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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担忧心情消失了。
粟裕部署完毕后，从墙上摘下一顶钢盔，带上两个警卫员，径直向“江抗”二团的前沿阵地走去。
这时，战斗已经打响。炮弹在阵地前沿爆炸，掀起一股尘土。透过硝烟，很快可以看见日寇冲锋时挥动的闪闪发光的刺刀和那一副副狰狞的面孔。
粟裕旁若无人地从阵地一端走到另一端。他不断提醒指战员们节省子弹，沉着应战，要大家准备充足的手榴弹迎击日寇的冲锋，子弹从他耳边呼啸而过，他视若不见。石块、泥土砸在他身上，他顺手轻轻地掸一掸，继续指挥。
“粟司令来了！”“粟司令在我们阵地上！”指战员们顿时精神百倍，越战越勇。
就在这支由新战士和机关勤杂人员防守的阵地前，日寇虽多次冲锋，但始终无可奈何，除了留下一具具死尸外，未能前进。夜暮降临后，鬼子被迫撤退了，这时粟裕才指挥部队安全转移。
到新驻地后，同志们顾不上休息，兴高采烈地谈论着这次战斗。可粟裕就像役经过这场恶战一样，仍然着装整齐、深谋熟虑地在那里看着地图，研究着敌情。
几天后，陈毅亲手写了一副对联，送给粟裕贴在水西祠堂里。这幅对联是：食少事繁诸葛公轻裘缓带羊叔子新成立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面临着三少，即人少、枪少、干部少。人少，不要紧，参军热潮正一浪高一浪；枪少，也不要紧，组织起来从敌人手中夺取；唯有干部少，一时难以解决。
粟裕决定狠抓干部培训工作。他是副指挥兼参谋长，既要掌握敌情、部署部队、指挥作战，又要组织后勤保障，每天忙到深夜。但他对训练丝毫不胄放松，可以说事必躬亲。
早上，天刚麻麻亮，江南水乡还飘忽着一片片迷漾的雾气，粟裕便一个人悄悄起来，走到高处去沐浴晨风，思考一天的工作。当指挥部的机关人员随着哨声到达训练场地时，粟裕精神抖擞地已站在小土坡上多时了。他仔细地看着战士们训练，只要谁的动作不准确，或是军容不整齐，他就不声不响地走过去，指出错误或亲自示范。
战士们奇怪的是：早上天还没大亮，光线不好，训练场上的人又那么多，粟裕到底是怎样看得如此清楚呢？
在一次射击练习中，几个刚来不久的青年学生自以为已经达到了要求，互相检查后，便悄悄聊起天来。突然，粟裕来到他们面前。他一声不吭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铜元，放在一个学生的枪上，命令“击发！”随着扳机声，铜元掉到了地上。粟裕拿过枪，一个卧姿趴下，让那个学生给他放好铜元，几次击发，铜元纹丝不动。他站起来走了。这件事，前后不过几分钟，除了一个口令，他没说一句话。可是，此时无声胜有声，那几个学生红着脸从中明白了许多。
江南水乡，桥多路窄，在水网地带作战，许多指战员尤其是干部不适应。
很多战士不会游泳，害怕过独木桥，粟裕就带上门板作保险，亲自教战士游泳，骑着自行车过很窄的木板桥。首长的模范行为成为无声的命令，部队很快适应了水网地带，提高了战斗力。
粟裕在抓部队训练的同时，执行中央向北发展方针，协同陈毅组织部队准备渡江北上，挺进苏北。
第六章布奇兵巧周旋黄桥大决战苏北，人口稠密，物产富饶，河网交叉，公路纵横。
在抗日战争中，苏北具有特定的战略地位。它不仅是盛产粮、棉、盐等战略物资的重要基地，而且是控制日寇沿江进出的重要地区，也是新四军与八路军联系的重要纽带。
苏北抗日局面一旦打开，向南可以与江南抗日根据地相呼应，扼制长江下游，直接威胁设在南京的日本侵略军总部和汪精卫伪政府；向北向西发展，可以与山东、淮南、淮北抗日根据地连接，直通华北和中原。因此，苏北，是日、顽、我必争之地。
新四军向苏北发展，是党中央早就确定了的方针。1938年春，毛泽东对江南新四军的发展方向有过明确的指示：“目前最有利的发展地区是茅山山脉。”5 月4 日又指示：“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应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
这个任务的提出，是对蒋介石的险恶意图作了充分的估计。自主力红军长征，蒋介石便想彻底消灭我南方的红军游击队，但是未能得逞；抗日战争开始，蒋介石迫于形势，不得不同意将我坚持在南方八省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编成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但却将新四军主要力量限制在面临长江天险和日寇侵华心脏的南京附近，企图借日寇之手消灭新四军于这一狭窄地区。1939年，蒋介石在庐山训练团说：“我让新四军到那里去，是为了让日本人消灭它！”然而，事情的发展恰恰与蒋介石的险恶居心相反。党中央、毛泽东采取了将计就计的方针，要求各部迅速深入敌后。新四军一开到敌后，便深入到人民群众当中，如鱼得水，不但没有被消灭，而且迅速发展壮大，形成了燎原之势。
时任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军分会书记的项英，由于受右倾机会主义影响，以“江南的特殊性”为理由，没有积极贯彻执行党中央要求新四军“东进苏南，直逼京沪，渡江北上，联接华北”的战略方针，而困守皖南，把已经东迸苏南的主力一团、三团先后调回皖南，致使前线的力量大为削弱，因而使新四军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年2 月下旬，周恩来亲自到皖南做项英的工作，提出新四军发展华中的三条原则，即：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那个地方发展；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那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哪个地方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且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那里发展。依据这些原则，周恩来同项英商定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意见。但此后，项英却迟迟不见行动，拒不执行这些合理的方针。
当时，蒋介石、顾祝同划定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的防区非常狭窄。粟裕率领的第二支队的防区，被划在南京、天云寺、秣陵关三角地带，最长距离不过三十公里。为了发动群众，抗击日寇，粟裕不断冲破蒋介石的所谓的“界限”，打到防区以外去。向南打到高淳、郎溪，向西南打到芜湖，向东北打到镇江、金坛一带。每次打击日寇的行动，不但得不到国民党军队的支持配合，反而遭到顾祝同的追查、警告。项英不仅没有理直气状地予以反击，反而责难粟裕“破坏统一战线”。
尽管如此，粟裕仍坚持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制订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不断挫败顽固派的反共阴谋。
寒暑交替，冬去春来。
1940年春天，抗战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正面战场上，日军停止了对国民党的进攻，采取了诱降政策。在南京，汪精卫成立了伪政府，大叫“蒋汪合作”、“和平反共”。蒋介石的假抗日真面目也日益暴露了，他主张什么“曲线救国”，同时暗地里偷偷下发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以主要力量对付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
国民党顽固派将磨擦中心由华北移向华中，准备对华中各根据地发动三路进攻：冷欣进攻苏南，韩德勤进攻皖东，李品仙进攻皖中。
党中央、毛泽东同志鉴于国、共第一次合作时血的教训，及时地要求全党同志提高警惕，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力巩固我们的党，巩固党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以准备对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并作出了大力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党中央明确提出：鉴于日寇大量增兵，华北敌占区日益扩大，我方斗争日益艰苦，以及国民党可能的公开反共和投降，全国性突然事变可能到来，我军决不能限死在黄河以北不入中原，故“华中是我最重要的生命线”。“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根据这一战略方针，党中央令八路军主力两万余人由冀鲁豫分路南下，会同新四军第四、第五、第六支队以及江南指挥部已到达苏北的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共同完成发展华中的任务。
1940年3 月，顾祝同调集五个师、一个旅，连同地方保安团约十八个团的兵力，主要部署在贵池、青阳、绩溪、宁国、宣城、繁昌、南陵、泾县一带，还加强了溧水、高淳、郎溪、广德、宣城之线，企图切断新四军皖南，苏南之联系，造成围歼皖南、威逼苏南之势。同时，在大兵压境的态势下，勒令新四军将江北第四、第五支队和叶、陶部南调。
皖南地处敌后，在国民党三战区包围圈中。苏南是新四军对日作战和向东向北发展的基地。以当时新四军的兵力来看，暂难在皖南、苏南两处作战。
为此，陈毅、粟裕建议皖南军部应向苏南靠拢。
4 月26日，中央复电陈、粟，同意他们的建议，指示“皖南军部速移苏南为宜。”但项英又动摇起来，以种种借口拒绝北移，反而再三要求中央批准将叶、陶部调回皖南。
党中央断然拒绝了项英的要求，于1940年5 月4 日发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重要指示（简称“五四”指示）。“五四”
指示强调指出：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坚决地执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以此为投降作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该强调统一。如果不斗争，就将再犯1927年的错误。中央还就我在敌后地区的发展方针着重指出：“不应强调华中特殊而坐失发展时机，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
陈毅、粟裕当即召集干部会议，传达“五四”指示精神。项英却向中央撂了挑子，认为中央的“五四”指示表明：新四军的领导已在思想上犯了路线错误，在行动上存有拒不执行中央方针的行为。他“当然不能继续领导而且也无法领导”新四军的工作。
6 月，蒋介石部署的由顾祝同、冷欣、韩德勤、李品仙从南、北、西三方面向新四军围攻的阵势已经形成，至此我皖南、苏南部队已无法集中；江北几支部队协力发展华中的计划进展也十分艰难，新四军现有的力量已不可能求得在大江南北同时对付顽固派的进攻。形势的发展，已经到了最后抉择的关键时刻。
6 月15日，陈毅同粟裕相商后，当机立断，急电中央：决心将部队移往苏北，“再不决定”，必致苏北、苏南两方受损。“
美丽的苏北，垂柳环绕，池塘如镜，河里白帆点点，远山在雾中飘浮，就像一幅绚丽的油画。
就在这风光旖旎的苏北，又一次，反共高潮已经形成。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此时出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
韩德勤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