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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正魁把开不出证明的原委说了一遍，王主任也感到生气：“太欺负人了，结婚还用别人讨论？我给你开。”王主任在证明上写好了有关情况，正要盖章，却又停了下来，关切地说：“小曾，结婚可是人生大事，可要考虑好噢……”
曾正魁很明白这话外之音，那就是说同许光达这个有问题的人的儿子结婚，非同小可，搞不好，就会因为加入“黑帮分子”的家庭，毁了自己的前途。
曾正魁没有任何多余的思考，非常坚决地说：“王主任，谢谢你的关心，这事我已考虑好了，请你给我盖章吧！”
许延滨在哈军工红卫兵驻京办开来了介绍信。
没有举行结婚仪式，也没有通知任何亲友，曾正魁连爸爸妈妈也没有通知。她是一个刚强的姑娘，信守自己的诺言，在“二月兵变”的问题没搞清楚以前，她真就没有回解放军总医院，她怕连累父母，也怕给许光达带来新的麻烦。
天下的父母都是疼孩子的。有一天，曾诚富给曾正魁打来电话，约女儿出来见一面。父女俩相约坐上了公共汽车，到郊外的卢沟桥下见了面。
“爸爸！”曾正魁呼唤着，扑到父亲的怀里，呜呜哭起来。多少思念，一齐随泪水奔流。
“正魁……”曾诚富抚摸着女儿的头，半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不过，最难过的是邹靖华和许光达，儿子和儿媳的婚事办得这样简单，他俩很内疚。如果不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像他们这样的家庭，就这么一个儿子，婚事一定是热热闹闹。现在……许光达想到的更多，当年他自己结婚时因白色恐怖，婚礼就够简单了，没有想到，几十年之后，儿子的婚事也因自己受连累。
曾正魁成了许家正式成员，造反派再也没有理由收回她的“出入证”了。
共同的信仰把他们的命运连在一起了，四口之家团结得很紧密……
许光达的检查材料已经写完了。这时，他的心情也格外的轻松，把自己的缺点、错误系统地整理出来，如同卸去了身上的重负。现在他等待机会，让自己的灵魂“亮相”，一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战士，还有什么需要隐瞒呢？把自己的生命都交给了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还有什么值得去隐瞒呢？
1967年8 月14日。天高气爽，北京的夏天并不那么热，微微的南风，吹着树叶，嗖嗖地发出有节奏的声音。
许光达很久也没有这样轻松了，他随着《英雄交响曲》的乐曲，轻声地哼唱着，邹靖华在院里给花儿剪枝、浇水、收拾庭院。
许光达高兴的情绪影响着邹靖华，“文革”以来，难得见到许光达有这么好的心情。许光达被拘押的日子，多少个夜晚，邹靖华彻夜难眠；许光达被释放后，他自我检查，邹靖华也整日忙碌不停。今天，见丈夫这般高兴，邹靖华也感到格外轻松。
咚、咚、咚……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许光达面露喜色，他估计是造反派来找他作检查。因为，在那个动荡的年月，人们都变得谨小慎微，走路时也脚步轻轻，怕触犯“红色的恐怖”。唯有造反派才“理直气壮”，走路也是肆无忌惮，无敌于天下。
是造反派来了，许光达的判断是对的。可他，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将军，建设时期我军装甲兵的功臣，这时也显出了他虔诚的“幼稚”。造反派不是请他去作检查的，而是来逮捕他的。
几个彪形大汉冲进许光达的家，不由分说撕去他的领章帽徽，把他逮捕了。
邹靖华拦阻，大声地斥责：“你们要干什么？他是中央委员、大将，要逮捕他必须有中央和军委的命令，至少要有军事检察院的逮捕证，你们随便抓人，是非法的。”
许延滨和曾正魁闻声从屋里跑出来，向造反派抗议。这都无济于事。
许光达现在很清醒了，造反派突如其来、无理无法的行为打碎了他的愿望，他感到自己的不幸已开始了。
许光达平静地对邹靖华说：“现在看来，很明显，他们不是要我检查，而是要我的命，你要准备再过十年那样的生活。”他转过身对儿子和儿媳说：“好好学习，努力工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爸爸的一生交给了党，你们也应该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说到这里，许光达已作好了准备，准备去迎接一场新的考验。
许光达被带走了，背影消失在家人视线中。邹靖华无力地倚在门框上，眼泪籁籁往下无声地淌着，耳边还在回响着许光达临走前的叮咛。一想到那个十年，邹靖华不寒而栗，心有余悸。那是怎样的日子？难道还要去过那样的十年？邹靖华悲痛的心情，使她无法再恕下去，她也不敢再往下想。
站在身旁的许延滨和曾正魁强忍着泪，安慰妈妈，把妈妈扶进了屋。
装甲兵招待所。
装甲兵招待所是许光达主持建筑的。当时，修建的主要目的是用来接待佳客贵宾，没想到“作茧自缚”，成了囚禁自己的地方。
夜晚，装甲兵司令部大院在喧嚣之后，尤其静谧。许光达坐在椅子上，一天的折腾之后，稍稍安静了一点。但是，他的思绪并没停止：这次关押和上次不一样了。这次，已被撕去领章、帽徽，名副其实地成了阶下囚。批斗主要是武斗，两个大汉，对许光达施以拳打脚踢，挥鞭舞棒，打得周身是伤，几次休克，在拳脚的同时，伴以高声的辱骂：“你许光达是大将又有什么了不起？今天就让你知道革命小将的厉害！”
许光达已不存有什么希望了，他头上顶着两顶帽子：一顶是“二月兵变”
的总参谋长，一顶是“三反分子”。此刻，他最担心的是夫人邹靖华。她能承受这种打击吗？解放前的十年，我牵连她受了那么多的罪，这次，又要连累她吃苦……想着，想着，许光达这个硬汉子的眼角湿润了。
是的，邹靖华再次受牵连，被关进有色金属设计院的“牛棚”，勒令她与许光达划清界线，揭露他的罪行。
1968年2 月15日，一个新的日子。
曾正魁生下了一个女孩，婴儿的诞生，呱呱的哭声，给这个冷落的家庭带来了一些生气，增添了一份新的希望。曾正魁和邹靖华很想把这一消息告诉许光达。可实际上这也是不可能的。最后，只好拍了一张照片，让炊事员张进保利用送饭的机会带给许光达。望着孙女的照片，许光达的脸上露出了久日不见的笑容。又一代人了，如果现在能亲亲孙女该多好啊！
突然，一只手猛伸进来，抢去照片，扔在脚下：“狗崽子的照片，长大了也不是好东西，也是个反党分子！”
“你给我捡起来！”许光达怒吼着，严厉地瞪着看守。
看守是第一次看见这位赫赫的大将军发怒。将军的威仪震惊了他，一种无形的威力逼迫着看守，他乖乖地捡起照片。
张进保因传递照片受到批斗，从此，不准他送饭了。而且，也不准家人送饭，改由士兵打饭。家人与许光达的联系被割断了。
2 月20日，晚上十点多，一群造反派闯到许光达的家，逼邹靖华在晚上12点前，搬到院里的一间破房子。同时规定：只准带简单的炊具和行李，其他东西一律查封。还让邹靖华交出银行存折，工资一律冻结，每月只发生活费。
2 月的北京，冰天雪地。寒风在黑夜里更加刺骨。造反派把邹靖华他们要带走的东西，不断地往外扔。这对邹靖华来说，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婴儿的小床。许光达被捕后，家人已料到还要被抄家，要被扫地出门。他们在帮助许光达整理检查时，发现将军保留的大量资料是十分宝贵的，历史越久远，它的史料价值就越珍贵。于是，他们把这些资料用塑料布包好，平放到小孩床底部的夹层里，上面铺着小孩的尿布之类的东西。显然，造反派都躲开这张小孩床，怕闻尿味，催促许延滨自己把床搬走。
1968年的初春，装甲兵大院。
初春的阳光照在大地上，发出耀眼的光芒。春天只是刚刚开始，严冬的寒意并没有退去。
许光达等“黑帮分子”被拉出来打扫大院。
邹靖华领着一家人，早早候在路旁的一棵白杨树下，远远地向许光达望去。
许光达看见了家人，眼里闪着欣喜的亮光，在阳光下，他发现邹靖华两鬓白发又多了，身体也更瘦弱了。“靖华，她遭的罪一定不比我轻！靖华，多多地保重啊！”许光达喃喃自语道。
曾正魁把女儿高高举起，挥动女儿的小手向爷爷致意。
许光达激动了，也挥手向家人致意。
咫尺天涯，不得团聚！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员大将，开国的功勋，竟然连普通百姓都可以享有的天伦之乐，都给剥夺了。连续不断地批斗，许光达的健康状况日趋恶化，咳嗽吐血，心脏病经常发作。可是，专案组不给他治疗，逼着交待罪行。他们在材料上写道：“许光达是个老奸巨滑的家伙，每当斗争的关键时刻，他就装病。”林彪死党吴法宪、李作鹏等人公开说：“许光达是‘二月兵变’的总参谋长，是贺案中的2 号人物”，对许光达要“继续作战，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要敢于“刺刀见红”！“打下许光达，向九大献礼”！叫嚷“不怕许光达死，就怕完不成无产阶级司令部交给的战斗任务”。
有一次，对许光达连续批斗五十三十小时，专案组的人轮流值班，却不让许光达吃饭，试想一个身患心脏病的老人，哪里受得住这样的折唇。许光达心脏病发作了，送到医院。但是，专案组仍不放松。有这样一份材料，最真实地记录着：在一年多的批斗、审讯中，经常罚站、弯腰、请罪，多次搞“车轮战”，其中一次长达三天三夜。还多次把许光达同志搞到外单位去游斗。许光达同志被整得昏厥过去，经医生抢救后继续审讯。
1968年11月中旬，许光达同志夜间咳嗽，出现痰中带血、吐血等症状。专案组人员频繁审讯和逼写材料。
从11月中旬到住院，两个月中，共审讯七十九次，逼写材料二十五次。
专案组不顾许光达病重，把病房变审房，加紧审讯和逼写材料。据记载，在第一次住院的七十八天里，被审讯二十九次，逼写材料二十九次。出院后二十一天，审讯八次，写材料七次。
第二次住院，已是生命垂危，仍有审讯活动，直到逝世前三天，还被迫请罪。①1969年5 月16日，“许光达专案”正副组长徐浩、姜永兴通知许延滨夫妇去做许光达的工作。他们对许延滨夫妇说：“许光达很顽固，我们和他谈话，他都骂人，你们去做工作，要他赶紧认罪。”
5 月26日中午，许延滨、曾正魁带着他们一岁的女儿雪青去了医院。在许光达的病房里，已经坐着专案组的三个人，门外还站着一个人作记录。
雪青是第一次见爷爷，“爷爷！爷爷！”呼个不停。出生在动荡岁月里的孩子啊，幼小的心灵哪里懂得爷爷的遭遇！经历两年非人生活的许光达，一直处在十分冷漠之中，听着孙女的呼唤，心里一热，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
许光达擦去泪，问延滨：“她叫什么名字？”
“雪青。”
“好名字。”
雪青这名字，也招来一场麻烦。雪青出生后，许延滨给她取名是取其意如雪一样清白。上户口回来，专案组把许延滨叫去：“为什么给孩子取名雪青？”
“我们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