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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和军部的领导分别到各团队召开干部会议，宣讲有关政策和群众纪律，要求以中国工农红军的模范行为，争取团结寨主头目，宣传影响群众，唤起群众。以党的政策去夺取胜利，争取在两三天内顺利通过围寨区域。
晚上，徐海东、吴焕先从徐宝珊的屋子里走出来，身上禁不住打了个寒颤，抬头朝夜空望了望，一轮贺而又明的月亮，高高地悬在空中。
“副军长，政委，你们还没睡么？”屋檐底下，忽然冒出一座铁塔似的黑影，操着浓重的鼻音问道。
“是艾武（郑位三的警卫员）呀！唔！今晚的月亮，还是那么亮！”吴焕先不由嘟哝了一句，随口问道：“老郑还没睡？”
“他还在写信！”艾武答到。
两个人走进郑位三的屋子。郑位三伏在一盏油灯底下，面前堆着几叠信封信笺，全神贯注地挥动着一支中锋狼毫……
“喏，还没写完吗？”吴焕先问。
“快了快了！一个晚上我能造出几个团的兵力呀！”郑位三这才抬起头来，两撇八字黑胡一撅一撅地笑着说，“每封信顶一个连兵力。明天要过十几个大的围寨，都得写上一纸广告，派人事先送到。呵呵，对待这些封建寨主，信中还必须抬举几句，讲明这军北上之目的，晓以民族大义。我们的北上抗日‘出发宣言’，在桐柏山没有散发几张，现在倒是不够用了，散都散不过来了……”
“就是，就是，”徐海东连声说，“每一张‘出发宣言’都抵得上几个班的力量，赶快再刻印一些，沿途广为散发，到处张贴！攻都攻不破的地主围寨，一封书信、几张传单，就可以打开一条通路。这真是兵马未动，政策先行啊……”
“对了，”吴焕先说：“你的三字经、四言诗、顺口溜现在也有用武之地了！编上那么几句，教给宣传部一路上喊喊，加强政治攻势嘛！”
第二天，部队过往时如入无人之地，一切都很顺利。有的寨主，还在寨外摆上桌椅，放了些香烟，茶水、糖果之类的东西，以迎接红军过境。军政治部的小宣传员们，每路过一座围寨，都可着嗓门子大喊一阵：老乡老乡，不要惊慌；我军所向，抗日北上。
借路通过，不进村庄；奉劝乡亲，勿加阻挡。
……
中午。王家大庄。
高墙耸立，栅垒重叠。城楼上各种形状的龙凤旗向路过的红军战士“招手致意”；刀矛剑戟林立两旁，鼓乐高奏，作为欢送红军战士的仪仗队，寨墙垛口，荷枪实弹的团丁在“维持治安”。好气派的大地主啊！
有那么几个近似乡绅子弟又像学生模样的青年，竟在城头上摇头晃脑地说长道短、品头论足，跟红军指战员逗着趣儿：“你们哪是红军，是东北的奉军……”
“哈哈，在大别山吃了败仗的奉军！”
红军政治部的小宣传员们，齐声高喊，“我们不是奉军，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
“全国红军的总司令是朱德！”
“红军是抗日的队伍，我们是北上抗日的先遣队……”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对方听了，不禁又嚷嚷起来，“哈哈，你们身上背的铁家伙，全是奉天造的马步枪，捷克式的轻机枪。这么好的武器还打败仗，真丢人！还假充红军，别胡弄人了……”
徐海东一听，心想：我们缴获奉军的装备，反而替奉军顶骂名，不行，命令道：“就地休息，洗清罪名！”
不一会儿，军政治部的小宣传队员们，当场又喊了起来：奉军奉军，没有良心；只打红军，无家可奔。
不抗日本，丢了东北；呜呼哀哉，国民伤心。
红军红军，炎黄子孙；北上抗日，意志坚贞。
出发宣言，宗旨在先；收复失地，还我河山！
城楼上，有十来个中老年人，有的吸着香烟，有的拄着文明棍，有的手捋白须。各个身穿蓝色或紫色绸缎长袍，对这些雄姿英发，朝气蓬勃、品格高尚的红军指战员不时地点头称赞。有个人说：“这是一支‘学生军’、‘儿童军’呀！”
徐海东看在眼里，听在耳中。不自然地回头看看这些身经百战的红军指战员，确实是支“学生军”、“儿童军”。
说红二十五军是“学生军”、“儿童军”的提法恰如其分，名符其实。
长征开始时，包括几位领导同志在内，都是十分年轻的。军长程子华二十九岁，军政委吴焕先二十七岁，年龄最大的副军长徐海东也只有三十四岁。像韩先楚、刘震、陈先瑞等团营干部大都二十出头；像王诚汉、张天云汪家道、张体学、孙光、李耀等连排基层干部，多是不到二十岁；像刘华清、陈鹤桥、张池明等在军部机关工作的，詹大南、宋维（木式）、何光宇、廖辉等担任警卫工作的同志，都是十七八岁，当时但任红二十五军共青团委书记的黎光同志，也才十七岁。连队战士的年龄就可想而知了。全军确实没有几个年逾十八岁以上的士兵战斗员。
正是这支“儿童军”、“学生军”，在那艰苦而坎坷的战略转移中，踏出一落千丈条闪光的长征路，先期到达陕北，胜利完成长征，谱写出一曲曲血与火的青春进行曲。
1936年《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底长征》一文是这样介绍这支神奇的“儿童军”的：中国工农红军的荣誉，犹如一颗新出现的明星，灿烂闪耀，光被四表！……
最堪注意的就是这支队伍差不多没有年逾十八岁以上的战斗员。从前的鄂豫苏区里，遭受异常残酷的白色恐怖，那些在战斗中牺牲者的孤儿，那些在一九三二年随红四方面军远征到四川的红军战斗员的子弟，便在这恐怖条件下建立起游击队，从游击队变为现在以‘儿童军’著名的红二十五军。……
在鄂豫皖边界人迹罕见的崇山峻岭上……十一二岁的儿童，上山寻找自己的父亲。他们还是幼弱儿童就如大人一样懂事。他们亲眼见过白色恐怖的一切惨状，他们在幼年童稚时代就领略了一切政治常识。这样就产生了新的红二十五军。产生了儿童军。这一军大多数战斗员的年龄，只有从十三到十八岁。……
神奇的“儿童军”像雄鹰在那里（陇东高原——作者注）盘旋一样，使敌人布防于此的雄厚兵力，都惊得心胆俱寒！（1936年《共产国际》第七卷第三期，《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底长征》。）
在红军政策和行动感召下，大多数围寨的武装地主保持中立，使红二十五军赢得了时间，胜利地通过了围寨地区，摆脱了敌人的此的追堵。红二十五军边前进边高唱《红色青年战士之歌》红色的青年战士志气昂，好比那东方升起的太阳；不怕牺牲、勇敢杀敌如猛虎，冲锋陷阵，无坚不摧谁敢当！
1934年11月25日夜。独树镇东南王店。
寒流突袭，气温骤降，北风刺骨，雨雪交加。
昏暗的夜油灯柱，忽左忽右，在这寒冷而潮湿的黑夜里挣扎。
省委书记徐宝珊拖着重病主持着军事会议。
一位当地地下共产党员介绍说：“王店距许（昌）南（阳）公路还有二十多公里。公路沿线中，只有独树镇附近的马庄、七里岗、砚山铺一带敌人防备空虚，可以趁机强过许（昌）南（阳）公路进入伏牛山东麓。”
徐海东说：“敌五个‘追剿’支队和第四十军骑兵第五师已尾追上来。必须马上通过许南公路，才有回旋余地，粉碎敌人的追堵。”
吴焕先说：“现在阴雨连绵、战士都是单衣，几天来没吃上一顿好饭，是不是先休息一两个小时再走。”
军政治部副主任郭述申说：“几天来，连续行军、伤病员增多，战士饥肠碌碌、疲惫不堪，不如稍加休息，再一鼓作气通过许南公路。”
会议商定：由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率领第二二四团、第二二五团和军直属队为前梯队，休息一个小时后，先行出发。直取七里岗、马庄、砚山铺一带，强过许南公路。副军长徐海东和省委率领第二二三团为后梯队，暂驻王店、赵庄，阻击尾追之敌，掩护全军行进。
黎明时分，警卫员把徐海东领进一个老乡家，准备趁机烧点开水喝。灶里的火已经点着，锅里的水已经盛满，就在这时，外边传口令，哨子响，要立即转移。徐海东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好，一定是前边发现严重敌情，部队不能久停。
空中的雪，落在战士身上，马上化成了水。鱼背似的路面，又滑又亮，倒很明显。房前、屋后、草棚、甚至是墙根，到处是熟睡的红军战士。被喊醒的人，骂天骂地：“它妈的，这老天给我们作对！”
“干什么不要命地走！”
“真想睡一夜！”
……
三十一年后，徐海东回忆这段不平凡的经历时说：这时候部队疲惫不堪，又冷又饿，派通信员去催出发，从团长、政委到战士，都睡着起不来。我找了条棍子，先从团长、政委打起，在一个村里撵出二百多人。这件事，一方面说明我在紧张情况下挺身而出，同时也反映出我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军阀残余作风。（见徐海东著《生平自述》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35页。）
而当时被“军阀作风”大棍打醒的一个干部，在许多年后却感动地说：“那一夜，幸亏他一顿棍子，要不，我们睡着不起，肯定被敌人抓去了。”
徐海东率后梯队在王店以北打退了敌人几次冲锋后，继续往北急行军。突然，他听到“不要丢下我，不要丢下我！”徐海东向发出声间的方向看去：路旁有一副担架，一个病号坐在担架上呻吟着。徐海东快步走了过去。原来抬担架的民夫丢下这个病号跑了。可周围几乎全是一拐一拐的伤病员。
徐海东在担架旁边蹲下，向警卫员说：“来，和我一起抬着他！”
警卫员站着不动。他知道自己的首长是个残废腿，全身上下受过十几处伤，不骑马，风雨中跟战士一样走路，已经是够辛苦的了，怎么好让他抬担架呢？徐海东这时把抬担架的绳子套在肩上，又向警卫员叫了一声：“快，跟我抬着走！”警卫员还能说什么呢？伤员是不能丢的，首长的脾气一时半会是改不掉的：他要你做什么，你只有服从！
警卫员眼里流着泪，身上流着汗，和他的首长，一步不停地把那个病号抬出了四五里。
“报告，副军长，军长让你马上增援，前梯队遇到了埋伏！”通信员边下马边说。
徐海东立即把担架交给别人，命令说：“吹集合号！跑步前进！”
十分疲惫的后梯队指战员，单薄的衣服被雪雨浸透，贴在身上，忍饥冒寒。许多同志的草鞋被烂泥粘掉、赤脚行军，跑步前进。
11月25日。南阳城国民党第四十军军部。
国民党第四十军军长庞炳勋，这个双手沾满“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将士鲜血的刽子手，又一次充当了追堵红二十五军——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急先锋！他得意忘形地大肆吹嘘自己如何高见。他说：“徐海东匪部弃桐柏山，夺路北逃之时，我预见：似有经象河关及方城、叶县间独树镇、保安寨西窜企图……方城以北防务空虚，而匪又逃窜甚速，非大迂回不为功。”
“军长高瞻远瞩，真是再世诸葛呀！”一一五旅旅长刘世荣吹捧说。
骑兵第五师师长李福和说：“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怎么样？被咱们军座不费吹灰之力，就剿灭了，冯玉祥被迫重入泰山，方振武流亡国外。吉鸿昌昨天在北平伏法，听说还留下什么‘正气浩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