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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
这时夜已深，星光点点。
王树声坐上车，发现灯光下不少群众向他招手。他心情激动，也为阻止了一场悲剧的发生而甚感欣慰。
早在1966年，林彪、江青等就开始肆无忌惮迫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1968年，当王树声从中央国防工业办公室回到军事科学院的时候，几位副院长、副政委已纷纷“靠边站”了。
由于受到林彪、江青所谓的反“二月逆流”的冲击，再加上身体不好，主要负责人叶剑英、粟裕均未能视事。所以，没有什么“小辫儿”好抓的院党委第三书记、副院长王树声主持全院日常工作。
王树声对自己的处境也非常清楚。
他尽量减少与两派之间的联系，甚至连一些生活琐事他都给予了注意。
夫人杨炬由于出身不好，被关进“学习班”进行教育改造，难得照顾家庭。
王树声平素好到食堂打饭，可如今他不再去了。因为军科院的食堂也有两派之别，这一派的人不到那一派食堂去吃饭。如果王树声到任何一个食堂去吃饭，他目前所走的钢丝就难以平衡。
还好，年仅十四岁的小女儿宇红由于学校乱成一团糟，很多老师被批斗，课都无法上，故一直呆在家里，成为王树声的临时“炊事员”。
当然小“炊事员”的手艺并不高明，只能煮稀饭、干饭和面条。但王树声并无苛求，盛上一碗稀饭，来一碟腌酸豇豆角，既是一种“享受”，又能品尝出故乡的风味。
每当王树声吃起酸豇豆，就想起了大别山的山山水水，就想起大别山的风土人情。每年秋天，故乡的父老乡亲将豇豆中较嫩者择起来，放到小口大腹的坛子里，然后在上面撒上盐，再紧紧塞把稻草，再把坛口朝下置于一个有水的小陶盆里，这就成了。
王树声打记事时起，他就喜欢吃这种腌酸豇豆。后来在大别山打游击，每当乡亲们送给他腌豇豆，他都喜不自禁。
一次他给徐向前吃，徐向前连连称好。他说山西人好吃醋，山西老陈醋四海闻名。作为一个山西人，长时间不吃醋，着实想念得紧。可吃上这酸豇豆，就不想醋了。
有一天，夫人杨炬好不容易请假回家。王树声发现她瘦多了。眼窝深陷，眼睛显得大大的。
原来，杨炬被关进“牛棚”里，接受思想政造。造反派们动不动把她拉出去批斗一顿，逼她供认是国民党派到延安去的特务。对比，杨炬都坚决地予以否认。
造反派想出新花招，每天天刚亮，就把她轰起来扫厕所，说是劳动改造。
另外，每天还要写两篇“罪行交待”，连张桌子都不给。
杨炬常发低烧。她真想家，想丈夫和儿女们。她多想能和亲人亲亲热热地在一起哟，但这却不能够。
现在，她如愿了，但她又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她告诉王树声，医院的一个外科主任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他那当护士长的妻子也受到株连，被逼着“揭发”她的丈夫。她实在受不了这种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便自尽了。
“也好，”杨炬略带羡慕地说，“人死了，一了百了。她也终于到极乐世界了。”
王树声听罢，劝慰说：“杨炬，我了解你，但你千万不可做那样的傻事。
像那位护士长，她被屈打成招，造反派达到了目的。可孩子们呢，背上了黑锅；丈夫的‘罪行’得到确证；死就能留得清白吗？人家怎么说，那些造反派会添油加醋地说你是‘畏罪自杀’！“
杨炬点了点头。王树声说：“其实，全国上下，受委屈的何止我这一家？
他们不仅仅是打我，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打叶帅、徐帅、聂帅这些老帅的主意。
对很多问题，我们一定要作最坏的打算。“
在周恩来等强有力的保护和支持下，王树声不但没被打倒，反而明确恢复了工作。
工作恢复后，王树声更加捍卫真理，坚持原则。
在“文革”那峥嵘岁月，王树声在别人遭乱时，从不落井下石，他有自己的做人原则。有人说，“文革”是对人的灵魂的一次大暴露，王树声的心灵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此时，林彪反党集团正越来越走向死胡同。
“九。一三”事件犹如晴天霹雳，给人们以巨大的震动，同时也引起人民对林彪一伙的极大义愤。
林彪一伙的败亡，对王树声来说是个天大的喜讯。
杨炬简单地炒了几盘菜，王树声拿来了一瓶酒。一家人围着桌子开始庆贺起来。
这些日子以来，王树声难得高兴这一回。是啊，林彪反革命集团终于自取灭亡，动乱的时局有救了！
果然，周恩来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努力纠正“左”倾错误。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也得到恢复。
神州大地开始出现小阳春。
令王树声高兴的是，他也被确定，以国防部副部长的名义，协助周总理做一些有关外事的工作。同时也协助周总理对“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一些冤假错案进行平反。像陈云、王震、滕代远等老同志都得到了解脱。
在军事科学院，临时党委也恢复了。王树声是临时党委的主要负责人。
院里有一人，在解放前是国民党的一个小特务头子。后投诚参加革命，表现很积极。但“文化大革命”一爆发，他就被打入“另册”。
王树声在审查此人时，把他一生尤其是参加革命后的表现进行仔细评判，明确认定他不是反革命分子。
那时，此人已患癌症，气息奄奄。当他听到了对自己的宽大处理时，感动得泣不成声。他紧紧握住“专案”人员的手说：“谢谢党，谢谢王副院长，谢谢大家。我现在是死也瞑目了！”
在王树声主持工作期间，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没有造成冤假错案。
随着“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愈演愈烈，王树声内心深处对国家前途的忧虑也愈积愈浓，身体明显消瘦，吃饭也少多了。1972年长子鲁光被撞致残，对王树声的身心是一次巨大的打击。
1972年12月26日清晨，鲁光骑着自行车去工厂上班。为了赶时间，他骑得很快。
这一天早上雾气特浓，十步开外就看不到人影，而且地上还结了冰，比较滑。在这种天气下骑车是不安全的！
在转向一条马路的时候，一辆无轨电车疾驰而过，鲁光被擦倒了！电车来不及紧急刹车，已将他挤压在路旁。
鲁光很快被送进解放军总医院进行抢救。
王树声接到儿子出车祸电话，犹如晴天霹雳。他赶紧来到医院，儿子已在病床上。
看见爸爸，鲁光号啕大哭：“爸爸，我完了。”
王树声心里一阵刺痛，他极力克制住自己，静静地对孩子说：“孩子，坚强些，相信大夫，也要相信自己，你的病会好的。千万不要胡思乱想。这对恢复身体很不利。”
王树声坐在孩子的床头，不断地安慰他，鼓励他求生的勇气。
王树声走出抢救室，询问医生鲁光情况到底怎么样，大夫说脊椎骨被撞断，以后站起来怕是很困难了。
从来有泪不轻弹的王树声此时也禁不住潸然泪下。他喃喃地说：“鲁光这孩子命怎么这么苦？”
在中原突围前夕，王树声同妻子杨炬驻扎在河南省光山县泼陂河。那时杨炬怀着的就是鲁光。
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将中原解放区团团围住。王树声夫妻商量，为突围方便起见；决定把胎儿打掉。王树声的贴身警卫员李树林、白金泉受命弄来了“打胎药”。
但这药并没见效。原来李树森和白金泉念及首长已近四十，才有了这一“宝贝”，就私下做主弄了一些假药，将杨炬哄过了，方保住了胎儿。
中原突围中，杨炬随部队一起翻越平汉路，冒着敌人的炮火的轰炸，进入鄂西北。最后，为了不拖累丈夫，忍痛与他分手。在党的秘密护送下，从长江乘船至上海，再乘船辗转到了山东临沂解放区，受尽了颠沛流离之苦。
这时，孩子也降生了。
为纪念这不平凡经历，王树声特意给孩子取名鲁光，对他寄予了深切的厚望。鲁光也特别争气，考取清华大学，给全家带来了骄傲。鲁光毕业工作了，有了女朋友，快结婚的前三天竟意外地出了车祸，成了残疾人。这怎么不让王树声心如刀绞呢？
亲朋、战友纷纷来家探望，劝王树声不要过分伤心，要保重身体。
王树声静静地说：“闭上眼睛，想想为革命牺牲了多少好同志，我就想开了。放心吧，我能顶得住。”
但王树声饭越发吃得少了，而且还感觉到胃有时隐隐作痛。
经过杨炬的劝说，王树声住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医生通过胃镜一看，发现王树声的食道，增生了密密麻麻菜花状的肿瘤，已经进入了中后期，便确疹为食道癌。
医生悄悄地把杨炬喊到一边，告诉了实情。杨炬的眼泪禁不住流了出来：儿子鲁光住院才两个多月，王树声又患了食道癌！但在王树声面前，她还得强作欢颜，以免心事被他发现。
但王树声还是从她红红的眼睛、勉强不自然的笑看出了问题。他问杨炬：“我是不是患了癌症？”
杨炬一惊，赶忙说：“没有！”
“那你哭什么？”王树声不解地问。
杨炬情急生智，忙说：“我想起你和鲁光都住一个医院，不免伤心。”
王树声安慰说：“不两天我就出院，不就好了。”
可是过两天，医院对王树声进行了会诊。来的一个医生，王树声认得，他是著名肿瘤科权威吴桓兴教授，王树声明白自己的病情，也明白了杨炬为什么会哭。但他还是很乐观地说：“癌症有什么可怕的，大不了去见马克思嘛。有那么多战友见了，也该临到我了！”
但祸不单行，杨炬因操劳过度，低烧不退；建初神智不清，需要治疗。
这样一来，也都住了院。一家人除了小女儿宇红，都病倒了。
在王树声患病期间，他先后还参加了“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中共中央会议、党的“十大”和国庆24周年纪念活动。
亲人们病体逐渐好转，而王树声精力越来越不济，病情日趋恶化，手术治疗刻不容缓。医生经过诊断，根据王树声心脏欠佳，锁骨淋巴腺肿大，又曾经得过胸膜炎、癌细胞显然转移等一系列情况，认为不适宜手术，只有进行放射治疗了。因此，王树声每天在小女儿宇红的扶持下，天天到肿瘤专科医院接受理疗。
此后，王树声行走都不方便了。
一天，警卫员悄悄地对王树声说：“首长，我看见彭总了。”
“在哪里？”王树声又惊又喜，迫不及待地问。
“也在这医院！”
“快扶我去看看！”王树声摸摸索索地说。
“可是……可是……”警卫员很后悔把此事说出来。因为彭德怀当时是“反革命”，看他是很危险的。
王树声也明白了。他也必须遵循党的原则，同“反革命”划清界线。但对彭总的思念又诱使他哪怕看一眼也好。于是，他说：“这样吧，你就扶着我远远地看他一眼吧。
警卫员扶着王树声来到阳台上，果然，王树声远远地看到在一个病房的外边。彭德怀正在晒太阳。
这就是彭总吗？穿着灰色的衣服，身子已经佝偻了，一动不动地晒着太阳。这哪是曾经叱咤风云的彭总呢？
王树声心中一阵酸楚。他真想叫彭总一声，但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又不敢，想起他陪同彭总，穿越茫茫的戈壁，考察巍巍的青山，进出于喧嚣的工地，又一同出国访问……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