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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3 月中旬。北京某地。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春节刚过，积雪己逝，古城北京的街头巷尾、城郊山湖，便已显现春意盎然的自然景观。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会议室里，继彭德怀、叶剑英、黄克诚报告之后，谭政以《关于军队肃反工作的总结报告》为题，作了生动的报告。他在对军队内的肃反工作，做深入、系统的经验总结。
自谭政来京， 1954 年9 月5 日参加了一届全国人大（9 月27日一届一次会议上，被选为一届人大委员）。 1955 年3 月21日至31日参加了于北京召开的以清除“高饶集团”为中心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并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书记是董必武，另一副书记刘澜涛，委员、候补委员共二十一人）。在军队开展的这些政治运动中，谭政始终掌握“批判错误从严，定案、处理时从宽”的原则，尽量做到少出偏差和不出偏差。
当时，也有人反映说他思想右倾，但他还是坚持他的一贯主张：“给一个犯错误的同志定性做结论，总还得给他个改正错误的机会，不要一棍子打死嘛！”从1955年7 月中旬开始，全军分批开展了军队的肃反运动。谭政对军队的肃反工作，既严肃又认真。在运动中，他始终遵循党的方针、政策，既打击了真正的反党反革命分子，又保护、挽救了一大批干部。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谭政在此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才以此为题作为报告。谭政在谈到军队肃反运动的基本情况时说道：“运动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在运动的全过程中，我们始终遵循中央的指示、方针行事。”在谈到运动中出现的偏差时，谭政讲道：“只是在某些单位，发生了打人、体罚、逼供、诱供等错误，但时间很短，很快便得到纠正。”在谈到运动后期的处理与政策时，谭政说道：“在甄别定案处理中有关政策界限的掌握上，对于实际工作中出现的偏向，必须批评纠正。”谭政的报告，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谭政结束了自己的肃反总结报告，信步走下主席台。谭政在肃反运动中，掌握党的方针政策，不搞扩大化，给每个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此相关，人们还清楚地记着谭政在参与和直接领导政治运动中，纠正“左”的倾向的另外一些感人肺腑的事例。有一次，谭政下去检查工作，某省军区政治部向谭政汇报了该部下属有一位政工科长， 1947 年伪造了一份入党志愿书和一封党员介绍信，利用分配到一个新工作单位之机，“混进”了党的组织。汇报该问题的同志并告诉谭政，这个人的问题已全部调查核实完毕，本人也如实作了交待。现在，他准备将这个人定为混迸党里来的政治骗子，作清除出党的处理。谭听取汇报后问道：“他入伍后表现如何？”汇报的人回答说：“一贯表现较好，作风正派，能联系群众，工作上有一定成绩。”谭政又问：“根据他的一贯表现，你看他是否具备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汇报人回答说：“可以说基本具备。”问明详细情况后，谭政表示：“我看这个同志，既不能定为混迸党内的政治骗子，也不能清除出党。”在座的军区领导干部都惊愕了。接着，谭政不紧不慢富有哲理地解释道：“他当时采取的那种手段混到党内来，做法上当然是错误的。但事实证明，他到党里来不是别有用心，想干坏事，这和政治骗子完全不同。如果1947年他不那样做，根据他在部队工作的八九年的表现，也可能早就入党了。我看还是为他补办一个人党手续，帮助他成为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他会为党继续努力工作的，对党有益而无害。”谭政这种以党的事业为重，一切从大局考虑，历史地、实际地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切为了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化消极为积极，对人的处理十分慎重的工作方针，使在场的每个人赞叹不已！后来， 1957 年在反右期间，某军一领导同志向谭政汇报说，“内定”的师团职干部“右派分子”的定性标准不好掌握。过后，谭政便派出工作组帮助工作，并对派出的工作组当面交待说：“对划为右派的复查定案，是件很细致的工作。对人的问题一定要慎重对待。要注意接受历史的教训，打击面不能太宽。”这样，工作组通过逐人逐事复查，将原来“内定”的若干名师团职干部“右派分子”的名单刷下来一大半。谭政又很好地保护了一批党的军队干部。1956年9 月中下旬。北京西城太平桥大街。政协礼堂。酷暑刚过，金秋已临。今天，北京西城区太平桥大街新落成的政协礼堂，红旗招展，卫兵凛然。具有划时代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八大”，在这威武雄壮、富丽堂皇的政协礼堂里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一千零二十六名代表，佩带精制的代表证，代表着全国一千零七十三万名党员，洋溢着胜利、喜悦的笑脸，秩序井然地步入会场。来自五十多个国家的外国共产党、工人党的代表，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应邀出席了会议。整个会场，热烈庄重，呈现出团结、兴旺的活跃气氛。谭政，这位“七大”时期的中央候补委员，在“七大”后十一年中做出了突出贡献与成绩，今天，也光荣地参加了大会。
在党的“八大”会议上，在听取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朱德、陈云、董必武等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所致的开幕词、所作的报告和重要发言后，谭政也在党的“八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建军新阶段中政治工作的若干问题》的发言。原来，谭政自调京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主持总政常务工作以来，在部队的建设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在部队正规化、现代化及其政治工作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加之建国前谭政的成就与贡献，因此，1955年9 月，谭政被授予大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因此，谭政在党的“八大”的发言中，便对新阶段部队中的政治工作经验作了总结。发言前，谭政将发言稿分送邓小平、彭德怀、罗荣桓、黄克诚等审定。彭德怀、黄克诚对谭政的发言稿作了肯定的批语，邓小平在文字上还作了改动。谭政在“八大”会议上的发言中说道：“全国解放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在党中央的正确方针指导下，逐步地从过去的旧阶段，进入到现在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到来，是以技术装备的改善开始的，由此引起的是军队的指挥、编制、训练、制度等方面的一系列变革。
这是军队建设的一个飞跃，建军史上的一次巨大变化。“谭政在介绍了上述时代变化的背景、特点之后，单刀直人，提出了如何认识政治和军事技术的关系问题。他提高语调继续说：”有鉴于此，因此，现阶段的政治工作，应正确认识政治和军事技术的关系。在现代战争中，技术条件的重要性是大大地提高了。没有现代技术装备，没有高度技术水平的诸兵种合同作战，卑靠人的勇敢是不能在战争中取胜的。目前来说，我们在军事科学、技术和现代指挥方面的知识，不是很多，而是很少，技术的薄弱仍然是当前军队建设的一个主要问题，我们必须用最大的努力来克服这种落后状态，并争取若干年内在军事技术上赶上其他先进国家的军队。“
谭政在强调了军事技术在部队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及其现状之后，话题一转，又谈到了人的因素、政治因素的重要作用。他说：“但是，我们强调技术的重要，并不是主张可以降低人的作用、政治因素的作用。
相反的，人的因素始终是战争中的决定因素，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在技术条件日趋复杂，兵种增多，战争更加残酷的条件下，更需要发挥人的作用。技术是由人掌握的，任何新的技术只有同人结合，才能发挥作用。“
为此，谭政格外强调：“必须加强部队文化教育，使各级干部文化程度若干年内普遍达到大专以上，同时普及战士的文化学习，适应国防现代化的要求。加强部队军事训练，提高军事素质。只有这样，我们的军队才能真正实现正规化，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国防军。”
最后，谭政又在发言中指出了在目前新阶段中，部队工作转变中所发生的几种偏向。他指出：“这些偏向大略表现为：忽视官兵一致，上下一致的传统：忽视思想工作，不走群众路线；在学校教育与部队训练中，存在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军队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同地方党的关系，较前疏远。”针对上述问题，谭政在发言中还提出了新的历史阶段军队政治工作的任务和方法。谭政发言结束，会场掌声雷动。谭政的这篇发言，是我军在新阶段政治工作的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这篇发言，被编入“八大”的文件汇编之中，中央军委将其作为建军的重要文件印发全军。
在中共“八大”上，谭政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八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同年12月，谭政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主持全军政治工作。同时，他还担任中央军委委员、军委常委、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人大常务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国防部副部长等职。1957年1 月7 日。北京。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新年刚过，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便在北京隆重举行。
会上，一位风度翩翩五十岁上下的中年首长，正在满面春风、流畅潇洒地进行长篇讲话《关于在军事训练中执行群众路线的初步总结》。此人就是一年多前被授予大将军衔，半年前参加了党的“八大”并被选为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不久前出任总政治部主任的谭政。说起谭政出任总政治部主任，还有一段小小的插曲。原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同志，由于身体的原因，经过一段时间反复的思考，决定让出总政治部主任的位置，由新人来接班。罗荣桓认为谭政是最恰当的接班人选。经过慎重斟酌， 1956 年9 月2 日，在党的“八大”召开前夕，五十四岁的罗荣桓，终于提起笔来，郑重写道：彭转军委并报中央主席：我长期身体不好，不能工作，而又挂名很多，精神上极感不安，请求解除我总政主任及总干部长等职，以免妨碍工作。
罗荣桓1956年9 月2 日同时，罗荣桓通过别的形式，提出谭政为自己的接班人选。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接到罗荣桓的信后，感到事关重大，需从长计议。他考虑“八大”
召开在即，可在会议期间向毛泽东报告后再说，便将此信压下。10月2 日，彭德怀来到军委办公室，让秘书将罗荣桓的信取出，在信上批给军委秘书长黄克诚：抄送军委委员阅，准备在军委会上讨论一下。原稿转呈主席。
中央军委经过反复研究，考虑到罗荣桓的健康状况，决定同意他的请求，并决定由谭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