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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开办各种训练班，为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培养骨干。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部队则进行爱护根据地、尊重抗日政权的教育，规定抗日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并认真组织学习、讨论，模范地遵守执行。贯彻经济政策。各部队各级政治工作团、服务团认真宣传与贯彻我党提出的减租减息、停征田赋、废除各种苛捐杂税等经济政策，并将没收的汉奸财产分发给群众，使群众从经济利益上亲身体会到我党我军的正确。同时，我军所到之处，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积极帮助群众恢复田园，发展生产，反对随意支差、轻易砍伐树木、杀害耕畜、践踏耕地等浪费民力物力现象的发生。通过这些实际的行动，使敌后广大群众紧密地团聚在我党我军的周围，决心在共产党领导下抗战到底。另一项任务是扩大军队，发展党员。
在谭政为副主任的军委总政治部的具体指示、部署下，各部队以政治工作人员为基干，组成各路工作团，分赴各地开展扩军工作。各路扩军人员同各地党、政、抗日民众团体密切配合，在群众中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鼓动工作。运用各种宣传武器——戏剧、歌曲、壁报、群众大会、小型飞行会议，以及个别谈话、组织群众到日寇摧残过的地方参观等方法，向群众说明抗战的形势和求生之路，提高群众的民族意识和政治觉悟，使群众明确要想自身不遭受日寇蹂躏、迫害，只有拿起武装，为民族的生存而斗争，战斗到胜利。同时，还特别强调，部队每到一地，都要与当地人民建立密切的关系，经常举行军民联欢会，请群众代表到部队吃饭、参观，以我军严明的纪律、团结和谐的内部关系，给群众以最切实的影响；推动政府和民众团体，慰问抗日军人家属和欢送新战士上前线的工作。从而在群众中造成参加八路军、新四军上前线打日本侵略者的光荣感。使命感，从而激发出蕴藏在民众之中的抗战热忱，到处出现了“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感人场面。
第六章纠右倾反顽敌斗争更艰巨1938年9 月29日，延安桥儿沟。
萧瑟秋风，轻轻掠过。
路边，田园的庄稼。野草虽有点变黄，可四周连绵起伏的群山，远望去还是绿草如茵，郁郁葱葱。
今天，桥儿沟显得格外漂亮，坐落在沟门右侧山脚下的大主教堂，肃穆、典雅。这一座典型的欧洲哥特式建筑，屋顶又高又尖，直插蓝天，跟陕北窑洞相比，风格明显不同。1937年1 月，中共中央党校从定边县迁至延安东郊桥儿沟以来，这座教堂便被用作中共中央党校礼堂。
教堂的前面，沟门外，不远望去，奔流不息的河水，匆匆流过。
下午，阳光明媚，秋高气爽。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项英、王稼祥、陈云、刘少奇、彭德怀、王明、博古、关向应、张浩、杨尚昆、李富春、李维汉，还有中央各部和各地的主要领导人吴玉章、林伯渠、罗瑞卿、林彪、贺龙、邓小平、彭真、罗荣桓、涂海东、王首道等陆续步入中共中央党校大礼堂，中共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这里召开，这是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全会。
作为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在这次中共中央全会上，全面总结了抗战以来党和军队的工作，批判了党内的右倾情绪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突出强调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对敌后抗战的领导地位，重申了党的政治工作基本原则，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这次全会持续了一个多月，11月6 日全会胜利闭幕。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基本精神，为谭政在新时期的政治工作，立下了新的坐标。
会议结束后，谭政立刻离开桥儿沟，勿匆返回杨家岭军委总政治部驻地。1939年11月7 日，总政治部。“王主任、谭副主任，你们都回来了！”当谭政他们从会场返回杨家岭总政治部时，很多工作人员都迎了上来。“有什么新精神吗？”一个工作人员问。“嗬！你还真急！”谭政说：“来，把这些东西放好。”谭政把一包东西交给了他。“老谭啊，”王稼祥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及时很重要啊！”“是啊！”谭政说：“伟大的行动，需要有伟大的思想来支配，这次会议，对王明右倾思想进行了系统批判与纠正，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克服军事中右倾倾向，是太重要了，如果按照王明那一套搞下去，准会吃亏，出乱子。我就担心这一点。”王稼祥点了点头，又说：“许多同志的发言很有力度，值得我们思考。罗荣桓提出的要加强部队政治工作力度，特别是加强党支部活动，充分发挥党支部作用，提高支部在连队中的威信，这一点值得我们思考。今后，不能随意抽调部队政治机关的干部，要保证政治机关工作的正常进行。”
谭政说：“对，政治机关工作一削弱，就会出现像老罗所讲的思想麻痹、土匪主义及贪污腐化现象。这种情况值得重视。”
王稼祥说：“六中全会己胜利结束，全党都要认真宣传贯彻落实六中全会精神，我们总政也要着手制定工作计划，逐步落实。我的身体不太好，你就担起这担子吧。”
谭政点了点头说：“稼祥同志，你放心，凡重大事项我都会去请示你的，你是主任。”①“哎？！你放心大胆于吧，党中央对你的工作很放心，很满意嘛！”说完，两人都笑了起来。
夜已经深了，可谭政却兴致正浓地在制定军委总政治部下一步工作计划。
他想，六中全会已经结束，下一步任务就是要布署宣传、贯彻落实六中全会的任务。这几个月来，王明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危害很大，想一下子清除影响，恐怕不可能，因此，他想，要从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抓起。经过一夜的思考，他拟好了下一步工作计划，准备报请明天会议上讨论。
“喔喔喔……”外面的雄鸡开始鸣叫起来，东方的鱼白映入了谭政窑洞的窗前，谭政吹灭了伴他一宿的灯，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1938年11月8 日。八路军总部。彭德怀刚走到办公桌前，一个工作人员把一份材料递到他手里说：“彭总，这是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下发的材料，要求八路军各部队贯彻六中全会精神，检查政治工作，井要求您在前敌政治部作传达报告。”“好的，你把这份宣传教育大纲电发给各部队，要求各部队在传达学习六中全会精神中努力结合自己的实际，改进工作。”
“是！”
1938年11月中旬，一二九师师部，党员代表大会上。邓小平操着很浓的四川口音，开始讲话了：“同志们，今天是我们一二九师党员代表大会。
根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和八路军前敌政治部指示精神，我们要学习六中全会文件。刚刚下发的两本书，一本是《论新阶段》，这是毛主席写的，一本是《六中全会组织工作大纲》，希望同志们认真学习，克服轻视政治的观点，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更要讲党性，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反对一切右倾倾向。这次，六中全会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的领导地位，系统地批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奇·书·网…整。理'提。供＇，这对我们顺利取得抗日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邓小平坚定有力的讲话，赢得一二九师党员同志们阵阵掌声。刘伯承开始讲：”同志们，刚才邓政委讲得好，共产党员最要讲党性，我们一定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反对轻视政治领导的军阀主义错误。我们这些人，离开了党的领导，都没有出路，都要犯错误的。现在，六中全会，要求我们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武装，又要坚持团结友军，共同打败日军。因此，我们要结合实际情况做好自己的工作。但是，新的情况表明，我们虽然坚持团结友军，但是蒋介石、国民党反对派对我们扩大武装怀恨在心，因此，我们时时警惕，千万不要上当犯错。“刘伯承那激昂的演说，给战士们增添了无穷力量，更加坚定他们抗日必胜的信心。邓小平又说：”现在总政治部要求我们采取措施，从组织上加强政治机关的整顿，健全组织，恢复制度，改善政治工作领导。
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各级政治机关的主要工作者都必须是党员。总政治部要求对政治工作进行巡视检查，各师相互检查，总政也派检查团巡视，因此，我们要做好工作，接受兄弟部队及上级检验。“1938年12月，总政治部。
“喂，小鬼，给我要抗大。”谭政一边看材料，一边说。只见那个小战士摇着旧式话机，转了两圈拿起话机，没有回声，又摇了几下，这回接通了，只听见对方声音：“喂，是哪里呀？”小鬼赶忙把话机交给谭政，“喂，我是谭政！”“哦，你好，我是老罗啊！”“哦，罗大个子，还好吧！有个事要跟你们商量一下，总政报请中央批准，准备要请抗大再开一个政治干部训练班，从各师抽调干部去学习，你看怎么样啊？”“可以是可以，只是现在我们校舍太紧张！”“哎，挤一挤嘛，只要不出毛病就行！”“喂，就怕挤出毛病来呀，哎，抗大抗大，越抗越大呀！”“哪里，哪里！”说完，谭政把话机放下。然后吩咐下去：“把这份文件发下去，要从各师抽调政治干部到抗大学习。”1939年2 月，总政治部。“谭主任，这是新四军第二届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通过的《新四军政治工作组织纲要草案》。”“好的！”谭政接过材料，认真看了起来，只见他的眉头紧皱，越来越不高兴。最后把材料往桌上一放，就说：“怎么能把国民党的言论编成材料呢？”“又怎么啦？”
王稼祥问。“他们的纲要，只字不提共产党的领导，却把蒋介石的言论、宣言编成材料，教育部队，这样搞下去，那就不是共产党的部队。”王稼祥接过材料，认真地看过，他感到问题的严重。1940年5 月初，总政治部。“稼祥，中央对新四军工作提出了批评意见，要求我们总政治部对其提出具体整改意见，你看，这是我昨晚写出的《总政治部对新四军政治工作的指示》，你看行不行？”王稼祥接过材料，一看，上写：我们根据中央五月四日对新四军的指示，看了新四军的政治部的少数比较旧的林料之后，对新四军政治工作有以下意见：（一）我军的政治工作是根据共产党的理论、纲领、策略和口号。因此，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仍旧是共产党的党的工作，并不因统一战线的环境和战区的指挥关系而有所改变。因此政治工作必须在政治上、理论上、组织上、工作内容与方法上，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一切迁就国民党，迁就军队指挥的上下系统，而丧失或减弱我党独立性的办法都是有害的。（二）在鼓动宣传教育工作中，我们应当依照共产党的基本理论与目前策略路线出发，必须把阶级教育与民族教育正确地适当地联系起来。
在目前特别着重说明投降妥协的危险，以及反对这种危险的斗争的必要，说明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两重性与动摇妥协性。不应把国民党首领的演说宣言编成讲话材料，这种方法是不妥当的。（三）在组织方面，红军时代的政治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