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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 月23日晚。徐海东寝室。
儿女们坐在徐海东床边，说起社会上出现的一些大字报，还给他读了一些传单。其中有一张油印传单写的是林彪如何“一贯紧跟，一贯高举”，还说“林彪是贫农家庭出身……”
“放屁！”徐海东突然火了，手拍床边，气呼呼地说，“完全是胡说八道。当了副主席，也不能改变成份嘛！红军时期，我两次带领队伍到过林家大湾。他家十几台织布机，是我们分给穷人的。他家怎么是贫农，哪一家贫农，有那么多织布机，还有那样多的瓦房！”
徐海东突然联想到，儿子给他读过的中央5 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一些文件，觉得林彪最近言行反常。他不顾此时又加重的病情，叫儿子把文件全部拿过来，亲自一字一句的仔细读两遍。他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心潮随着中国社会主义这条航船起伏。
由批判〈海瑞罢官〉而点燃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之火，通过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由意识形态领域扩大到全国各条战线。瞬间，这场红色浩劫将要席卷具有五千年文化的神州大地。
犹如一股暗火，虽然它已经炽热地燃烧了，但当它还没有把整个大厦化为一团火海的时候，总不是会被一般的人所注意。
然而，经受过无数次激战和政治风波的共和国大将，却超人地嗅到了火药味。是秉笔直抒、进谏中央？还是安心养病、天塌不管？中央委员的责任感、使命感；共和国大将赤胆忠诚：“徐老虎”的刚直坦率；……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一贯作风驱动着他绝不能袖手旁观。
夜间2 时。徐海东的寝室仍然灯火通明。
“文伯！文伯！”徐海东呼喊着已经熟睡的儿子徐文伯。
徐文伯为了便于照顾久病的父亲，就睡在隔壁。他应声而到。
“取过纸、笔。我要给毛主席写信”徐海东吩咐道。儿子一切准备就绪后，提笔待写，徐海东深吸了一口氧气，口授道：中央的接班人一定要选好，要符合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标准。
……
趁毛主席、刘主席和中央各位领导健在的情况下，把埋在中央的定时炸弹统统挖出来，以防后患无穷！
……
毛主席亲自培养几十年的老干部不宜换得过多，因为把党的传统、作风交给下一代有一个过程。
……（见张麟著《徐海东将军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83 页。）
徐海东望着天花板，思路清晰，观点明确，他不时的被迫吸口氧气，语言不能连贯，然而，字字斩钉截铁，句句直言不讳。
一封代表一名真正共产党员的信，飞向了中南海。
“文化大革命”这场在神州大地上突然刮起的一股飓风，横扫中华人民工和国的所有城市和乡村，就连长年卧床不起的“老病号”徐海东也未能幸免。
“修正主义分子”、“野心不死”、“想当国防部长”、“要守总参党委的权”、“‘二月兵变’的幕后支持者”、“想要毛主席交权”、“对林副统帅不忠”……一个个“莫须有”的罪名，一封封逼供信，一顶顶“反革命”大帽子，压得只靠氧气罐维持生命的徐海东喘不过气来。徐海东陷入了空前的苦闷之中。
凛冽的寒风，使徐海东卧室四壁挂满了白霜。周东屏从邻居借来的小火炉里，含硫量很高的劣质煤，散发着微弱的热量。
周东屏和儿子，既是炊事员，又是看护员。徐海东呼吸艰难，嘴唇、手指甲变成紫色，生命垂危！他抓住周东屏的手，喃喃地说：“我们一直讲要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他们哪里还有人道主义呢？我连个战俘都不如了！”
“我得想办法去找总理！”周东屏难过地说。
“不要去找总理，他忙啊！他也难啊！”徐海东说，“我相信毛主席、党中央，这场大运动很快就会结束的。我们再挺一挺，度过这最难的日子，一切都会好起来！”
周东屏望着奄奄一息的丈夫，曾经叱咤风云的红军高级将领，革命胜利，却遭到这样的下场，她心里翻江倒海，泪如泉涌。她不甘心就这样让丈夫不明不白地离开人世。她背着丈夫，让大儿子徐文伯想方设法找到徐海东的老战友王震，看看有没有办法。
1936年10月，徐海东奉中央军委命令率红十五军团去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实现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徐海东首先迎接到的是红二方面军王震等率领的红六军团。两位虎将虽不曾相识，但互相久闻其名。他们一见如故，热烈地拥抱，互致问候，无所不谈。由于性格相近，出身相同，对革命前途观点一致，对张国焘同声谴责……真是相见恨晚。徐海东称王震为“王老弟”，王震称徐海东为“徐大哥”，几十年都称呼如初。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晋察冀、晋西，徐海东率领三四四旅和王震率领三五九旅互相配合，使骄横的日伪军首尾难顾，屡遭痛歼，敌后老百姓拍手称快。从此，他们朝夕相处，互相关心，互相爱护，遇到困难共同商量克服，打了胜仗纯朴勉励，真可谓是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亲密战友和兄弟。
1956年，徐海东在大连休养，王震专程从北京去看望因战争不断而阔别二十年的“徐大哥”。王震高兴地说：“徐大哥，您能有今天真是九死一生呀！您是死不了的人！”徐海东激动地说：“王老弟，我们能见面是多么不容易呀！我相信您能活到百岁！”……他们畅谈了两天两夜。
“文化大革命”使人性扭曲，“友谊”一词在字典里失去了位置。往日情同手足的兄弟，反目成仇；多年恩爱夫妻划清了界线；征战多年的战友，成了敌对派；……但徐海东和王震的友谊之树却更加根深蒂固。后来据徐海东的长子徐文伯回忆说：在风雨如磐的十年中，父亲和王叔叔的友谊也经受了考验。林彪、江青一伙把我父亲和王叔叔的亲密无间的战友关系，污蔑为“黑关系”、“搞串联”、“搞阴谋”。早在1966年9 月，林彪、江青一伙就开始诬陷王震叔叔，强加种种罪名，给他挂黑牌子进行批斗。一天，王叔叔砸了黑牌子来到我家，对我父亲讲了事情的经过。父亲非常气愤地说：“王老弟，你砸得好！我们对党对人民问心无愧，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要顶得住。要说你王老弟是反革命，那我徐海东也就是反革命。”父亲尽力地安慰王叔叔，要他注意身体，坚信乌云总是要过去的。
1967年武汉“七。二○”事件发生后，林彪、江青一伙要抓所谓的“军内一小撮”，大街上贴满了“打倒徐海东”的标语，污蔑我父亲是“七。二○”事件的黑后台。父亲感到实在冤枉、憋着一肚子的火到王叔叔那里，倾诉衷肠。王叔叔对父亲百般地安慰，并说：“徐大哥，要说你是反革命，那我王震就是反革命。你要多加保重身体，相信问题一定要搞清楚的。”王震叔叔又对我说：“你爸爸有什么事情尽管来找我，其他地方都不要再去了，我不怕牵连，徐大哥的事我要管到底。”（见胡小欧编《大将交往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9…130 页。）
聪明的徐文伯甩掉盯梢，终于找到了王震，急切地说：“我父亲肺部功能已失去百分之八十，二十四小时都离不开氧气，没有氧气和药品怎么能活下去呢？我们向中央军委、总参总后和中央文革反映这紧急情况，结果都是不管不问。我们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被他们整死呀！被迫无奈，我又找您来啦！”
王震知道，徐海东现在患有严重的肺病，心脏病、哮喘、气管炎、肺气肿等病症，他十分着急，果断地说：“一定要想尽办法维持徐大哥的生命！”
王震冒着风险把徐海东的情况报告到周恩来那里。周总理得知后非常气愤，他立即给北京医院打电话，嘱咐把徐海东同志的医疗关系转解放军总医院。又叫秘书打电话告诉有关单位，一定要保证海东同志的氧气和药品供应。
徐海东在昏迷中，听说总理亲自过问他的医疗保健事宜，激动得流下热泪。他喃喃自语：“总理，总理，我们的好总理啊！” 1969年3 月31日。
徐海东心急如焚，忐忑不安。
第二天中共“九大”就要开幕了，可他这位“八大”的中央委员，直到现在还没接到参加会议的通知。
徐海东从早晨等到中午，又从中午等到晚上，从晚上继续等到第二天早晨，仍然没接到通知，这使他彻底绝望了。他原来总是坚信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了解他，现在他怀疑起来！
这天夜里徐海东彻夜未眠。天好像真的要塌下来了，他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
从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徐海东当选为中央委员后，中央每次开会，毛泽东在问到出席会议的同志时，总要问一声：“海东同志来了吗？”就这么简单一句话，就使这位老将军感到深深的慰藉，似乎久缠于身的病痛也好了许多。
多少年的革命情谊、多少次难忘的战斗，难道说，由于一场“文化大革命”，就统统被毁掉了？徐海东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一桩桩往事，历历在目：1960年春节，徐海东在广州一个叫机颈坑的地方疗养，当时，正好和毛泽东住隔壁，相距只有几十米，他夜晚有工作，乘车外出，每次都要司机把汽车从上坡滑到下坡，然后再发动机器，毛泽东嘱咐司机说：“海东同志住在隔壁，他是个病人，要让他休息好！”周恩来对徐海东的关怀和体谅，更是难忘。有一回，在北戴河，徐海东去看望总理时，总理正在理发，见徐海东来了，头发理了一半，便叫停下来，陪着徐海东谈话四十多分钟，送他走后，才又坐下来继续理发。
……
漫长的黑夜，徐海东的心里也一片茫然！
与此同时，人民大会堂北侧小会议室。
一个大吊灯，照得会议室如同白昼。
周恩来正在主持一个紧急会议。他用低沉的语气宣布：“毛泽东同志紧急提议，徐海东同志应出席第九次代表大会，并建议他参加大会主席团。”
周恩来讲完，大多数人同意，也有人提出疑问。周恩来解释说：“毛主席早就说过，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我认为不让徐海东同志参加‘九大’是不合适的。至于他有没有问题，以后会搞清楚的！”会场沉静了片刻，发出一个个回声：“同意！同意！”
虽然仍有少数人抱着敌意和怀疑，但是他们无法阴挠党中央毛主席的提议和多数人的意愿。
4 月1 日中午。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和军委“办事组”的一名负责人来到了徐海东病床前，向他传达了紧急会议的决定，并问道：“你能出席今天开幕式吗？如果不能去，可向中央请假！”
绝望中的徐海东听到这个消息，喜出望外。他流着泪，激动地说：“主席提我的名，身体再不行，就是爬，我也要爬去！”
4 月1 日下午。人民大会堂内庄严肃穆。
周恩来见徐海东来到主席台，紧走几步迎上前去，与徐海东握手问候，并亲手扶起徐海东，将他安排在座位上，然后，又转身对大会一位服务人员说了一句：“小推车一定要放到海东同志身边！”
党的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极其异常的情况下召开的。徐海东对大多数代表和主席团成员，都很陌生。尤其是党代表，大都是由革命委员会同各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协商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