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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一个新的宿营地，张云逸同志顾不上自己休息，总是首先逐个查问重病号的情况。为了让炊事员多休息，他不是拾柴、烧火，就是煮饭、炒菜。同志们亲切地称呼他“老炊头军”。本来，我是他的保健医生，他却叫我多去照顾其他的同志。一天下午，我正在给一个伤员洗伤口，在一旁放哨的管理员老何突然使劲拽我，我猛一抬头，只见敌人只离我们十几米了。一个家伙大声喊叫：“有共军！抓活的！”远近的敌人也都叫了起来，看样子大概有一个连的兵力。我们一个箭步跳下悬崖，不顾一切地穿过几十米宽的沼泽地，朝对面山背跑去，引开了敌人，敌人东跳西窜也没有搜到我们，乱放了一阵枪，悻悻地溜了。天黑后，我们摸回来。张云逸同志上前一把将我抱在怀里，问长问短。同志们也高兴得在旁边你一言我一语：“这半天，首长坐立不安，饭也吃不下！”“敌人一走，他就派人寻找你们去了……”是啊，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张云逸同志是那样镇定泰然，但我们遇到一点情况，他却那样紧张着急。望着首长慈祥的面孔，我激动得好久说不出话来。
张云逸同志是广东海南岛人，方言口音较重，但能听懂。他说话时常习惯地摸摸胡须，做各种引人注目的手势。他几乎每晚都给我们讲革命故事，大家簇拥着他静静地听。银白色的月光洒满树梢，落在身上……张云逸同志用大芭蕉叶啪嗒啪嗒地驱赶着蚊子，讲到第三次反围剿中，红七军和兄弟部队遵循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回师千里，5 天打3 仗，三战三捷，活捉敌师长的生动情景时，津津有味，喜形于色。
10月，中央红军向西南转移的风声传到山上来，一向笑呵呵的张云逸同志变得深沉了，有的同志感到前途渺茫，提出“我们怎么办”的问题。张云逸同志透彻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讲革命必然战胜反革命，革命低潮必定让位于革命高潮的道理，用很多通俗的比方来教育我们。他把手有力地朝前一挥说：“革命就象大海行船一样，不会是一帆风顺，总会有挫折，但这是暂时的。蒋介石一定被打败，革命胜利的目标一定能达到！”听了他富于哲理的分析，望着他坚定的神态，同志们有了主心骨，觉得光明就在前头。他还提出：“如果我们回不了部队，就和游击队联合组成粤北纵队，就地坚持武装斗争，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这个计划，由于后来中央指示我们归队，才没有实现。
张云逸同志对游击队十分关心，游击队的同志们也非常敬爱这位朴实和蔼的领导同志。游击队的杨政委是个农民出身的硬汉，积极而热情，就是方法比较简单。一次晚上行动，一个伤员因负伤掉队，被他责备得哭了。张云逸同志知道后，马上找杨政委谈心。他说：“作为领导，处理问题，批评下级，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合情合理。我们游击队和红军都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和国民党军队有本质区别。指挥员要关心战斗员，不能有官架子，要做到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啊！”他还说：“政治工作很重要，宣传教育平时就要多做、做好。激发了人的觉悟，军事工作和其他工作就好办了。”从此以后，老杨经常与群众打成一片，找同志们谈心，做了很多思想工作。在张云逸同志的关怀和教育下，游击队的革命性、政策性和组织纪律性都有很大进步。
我们从7 月进入南雄北山，到11月归队，共在这里度过了130 多个艰苦的日日夜夜。虽然已经过去了40多年，但仍然是那样令人难忘。
闽浙赣、闽东游击队下山改编侧记 孙克骥一1937年8 月、9 月间，我在中共南方工委党训班学习。
先是1936年冬，闽中特委受中共南方工委之命，设法同活动在闽东的叶飞红军游击队沟通关系。于是，1936年冬天，闽中特委委员俞长樾委托福州大众社进行此事。经派大众社成员胡伯香携带《八一宣言》等文件前赴闽东游击区，胡伯香找到闽东红军游击队部队，但以后就不见回来。事后，得悉胡伯香因被王助怀疑，王助轻率地把他杀掉了。这件事也就暂时搁置起来。正在这个时候，1937年春节之后，闽中特委遭到一次严重破坏，书记王于洁，委员王孝敏、潘涛、陈炳奎、俞长樾等人被捕，不久，5 人在福州遭国民党杀害，福州大众社成员也有数人被捕。虽然在西安事变之后，福州仍笼罩在白色恐怖气氛之中。6 月间，我撤退到香港，找到中共南方工委。南方工委同我接关系的同志是负责人之一老孔（以后知道他名叫薛尚实）。我向组织口头报告了特委遭破坏和找闽东红军游击队的详细情况，同时又写了详细的书面报告。薛尚实安排我住下来，以后与我经常接关系的有蒲特（即解放后在广东省委工作的饶彰凤）、姚铎和石昂（现名赖石昂）。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一天，薛尚实同我碰头，他告诉我：“组织决定你先到党训班学习，以后再安排你的工作。”8 月间，我到党训班学习。这就是我到南方工委的前因后果。
党训班设在香港九龙城宋皇台附近一片住宅区的一家四层楼上，同学约有十数人，有几位是海南岛人，据说是从广州监狱释放出来的。课程有党的建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职工运动、农民运动、游击战术。薛尚实讲的是职工运动，王集成同志讲的是游击战术，这是以后到新四军才知道他的名字；其他教员的名字，他们不说，我们也不问。同学中互相间从不谈姓名和过去的经历。9 月间，学习结束。同学陆续走了一些。有一天，薛尚实来，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地说：“你准备同我到一个地方看一位领导同志。”
我穿好衣服，准备跟他走。
薛打量着我说：“有没有好一点的衣服？”
我说：“除了两套换洗衣服之外，身无长物。”
“那就算了，不过，皮鞋该擦一擦。”
我笑了笑。的确，我这双旧皮鞋至少有几个月没有上过油了。我换了一件干净的衬衫，走了几步，朝薛尚实说：“就是这副尊容了，实在没有办法！”
“就这样罢！”说着，我跟薛到九龙油麻地弥敦道的一家豪华的旅馆。我看看门面，这才理解要我打扮得象样一点的用意。我们走进一间陈设很讲究的房间，沙发上正坐着一位约莫50多岁的老人，看到我们来了，赶忙站起来握手、招呼。这人个子很矮，穿着一套乳白色的西装，敞着领口，没有打领带，装束随便得很。
“这就是小孙，福建人。”
这位老人慈祥地望着我，和蔼地笑着自我介绍说：“我叫老张。”
接着，他问我是福建那里人，家庭情况，什么时候参加党组织？开始时我有点拘束。这时，他叫来了咖啡、茶点，一再要我吃，神情非常恳切。我一一回答了他问的问题。
他凝思了会儿，又问我：“你谈谈你们去找叶飞的事。”
我看了一看薛尚实，又把派人找叶飞的事详细地讲了一遍。接着说：“我已向南委作过详细的报告。”
薛尚实点了点头。我又讲了西安事变之后，国民党部队继续在福建“围剿”闽东、闽北红军游击队的情况。闽北的黄立贵就是这一年春天牺牲的。
老张笑了笑说：“这是国民党的手法，他们一方面否认福建还有红军游击队存在，一方面又疯狂‘围剿’，想尽可能消灭他们。”
随后，又问到福建的一般政治情况。接着他又谈到他在“福建事变”时，曾到过福州和十九路军打过交道。
这次会见在非常轻松愉快的气氛下结束。
我们告别了。我私下忖度，老张无疑是党的一位高级领导人，这样老的高级领导人我还是第一次见过。这次见面之后，可能要我去执行一件新的任务，内心极为兴奋。我私下问薛尚实。薛神秘地笑了笑，说：“你以后会明白的。”
过了几天，薛又来找我。带我到九龙油麻地另一家旅馆里第2 次见到老张。这次，是开门见山地交待我的任务了。
原来，老张就是八路军的副参谋长张云逸。他不久就要到福建同国民党商谈福建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我的任务是送文件到闽东游击区找叶飞。要我先回福州等他，他随后就来。要我给他留下一个可靠的通讯处，他到福州后好通告我去同他见面。最后，张云逸问我对执行这一任务有什么意见，还有什么困难。
我表示：“党给我的任务，一定坚决执行，我在福州等你。”又问“我何时动身合适？”
“回闽的一切技术问题由老孔安排，动身的时间由老孔通知你。我们在福州再见。”
第2 次会见就这样结束了。同薛尚实分手后，心绪极不平静。我没有立即回到党训班住地，顺路到宋皇台附近的海滨漫步。海面碧空无际，沙鸥点点，凉风吹来，略有秋意。相传这里就是南宋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赵（日丙）跳海殉国的地方，后人为了纪念，便把此地称为宋皇台。这是700 年前中华民族的一出悲剧。现在，日寇已深入华北，上海战端已开，广州也频遭空袭，神圣的抗日战争已经全面开展。今非昔比，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抗日战争的前途无限光明，南宋的民族悲剧是永远不会再重复了！我在沙滩上来回徜徉，直到晚霞满天，才回到住处。
过了几天，薛尚实来找我，要我看一份中央的指示。这是1937年8 月1 日《中共中央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指示》。要我看后熟记其中各要点，特别是第三点武装问题，鉴于闽南何鸣、吴金事件的沉痛教训，在同国民党的和平谈判过程中，“一定要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严防对方瓦解与消灭我们的阴谋诡计与包围袭击。”概括成一句话，就是“独立自主靠山扎”。同时，又给我一份同样内容的用航空信纸以极小的字体抄写的文件，他告诉我：“内容是一样的。你可以把它秘藏好，到苏区后，交给负责同志。”
随后又约好通讯密码。是用香港报纸中一篇文章做乱码，不进位加电报明码编成密码，然后以密写寄出。他又给我一个香港信箱的号码。
我于1937年10月间回到福州。
二我在福州等了半个月，接到张云逸的信，约我到妙巷的一家旅馆见面。旅馆座落在国民党福建省政府机关附近，福州闹市区中的一条小巷里面。我见到与张云逸同来的一位广东口音的青年人，全国解放后才知道他名叫林青，曾任四机部副部长。
张云逸告诉我：“他已同陈仪见了面，但是国民党方面一口否认闽东有叶飞部队存在。现在约定：双方各派一人同去找叶飞，决定由我同国民党方面的人员共同前往。国民党方面出面与他商谈的是建设厅长林知渊。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