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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声还是树声，瞧你急的！”桂步蟾握着王树声的手说。
接着，桂步蟾、徐其虚给王树声讲述了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
三民主义；讲“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讲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讲北伐革命军向湖南、湖北进军的胜利……
王树声越听越上劲，禁不住激动地问：“如果我要革命，要参加国民党，怎么个参加法？”
桂步蟾、徐其虚瞧着王树声焦急的样子，心里暗暗地高兴。桂步蟾不动声色他说：“昔日大闹教堂的壮士难道真要我们点破吗？！”
王树声等得不耐烦，一下攥住桂步蟾的手说：“不要卖关子了，我急等着下文呢！”
桂、徐二人相对一笑，这才告诉王树声实情：他们在武汉中学读书的老同学，不少人参加了国民党。他们现在是根据董必武老师的指示，回故乡来联系同志、发动革命的。
王树声一听，不禁喜上眉梢，想到多年的理想有了实现的机会，便急切他说：“你们联系同志，就把我作为联系的第一个对象吧！”
“树声，这不是开玩笑的儿戏！”桂步蟾心平气和地说，“你要慎重地考虑一下后再作决定！”
王树声差点被激将得发脾气，大声地说：“我们从小在一起长大，你们难道还信不过我王树声？我没有什么可考虑的了，只想尽快参加革命！”
桂、徐二人点头赞道：“好一个树声！”
就这样，王树声不久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王树声在和老同学的接触过程中，听说很多老同学是国共两党的双重党员，他敬佩、羡慕，表示一定要当革命的先锋战士。这时，中共的党组织还没有公开，仍处于秘密状态。桂、徐二人发现王树声对中共的主张，竭诚拥护，对革命事业，忠贞不二，就准备介绍接纳他为中共党员，组织上决定由桂步蟾、刘象民负责此事。桂、刘二人向王树声阐述了中共的最高纲领是实现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现在之所以与国民党合作，是因为国民党目前的主张适合中共的最低纲领；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仅是以“个人身份”，政策、主张和行动均受共产党的纪律约束。
桂、刘二人还谈了他们对王树声的看法。
王树声神情专注地听着。桂、刘一讲完，他就迫切地表示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并说这决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党组织热情地为他敞开大门。就这样，由桂步蟾、刘象民二位同志介绍，王树声成了一名光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士。
站在鲜红的党旗面前，王树声恩绪万千，他想起了祖父和父亲走过的路。
王树声的祖父王德成想走科举致仕之途，却不幸成为科举场上的失意者，只好靠教私塾兼行中医餬口度日，因平生未得半点功名而饮恨终身。父亲王泽香和伯父兄弟俩选择了迥异于他们父亲的道路，完全弃绝仕途，而凭着身强力壮，一身汗水一身泥地操持家业。经过多年不分白天黑夜的辛勤劳作，终于积累到水田四十余亩、山林数块、房子三间、耕牛四头、一匹马，外加粉坊的一份家产。后来父亲和伯父分家立户，王泽香分得了半壁家产，供养老母和妻子儿女。由于操劳过度、积劳成疾，他和妻子正值壮年就不幸先后辞世，过早地走完了他们的人生道路。
想到这里，王树声一阵悲恸，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他下意识地攥紧了拳头，更加坚定地决心走出一条不同于祖辈父辈们的全新道路。
像鱼儿跃进了大海，像雄鹰飞上了蓝天，自从加入党组织以后，王树声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感到加入中国共产党使他找到了自己最理想的政治归宿。自此，他以更加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更加自觉地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中。
当时，直系军阀吴佩孚在湖北实行残酷的军事统治，国共两党的活动还不能公开，只能暗中进行。麻城县的革命领导核心，是董必武的学生桂步蟾、徐其虚以及蔡济璜、刘文蔚、刘象民等组成的中共麻城特别支部；麻城西北的乘马岗区则由胡静山、徐其虚、桂步蟾等组成的党小组负责。王树声作为一名党小组的成员，根据党组织的指示，暗地里在亲朋好友中开始了革命宣传。
他的宣传发动工作进行得很顺利。这不仅由于他有很强的组织发动能力，更主要的还因为民众被压迫剥削得确实再也生活不下去了，他们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统治下，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官僚、地主们巧立各种名目，拼命地榨取农民的血汗。当地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土地为地主阶级所霸占，封建地租一般占全部收获物的百分之五十，有的竟高达百分之七十到八十。高利贷更是骇人听闻，春天惜粮一斗，秋天就要归还两斗或者更多。
此外，农民还要向地主预付押金，交纳鸡、鸭、鱼、肉、柴、油等种种“小课”，负担无偿劳役和送“节礼”。这种残酷剥削的结果，使终年辛勤劳动的广大农民难得温饱。
地主豪绅还构织层层罗网，收罗流氓地痞，勾结军阀，组织所谓“大刀会”、“红枪会”、“黑旗会”一类的土匪武装，保护自己，欺压穷人。
为了从思想上麻痹、毒害人民，他们根据封建的伦理纲常，制订了许多族规乡规，同时，还普遍修建祠堂庙字，极力鼓吹“天命论”，宣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造反无理”“革命有罪”等反动理论。所有这些像一条条无形的绳索紧紧地束缚着当地农民。农民们悲愤地控诉道：世间最苦我农民，沐雨又栉风，戴月并披星。
整日间，苦辛勤，从春忙到冬，哪问阴和晴。
一年到头，忙来忙去，总是不聊生。
更有伤心事，土豪和劣绅，勾贪官，引军阀，剥削我穷人。
预征月月有，苛捐日日临。
血汗刮干净，不满虎狼心。
可怜我穷人。
压在地狱十八层。
王树声在民众中的宣传鼓动，极大地鼓舞了广大贫苦农民。
最先起来响应和支持王树声的还是他的兄弟姐妹。尽管他们各自都从父辈那里继承了一份家业，但在那“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旧社会，在天灾不断、兵燹匪盗、苛捐杂税多于牛毛的情况下，纵使终日勤扒苦做，又怎能确保养家糊口无忧呢？
因此，当王树声在兄弟姐妹中宣扬孙中山“打倒军阀”“耕者有其田”
“天下为公”的主张时，他们都认为孙中山先生讲得很对。加上他们早就受到过大哥王幼安（伯父家）进步思想的影响（王幼安曾在武汉第一师范读书，董必武介绍其加入中国共产党），现在更加倾心思想进步，都愿意跟随王树声走革命道路。
不久，王树声的大哥王宏忠、二哥王宏恕、弟弟王宏义、妹妹王贵玉（又名王自谦），伯父家二哥王宏学、弟弟王宏儒、大姐王娇玉、二姐王春玉以及堂姐夫马友雷兄弟等，都先后参加了革命，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或共青团员。
王树声并没有止步，又通过兄弟姐妹们的工作，进一步扩大革命影响，壮大革命队伍。
经过这样亲串亲、邻串邻、友串友的宣传活动，王树声和胡静山、徐其虚、桂步蟾等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就团结组织起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为即将到来的大革命准备了基于力量。
就这样，王树声一面继续教学，另一方面用更多的精力领导发动农民运动。白天教小孩识字，夜晚就在教室里给农民讲革命道理。
人们清楚地记得，在乘马岗初等小学那间简陋的教室里，王树声经常十分关切地同贫苦大众谈生产、谈生活，讲最近的革命形势，大家都把他当做自己的知心人。
一次，王树声富有启发性地向大家发问道：“我们这些种田的泥巴腿，一年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地没命干活，打下的粮食能堆积成山，摘下的棉花能塞满仓库，为什么还总是吃不饱穿不暖呢？”
有人回答说：“因为我们是穷人，穷人的‘生辰八字’不好，到世上来就是吃苦的！”
“我们祖先没有占据到好的风水宝地！”有人在角落里抢答道。
王树声摇摇头，把手一摆：“各位父老兄弟，我们这些种田人吃不饱穿不暖，决不是‘生辰八字’不好、生来命苦，也不是什么风水没选好、天生就该倒霉，都不是！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在于我们所处的世道是个黑暗的、是非颠倒的世道！在这个世道里，地主豪绅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却通过巧取豪夺的手段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而我们穷人汗水流尽、腰背累弯最终还是挨饿受冻。我们要想种上自己的田，要想吃饱穿暖，就必须紧紧地团结起来，就必须和地主豪绅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推翻这个吃人的黑暗世道！”
讲到最后，他的手用力地在空中一挥，像要砸烂这个社会似的。
听了王树声的讲话，大伙的心里暖烘烘的。他们觉得王树声的一番话解开了多年纠结在心头的疙瘩，说出了大家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使自己心里变得亮堂堂的。
凉风渐起的初秋。飒飒送爽的秋风一扫盛夏的酷热和郁闷，给辛勤劳作了又一夏的千万贫苦大众带来了一缕清凉。
是呀，他们怎么会不欢乐呢？
秋风中传来了一连串振奋人心的喜讯：北伐军一路所向披靡，连战皆捷；打下重要军事要塞汀泗桥、贺胜桥；攻克全国重镇武汉，活捉武昌守敌司令赵玉春；赶跑军阀吴佩孚。
也正是乘着这金秋的喜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蔡济璜、徐子清、冯树功等中共麻城特别支部的负责人，遵照上级的命令，组成了以蔡济成为书记长的国民党麻城县党部，并组建了以刘象民为委员长的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和以刘文蔚任大队长的县农民自卫军，对外取得了公开、合法的领导地位。
就这样，在大革命风暴的推涌下，麻城县的农民运动和全国许多地区一样，急风骤雨般地发展起来，原先秘密的农民运动转为公开。
王树声和其他同志一道，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在四乡到处领导“办党”，准备建立各级农民协会。
他们领导当地农民打开了一座座祠堂和庙字的大门，清除了多年积聚的尘土，粘贴上“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劳农神圣！”“一切权利归劳动人民！”等红红绿绿的标语，还有的砸掉了祠堂里的菩萨，挂起了孙中山先生的画像，张贴起《总理遗嘱》……
农民被广泛地发动起来了，他们一个个干劲十足，热火朝天。
农民运动的蓬勃兴起使王树声和其他同志欣喜异常，他们决定正式组织农民协会，把农民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听说要组织农民协会，大伙都觉得新鲜，这在麻城县历史上可是破天荒头一遭呀！
一天晚上，王树声在乘马岗的东岳庙里宣传组织农民协会时，周围石槽冲、项家冲、上垸、大河铺和罗家崖的农民都争先恐后地赶来，特别是那些平日参加农民夜校学习的贫苦青年农民，来得特别早。他们一进门，就围着王树声没完没了地提问：“农民协会是么组织呀？”
“农民协会干些么事呀？”
“怎么样参加农民协会呀？”
看着情绪高昂的人们，王树声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他一边向这些纷纷发问的人打招呼，一边说：“大家先别急，等董家洼、朱家畈那几个湾子的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