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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声把孩子送到了附近的普通学校，千叮咛万嘱咐：不许在同学面前夸耀父母；不许打扮得与众不同；不许用小汽车接送。一句话，要同周围同学一样，不要搞特殊化。
王树声夫妇经常翻阅孩子们的作业，作的好的，给予表扬；作的不好，要重作或补齐。禁止孩子逃学。鲁光有次贪玩逃了学，回来后挨了父亲的打。
事后王树声心里很后悔，杨炬也说他教育方法简单粗暴。
王树声生活俭朴，孩子们时常埋怨家庭生活不好。
1965年，王树声参加河北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回来。孩子们围拢来，看爸爸带回来什么好吃的，果然发现了一包东西。孩子们一打开，抢着吃，太硬了！个个呲呀咧嘴。看到孩子们一副副滑稽的面孔，王树声忍不住笑了。
随即他收敛了笑容，严肃地对孩子们说：“你们刚才吃的是白薯面饽饽，不错，是没有米面好吃。可就是这种东西，别说往日穷人难以吃到，就是如今广大农村，由于灾荒不断，不少人也吃不上呢。对老百姓来说，能吃上这，已过的是神仙的日子了。”
说罢又长吁短叹一阵。此后，孩子们很少在饭食上挑三捡四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卫兵浪潮席卷全国，学校也乱了。这时，建初正读初中，季迟读小学，都回了家，不久都参了军。
孩子都要走了，王树声心里还真有点舍不得。临别之际，他勉励他们在部队要好好地干，要戒骄戒躁，不以高干子弟自居。
建初在青岛海军服役。不久，头疼难眠，写信给家庭，想回来治治，王树声误认为“太娇”，不让回。两年后回来时确实病了，最后落了个精神不健全的病根。一想起这，王树声就内疚，觉得有时自己做事太武断。
小女季迟最初在北京某部长途台当通讯兵。由于工作紧张，家虽近在咫尺却好似远在天涯。随后，她又被下放到边远山野的部队农场养猪、种稻。
肩挑手提，肩膀压肿了，手脚由磨破而又渐渐长了老茧，她没有怨言。唯独伙食太差，她做梦都想改善一次生活。看到其他同志家里寄来不少好吃的东西，她又不能写信朝家里要，只好背地请战友帮忙，寄来糖果“解馋”。季迟的良好表现，普遍受到好评，后来她被推荐上了军医大学。
长子鲁光， 1964 年考取清华大学，攻读光学机械专业。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某工厂，任光学产品验收军代表，工作认真负责。
1972年鲁光二十六岁，堕入了爱河。快要结婚了，眼看婚期一天天临近，全家却若无其事。为新人安排的东西，仅一间房、一张床和两床棉被而已。
王树声的警卫员杨伯钧心想：高干子女固然不应该大摆阔气，可也不能“寒碜”到如此程度。于是，他自作主张，跟鲁光商量好了，先将军事科学院首长休息室的两把金丝绒面椅子和一张大理石面茶几，暂时借来布置一下新房，等婚后再行归还。
夜晚下班时，小杨就顺便把这几件家什搬上车，不想被王树声撞见，要小杨马上物回原处。
鲁光心里很不舒服，王树声劝导说：“结婚摆那阔气干什么？有房、有床、有被子就很不错嘛。再说，结婚是自个的事，怎么能随便动用公家的东西呢？”
王树声就是这样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他处处想到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而很少想到自己的利益，他是共产党员的模范代表。他给后人留下了楷模，也留下了思考……
第十五章临疾风抗浊浪光彩照人寰1966年，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
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开始涌动着一股“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巨浪。
当时身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王树声看到国家形势像万花筒一样地变化，不由紧锁着眉头。他有一种不祥之感。
他看过吴晗的文章，为海瑞刚正不阿的形象拍案叫好，谁知一夜之间海瑞在姚文元的笔下竟成了彭德怀，竟成了所谓“右倾”。王树声对这种影射史学既震惊又气愤。此时，他隐隐觉得事情还没有完。
但王树声决然没有想到，“文革”的烈火竟如此迅速地烧到亲人和自己身上。
那是运动开展不久的一天。他的夫人杨炬下班回家，脸色阴沉，脚步沉重，半天不说一句话。
“又发烧了？”杨炬身体不好，常发低烧，王树声不由关切地问。
杨炬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泪水已模糊了双眼。
原来，杨炬工作的三○四医院的主要领导被点了名，被群众要求“靠边站”。
身为副政委、副院长之一的杨炬最初尚未受到冲击。但随着大字报的不断张贴，杨炬竟越来越受到伤害，被勒令交待“罪恶历史”。
首先，造反派说杨炬出身于地主家庭，为什么要跑到延安？是不是军统或中统的特务？
杨炬讲到这里，既委屈又气愤。
这也难怪。早在1937年时，当年还是少女的杨炬从襄阳跑到延安的时候，她怀着满腔的革命热情。想不到被反复盘问，是不是国民党特务。那时杨炬的心就已碎了，但她理解党，相信党，而且在那险恶的战争年代，那种“车轮战”盘问的做法似乎也有种迫不得已的味道，况且，杨炬的革命热情很快被接受下来了，因而她后来对那次“审查”也就渐渐释然了。
而现在呢？“革命派”却一口咬定杨炬有“罪恶历史”，仿佛为革命奋斗几十年的历史完全不值一提。杨炬真是心如刀割。
王树声理解自己的夫人，早在延安就已理解了她。出身，单从出身就能武断地说一个人是不是革命者吗？革命导师恩格斯不是出身于资本家家庭吗？周恩来不也是出身于地主家庭吗？就拿我王树声来说，不也是出身于小地主家庭吗？
王树声又想起了从前在鄂豫皖根据地时张国焘所搞的“肃反”运动，张国焘也是简单地用出身来划清革命与反革命。自己的哥哥、妹妹、嫂嫂都未能幸免。教训是何等的深刻！想到这，王树声慎重地对夫人说：“杨炬，要冷静。一个人的出身并不能真正反映他属于哪个阶级，最重要的是他的思想、立场和行动才是他阶级属性的真正反映。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他们要你交待历史，你就向他们讲好了。你的历史是清白的，组织上很清楚。”
杨炬点了点头。接着她又谈到“革命派”们造谣说她在中原突围时，肯定被捕当了叛徒。“我当时听到这不可思议的说法，真是气得浑身发抖。我给他们讲历史事实，他们连听都不听，不断打断我的话。但我还是要说。他们火了，猛地一拍桌子，吼道：”谁叫你讲故事？是你斗我还是我斗你？‘跟这帮人简直没道理可讲。“
提起中原突围，王树声真觉得对不住妻子。杨炬怀了身孕，行动极不方便。做丈夫的实在更应该多加体贴。谁知蒋介石团团将中原解放区围住。为了不拖累王树声，杨炬挺着肚子走了。王树声看着妻子远去的背影，心中很是愧疚。如今造反派竟如此栽赃，王树声心头很沉重，但还是叮咛妻子说：“杨炬，要坚强些。对群众的态度要温和、尽量耐心听他们说。当然，做到这一步很困难，但再大的困难也要像攻克堡垒一样把它攻克掉。”
在丈夫的鼓舞下，杨炬紧锁的眉头也逐渐舒展开了……
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遍及全国。
王树声所在的军事科学院也无例外地受到红卫兵浪潮的冲击。
一天中午，一群红卫兵气势汹汹地闯进了军事科学院。这是一群中央文化系统的“造反派”，他们高呼着“造反有理”的口号，要揪出军事科学院某领导人，说他在“四清”时进驻中央文化系统，整了许多人，现在要交出“整群众的黑材料”。
那位领导人没有露面。
红卫兵们怒不可遏，他们张贴标语，乱砸东西，把军事科学院闹得乌烟瘴气。
时任副院长的王树声在警卫战士的陪同下找到了这群红卫兵首领，轻言细语地开导他。
后面的红卫兵们朝前拥，警卫战士赶紧阻拦，红卫兵们的拳头就朝战士们的身上砸。
一位战士的鼻子流出了血。
看到这种情况，王树声大喝一声：“住手！”
如晴天霹雳，红卫兵们一愣，王树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我们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接班人。“
那位红卫兵首领也进行了制止。
王树声不厌其烦地又进行了开导。一些红卫兵惭愧地退了下去，另外的一些人却置若罔闻。
第二天，北京动物园门前赫然出现大幅标语：“王树声是镇压群众的罪魁祸首。”
王树声对此虽不在乎，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家人都替他担心。
周总理呕心沥血，这些日子明显憔悴了许多，眼睛布满了血丝。他找来了王树声，语重心长地说：“树声，临时交你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可非同一般哪！”
从周总理的语气，王树声领略到这个任务的复杂性、重要性和困难性。
决不能辜负党的厚爱！决不能辜负周总理的期望！
王树声坚定地说：“听从总理安排。”
周总理含笑说：“这一回调你到中央国防工业办公室，任军事管制领导小组副组长。”
王树声领命而去。
下属单位的群众分为两大派，起初还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接着不时出现两派的成员因一言不合而动拳脚之事。
在各地武斗的影响下，两派之间的对立也不断升温。
两派的群众各准备了齐刷刷的棍棒。这一日，双方各占了两层楼，高音喇叭刺耳地叫骂着。一些群众正在垒积着石块、瓦片，随时准备扔出去。一场悲剧马上就要上演。
王树声接到这个消息，迅速驱车前往。
到达第二设计院时，双方已经接上火了，瓦片纷飞。
在这种情况下，闯进去劝解非常危险。
王树声下了车，毫无畏惧，从石块瓦片交织的网中冲了进去。
一块瓦片擦着头发飞了过去，好险！有零落的两派群众惊呼声。
王树声面不改色心不跳。早在战争年代他就习惯了战场上的冲锋，而今他哪把这瓦片放在眼里？
一个身居高位的老将军如此镇定自若，武斗两派不由大为敬佩。
王树声找到两派头头，说是身受周总理之托而来。两派头头下令暂时休战。
王树声发现除一小部分人仍在鼓噪之外，大部分都有如释重负之感。他觉得要想尽一切办法把这场武斗劝解掉。
再看两派的头头，虎视耽耽，怒目相向。
王树声开始了劝解。他从国际形势说起，谈到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敌视，随时都想依靠台湾，将中国周边国家作为桥头堡来颠覆中国。过去中苏结盟，现在关系在不断恶化。他又谈到中国西南边疆的不稳定，然后归结到中国发展军事工业的重要性，并谈到七机部第二设计院的地位。
两派的头头起初还显得不耐烦，此时渐渐安定下来。
王树声接着又谈到周总理日理万机，操心国事夜不能寐以及对国防的关心。
最后，王树声谈到武斗的危害，一严重影响军工的生产，二不可避免地造成双方人员伤亡。并讲到刚才暂停武斗过程中大部分群众的表情。
在王树声语重心长的劝解下，两派头头被说服，他们深受感动。表示要以和为主，不再武斗，不辜负首长的期望，不辜负周总理的期望。
这时夜已深，星光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