去了回来给我传达。省委书记这才知道了真相。这次谈话以后，省委书记见到鄂东北道委书记徐宝珊说：“宝珊，我不死，不准再有人说徐海东有问题，哪一个说他有问题，哪个就是反革命。”徐宝珊又证明说，他从1928年就知道我，是个好同志。他们两个人对我从政治上肯定下来，才使我的生命有了保证。
我做副军长兼师长期间，一直受打击、排挤。打仗有我的份，跑路有我的份，别的权利没有。有一天，部队两顿饭没吃，我决定给每个单位发一块钱买南瓜吃，还差十三块钱，我让人到军部经理处去支，他们说要有军长、政委的信才给，我只好亲自骑马到军部找到政委开条子。我深感我这个副军长是有其名无其实，工作实在难做。但是经过思想斗争，我又想，为了革命事业，还是不计较这些吧。有时实在忍受不住，就和有的领导人吵闹几句。在一些小问题上，我尽量忍让，但是遇到些重要的问题，我还是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譬如，从七里坪撤回以后，6 月中旬，我军在向皖西转移的路上，给养十分困难。进到福田河一带，军部发出命令：过福田河以东筹粮不用调查，牛、羊、猪、鸡都可以杀，改善部队生活。接到这个命令，我十分生气，这明明是不要群众，不讲政策。当即找来三个团长谈话，嘱咐他们绝对不能执行军部的命令，特别是群众的牛不能杀，我们红军是工农武装，应该为群众着想。中、贫农民有一条牛就是全家的命根子，杀了人家一条牛，就等于杀人全家。我们还是摘南瓜、葫芦吃。这一路上，我带的那个师，不但忍受饥饿，很好地维护了群众纪律，而且跟在军部后面，为了减少坏影响，还把军部丢的牛皮、牛骨头埋上。记得省委书记沈泽民同志落着泪对我说：“海东同志，要象你这样的党性，二十五军不会这样！”
过皖西一路，我都在病中，到葛藤山地区以后，病的更加厉害。每天发高烧，只好去住医院。病还没好，军部从赤南派通讯员来到葛藤山医院，说不管我病情如何，要马上回军部。当夜我回去以后，军长吴焕先同志告诉我，敌情严重，部队近来损失很大，决定全军向鄂东转移。
我们由皖西的西河出发，经牛头山，决定由黄土岗附近过公路。我病得不能走，躺在担架上，走在部队的后面、后方人员的前面，由一个特务连掩护我。天刚拂晓，行至黄土岗，遭受到敌三十一师堵击。听到枪声，我叫担架停下，起来一看，已不知部队去向，一打听，军部带主力已经过了公路，我掉队了。情况危急，当时我换乘骡子，带特务连登上东面一架大山。估计这次突然遭遇，一定还会有掩护部队和掉队人员，遂令吹号联络。在此四处寻找，才集合了没过路的六个连队。敌人攻来时，我带这六个连边打边撤，过路不成，只得返回皖西。摆脱敌人的尾追之后，我又把一些掉队的零星人员组织成一个连，再将挑子丢掉一些，挑夫也组织一个连。总共是八个连，分别组成了三个营，经过艰难的路程，最后才找到皖西的八十二师。见到皖西道委书记郭述申同志，我把过路遇敌的情况说了一番，最后表示：我这个部队，打回鄂东是不可能了，不如留在皖西。经过商量，才决定以皖西的八十二师和我带的那部分部队，组织成红二十八军（我任军长，郭述申同志兼政委）。
坚持皖西斗争半年之久。有时我带一个师单独活动，有时全军一块行动。从斗争中，扩大了部队，先后打了好几个漂亮仗。第一仗在石门口与敌独立三十四旅遭遇，将敌击溃，歼其先头部队一个团，俘虏千余人；第二仗，是在狗鸡岭、双河山之间歼灭敌四十五师一个多团，仅当场释放的俘虏就八百多人；第三仗，在金家寨附近，打垮敌独五旅，歼敌两个营（旅长负伤逃走，带路的伪县长被击毙）；第四仗，在葛藤山歼灭敌五十四师两个团大部，活捉敌五十四师代师长柳树春。
通过这一系列胜利的战斗，打开了皖西的局面。原来，皖西苏区，被敌人“血洗”的只剩下一片狭小的地区，东西长不过二百里，南北宽不过五十里，最窄处只有十几里，经过半年斗争，又大大的恢复和发展起来。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使部队穿上了冬衣，做了艰苦的群众工作。我当时所主张的行动方针：不打消耗仗，不硬拚，积极开展外线游击，寻机歼灭敌人；夺取敌人物资，使部队弹药充足，吃饱穿暖；利用一切机会，抓紧训练部队。红二十八军，正因为执行的这个方针，才取得了胜利。没想到，被分割在鄂东地区的红二十五军领导人，却给皖西北道委写来信，不顾事实，说我和郭述申同志“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说什么“皖西形势好，不积极行动”，“不打击敌人，专在熊家河练兵”等等。他们给我扣上一大堆帽子，举不出事实。唯一具体的事实，是说我不去鄂东找省委。这事使我恼怒极了，一时难忍，大发了一顿脾气。但我们还是布置了皖西的工作，于1934年4 月中旬，在商城豹子岩会合了红二十五军。
会合以后，省委决定两军合并为红二十五军。我被任命为红二十五军军长，还补选上了省委委员。这时省委的一些同志，从实际斗争中，也开始认识到七里坪以来，走的是一段弯路。从省委书记到军的领导同志，都有转变。这就使我军又开始走向上坡路。部队的行动不再是个别人的独断专行，我的一些正确意见，开始得以采纳。我个人心情也比较舒畅。部队转败为胜，又打了些好仗。其中最出色的一仗，是长岭岗，歼灭东北军一一五师大部，俘敌三千七百多人。但是，“左”的倾向，并未得到全部克服。肃反仍在扩大。攻打城市的思想还存在。长岭岗战斗以后，省委命令打英山。我带领部队到英山城附近一调查，城里驻有四十七师一个团和十几队民团。工事坚固，碉堡林立，我们侦察性的试了一下，就伤亡二十多人。我看不能打，就把部队撤下来。这时我建议奔袭太湖，理由是太湖乃安庆大门，从前的一个府。若论影响，不比英山小。那里没有工事，没有敌人的正规军，只有民团把守，我军可以突然袭击进去。这个意见被接受了，我军仅以牺牲一人、伤三人的代价，攻占了太湖。这是1934年9 月上旬的事情。
这仗之后，红二十五军就奉中央指示，开始了战略转移。在从皖西过鄂东的路上，我军冲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在斛山寨地区，一举又歼灭了四千余敌人。在鄂东我见到了从中央派来的程子华同志，又听说他在中央苏区当过师长，我便向省委提出，由程子华同志任军长。省委讨论后，同意了我的建议。这样我从军长改做副军长，接着开始了长征。
长征开始后，我军从鄂东出发，在两个月内，跋涉六千余里，进入陕南的途中，多次遇险。特别是独树镇战斗中，我军首尾受敌，部队初战受挫，十分混乱。当时伤员没人抬，我一天没吃饭，天又下着雨，亲自抬伤员抬了五里多路。这时部队疲惫不堪，又冷又饿，派通信员去催出发，从团长、政委到战士，都睡着起不来。我找了条根子，先从团长、政委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