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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实在是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好心的朋友劝他说：“你去找林总说一说嘛！”谭政不去。也有人建议他：“去找毛主席！”谭政也不去。实在憋闷得受不了了，他去了他的前任、老领导、老上级罗荣桓元帅家里。谭政与罗荣桓是几十年的老知交了。谭政来总政当主任，是罗帅给毛主席写信建议的。谭政把罗帅当成兄长，平时有了什么想不通的事，他都要找这位老大哥。就是家里出了什么纠纷，也是找罗帅来给调解。当谭政颓唐地来找罗帅的时候，罗帅便说：“你心里有什么话，有什么委屈，你就尽管说吧！我虽然解决不了多大问题，但至少可能给你参谋参谋。”谭政心情激动他说：“罗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罗帅虽然身体不太好，有些事情不太过问，对谭政的事情，他还是知晓的，但由于事关林彪，甚至关系到主席，因此，有些话他也不太好直说。尽管罗帅认为，谭政“跟主席工作那么多年了嘛，怎么会发生反对毛主席的问题？”但从组织原则上讲，中央已经作出决定，罗荣桓只好从正面劝慰谭政，要他服从中央的决定。谭政还问罗帅：“主席同意这么搞吗？”
“不要管怎么回事了，还是要振作精神，抬起头来，还是要继续工作嘛！不要老是这样垂头丧气的！”说这话时，大概罗帅也觉得底气不足，没有说服力，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还能说什么呢？沉默了好一阵子，谭政又说：“我这个反党分子，还能干什么呢？”罗帅回答道：“过去长期在机关工作，有了时间可以下去搞点调查研究，发现了问题就及时向中央和军委报告。”谭政采纳了罗帅的意见，果然精神振作了起来，下到他分管单位的基层去了。
谭政由总政治部主任降为副主任后，分工管总参、总后和总政直属单位的政治工作，后来又加了一项公安部队的政治工作以及民兵政治工作。如果按照别人的想法，这种安排实际上是不让你再工作了，副主任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安慰而已。然而，重新振作起来的谭政，确实没有在逆境中屈服，他真的正儿八经地当起了他的副主任来了。他跑了总参的直属单位，一个又一个的招待所，一个又一个的通信站，检查那里的工作是不是保持了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他跑了总政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又跑八一体工大队。要他们谈谈怎样做好演员的思想工作，怎样正确对待比赛中的胜败。他跑到公安总队的一些哨所，去和那里的战士促膝谈心。他跑到武汉被服厂去蹲点，一蹲就是三个月。谭政回到北京，一见到罗帅，便兴致勃勃他说：“大有收获，大有收获！”谭政详细地向罗帅讲起军工生产的一些情况，谈到了一些存在的问题，还带回一些不合格产品给罗帅看。谭政告诉罗帅：“有的军工生产有问题，特别是生产军械弹药的工厂，那要是出了质量问题，可是不得了！”罗帅听后高兴地对谭政说：“好哇，好哇！你把调查的情况写个报告，也准备一个稿子，向军委汇报。”
于是，谭政就又认真地准备起来了。手头的材料是现成的，他不用准备，就能说出许多事情来。但他还是认真地准备了起来。
自己动手写提纲，认真和秘书凑材料。材料准备好了，也向上面报告了，但迟迟没有回音。等来等去，谭政向毛主席写的调查报告，向中央军委的汇报，不仅没得到回复，反而说他写的那个民兵工作考察报告中提出的“三依靠”是与毛主席关于民兵工作“三落实”指示相对抗，又一次受到批判。他又一次受到了委屈，谭政又去找罗帅。这时，罗帅的身体已经是越来越不行了。
一天，谭政在总后参加会议，得到消息说：“罗帅不行了！”谭政和李聚奎上将飞车赶到罗帅家里，也没能跟罗帅说上一句话。这不能不使谭政悲痛万分。回到自己家中，百感交集，谭政禁不住失声痛哭。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不少领导下了基层，谭政也决定下到基层去。下去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改造思想。谭政选择了江西九江的一个军工厂，他的正式职务是工作组的组长。到厂第二天，谭政就穿上工作服下车间劳动去了。为了和工人打成一片，谭政改了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名字——唐一夫。谭政在这个工厂里认认真真地当了半年多的工人，他努力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工人一致起来。工人们对这个“老唐”很是喜欢，很愿接近。
有什么话都愿意对他说，甚至有的工人家里发生了纠纷，也愿意找他帮助解决。既然是工作组组长，就要管点事情。一天，他接到江西省委的通知，去南昌参加一个会议。他带上秘书就出发了。不料，来到南昌当晚，秘书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请告诉谭政同志，他是犯了错误的，没有资格参加这个会议。”秘书反问：“这是谁的意见？”电话里传出来一个响亮的名字。秘书只好回答：“知道了。”怎么和谭政交待，思来想去，只好撒谎。“谭副主任，会议改期了，我们要先回九江。”谭政不解他说：“不会吧，不是定好了的吗？”“刚刚改期的。”秘书说道。谭政说：“不行，我要去问问他们，哪能这样不负责任，劳民伤财？”秘书反复劝他不要再问了，可谭政还是坚持要问。无奈，秘书只好实话实说了。谭政听完后，就再也不说话了……谭政从九江蹲点回京不久，即接到中共中央决定，调他去福建任第五位副省长。可是，这个副省长的椅子还没有坐热，新的灾难，又一次无情地降到他的头上。1967年隆冬，北国已是白雪皑皑，滴水成冰，南乡福州，却秋韵未尽，绿荫浓浓。马路两旁，主于粗壮的榕树，刚劲挺拔的玉兰树，枝繁叶茂，翠绿欲滴，仿佛是绿色的飘带，绵延在市区内的大街小巷，给这平静的福州，又增添了清新秀美之感。此时，“文革”已经进行了八个月，住在福州市内五峰山军区大院里的谭政（他是不久前为回避红卫兵冲击，经省委决定由省委招待所交际处迁到这里的），无心浏览榕城的自然风光，一场不样的厄运，似乎马上就要降临。接连几天，台风阵阵，阴雨霏霏，寒冷异常，市区内市民居住的二层结构、普遍从东向西顺风倾斜的木板房，发出吱吱的响声，似乎很难招架住这逼人的风寒。厄运果然发生了。福州军区卫校造反派学生二十多人，在林彪的唆使下，臂带红袖标，深更半夜闯入谭政家中，把他捆绑起来，押解到北京。尔后，在各总部、各军兵种及各院校，谭政与彭德怀、黄克诚等一起，轮番接受批斗，坐“喷气式”，被拳打脚踢，“文革”中发明的各种“刑罚”，应有尽有，苦不堪言。从此，谭政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文革”监禁生活。
八年里，谭政先是和罗瑞卿关押在一起，以后又分开。开始被关到北京卫戍区教导队“什坊院”。在此院被关的，还有彭德怀、黄克诚等人。按照住房的序号，他们被称为1 号、2 号、3 号。l 号是彭德怀， 2号是谭政。谭政的监房比别人昏暗得多，别人的门窗朝前，门窗一壁，而谭政的监房要通过一所过屋才能进去。窗子封得严严实实，外边已安着一个漏斗状观察窗，见不到一点阳光。一天到晚＇奇·书·网…整。理'提。供＇，室内极度昏暗，特别是阴雨大，室内白天黑夜没什么两样。这样，谭政本来就压抑的心情更加深重。他一天到晚不说话，也很少在室内走动，往往是在一个地方许久许久地站着，有时瞪着两眼，呆呆望着，眼皮不眨一下。他的内心痛苦超过了极点。他的神经己有些失常了。后又被转移，关在公安部办的政法大学里。前后换了好几个地方，具体都是什么地方，谭政自己也搞不清楚，深院壁垒，无向可辨，无人可问。在阴暗潮湿的“囚室”里，夏日闷热，蚊虫叮咬，呼吸都感到十分的困难，冬天寒冷，无任何取暖设备，谭政只能合衣而卧，蜷曲着身体，以抵风寒。吃的“囚饭”，除了窝头、咸菜，无任何可引起食欲的饭菜可言。
八年里，谭政的身心受到了极度的摧残，政治生命降到了他人生的最低点，作为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也降到了他人生的极限，病疾相伴，无药给医，谭政险些送命。后来，谭政自己曾伤心他说：“我这个参加秋收起义的红军战士，井冈山上的共产党员，古田会议的参加者，经过爬雪山、过草地，长征二万五千里，竟然在‘自己’的监房里蹲了八年！”一次，毛主席问：“那个谭政哪里去了？”这才把谭政从监房中放出。此时恰是1975年元旦过后不久的春节前后。谭政放出后，先是住在中组部招待所，长时间生活上没人过问。老同志、老朋友前来看他，谭政一见面便失声痛哭！老秘书前来看他，他竟然哭得老泪纵横，像是个孩子。并说：“没想到我们还能见面啊！”人们突然发现，谭政大将的神经已有点不正常了，说话用语迟顿，腿脚不灵，耳朵发聋，真像一个小老头了。同志们见到谭政被折磨成这种模样，都感到吃惊，并关切地问：“谭老，你是为什么蹲监房的呢？”谭政的回答十分干脆：“不知道。”当秘书问起他在监房里的情况时，谭政摇摇头，说道：“八年了，别提它了！”谭政对秘书和看望他的同志说起出来后的情况：“许多人来看我，那天耀邦同志来了，很关心我的生活。”说着说着，止不住又落下了热泪。“我是出来了，但就这么呆着，也不是个办法，总得有点事情做才行啊！”谭政还惦记着工作并对秘书说。秘书给他出主意：“您给叶副主席写封信，把你的情况说一说。”谭政觉得此办法不错。第二天就给叶副主席写了一封短信。叶剑英接到谭政的信以后，很快把信批给了此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同志。邓小平立即把这封信转给了毛主席，并作了批示：主席：谭政无大错，建议安排军委当顾问。
当天，这封信送到了中南海毛主席住处。毛泽东也想到了谭政这个湖南老乡，老部下，老相识。当初正是毛主席“那个谭政哪里去了？”才把他放出。今天，毛泽东又在经邓小平批示的谭政的信上，用粗粗的铅笔画了一个很大的圈，表示同意邓小平的意见。于是， 1975 年8 月，谭政出任中央军委顾问，对他所受的政治迫害，予以平反。谭政大将又穿上了他视为生命的军装，恢复了往日的殊荣。谭政穿上军装去看叶帅。在西山叶帅的住所，他握住叶帅的手，泣不成声。叶帅看到谭政虽有好转、但仍无法掩饰的落魄身心，心中犹如刀绞般的难受，他的喉咙硬咽了。坐了片刻，恢复了一下激动的情绪，叶帅对谭政说：“谭政啊，你出来工作，是邓小平同志建议，毛主席批准的。你呀，身体不好，能做多少工作，就做多少，不要像过去那样一个劲儿地干，身体不行不要勉强。”谭政的耳朵已经背了，没有听清。叶帅只好又说一遍。谭政明白后激动地对叶帅说：“能工作了，我就要尽量给党多做点事情。”告别叶帅时，叶帅又特意送给了谭政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