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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超一边沉思，一边和倪岳回到家中，倪岳到了书房，不等坐下，就问道，“今日之事，你为甚要先告知李东阳？”
张超摇了摇头，“此事太过重大，下官一直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奏报朝廷。昨日在阁部处，几次想说出口，却不敢乱说。今日遇到李学士，方才坦陈以告，想听一听他的意见，没想到李学士立刻拉着下官去见天子。”
倪岳听完脸色缓了缓，“你要是禀明老夫，老夫也会拉你去见天子。老夫相信你不会胡言乱语，但是此事实在是太令人震惊了。有了这个金矿，大明至少可以延长国祚百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呀！”
事实上如同倪岳这样想的大臣很多，所以对于丘濬撕下脸皮，派荡倭营去日本几乎无人反对。就算张超所说大打折扣，朝廷一年能弄来一百万两金银，那也是不得了的事情。
饱读经史的重臣都知道，像大明这样的大国，如果出现改朝换代，最大的可能就是中央出现财政危机，然后不得不加税地方。中央加一两，到了地方就会增加到十两，到时候老百姓活不下去，就会造反，朝廷就必须镇压，这又加剧了财政危机。如此一来这样的恶性循环必然会把帝国推到绝路。
而偏偏明朝财政极其困难，这早就引起有识之士的极大关注，所以对于张超弄来的超级大喜报，不管内心是否相信，所有人都知道必须去查探一番，就算为此得罪了两个藩属国也绝不在意。
第410章 献俘（）
弘治皇帝连夜召集重臣开会，但是具体什么内容谁也不知道，很多人都以为出现了空前紧急的军国大事，所以第二天北京就脑补出一个结论鞑子又要打过来了。
几十年前也先围攻北京的那一幕还有老人记得清清楚楚，所以谣言四起，很多人急哄哄的离开京师，等天子得到报告时，已经是人心惶惶。
哭笑不得的弘治只得让人辟谣，他召集重臣开会是因为讨论对于荡倭营的封赏问题，绝没有鞑子入侵这回事。
知道内幕的大臣也进行安抚，老百姓见朝廷没乱，权贵们都没有跑路，也都将信将疑。这时候刚刚廷推入阁的李东阳建议这一次献俘仪式规模弄大一些，以安抚百姓。
天子点头同意，等到了弘治七年六月初，献俘仪式正式举行，明朝和它的前任朝代一样，将奏凯献俘礼作为一种重要的军礼。
与之前的汉族中央政权相比（特别是与宋代相比），明代的奏凯献俘礼不仅更为隆重宏大，而且献外族俘虏的次数也远侔前代。
而如何献俘有一套十分固定的礼仪，大概分为奏凯还师、献俘告庙、论功行赏。此时兵部已经露布天下，而主要将领也已经入京，所以这一次礼仪就是献俘告庙。
本来这一场战役的最高指挥员是张超，按照规定他应该作为大将在大庭广众之下献俘。但是张超以自己是文官为由坚决拒绝了，但是荡倭营游击陈豹并没有参与指挥，他也不好意思作为大将献俘。
最后根据张超提议，丁猛丁怀德两位丁千户作为大将来报捷，大明两个千户就消灭了数千倭寇，这说出去可以显示大明国力强盛。
张超穿越前见过九三胜利日阅兵，国庆阅兵，但是这个时代的献俘典礼却十分不同。献俘典礼更在于震慑叛乱，而不是炫耀武力。
献俘礼的地点是午门，从正面看，午门呈凹形。东、北、西三面相连的城台，高十二米，使门前形成了一个可容纳两万多人的方形广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帕瓦罗蒂等世界“三大男高音”，曾在依门而设的临时舞台上，面对广场上如醉如痴的听众，引吭高歌。
门正面北面城台上，正中是重檐黄色琉璃瓦庑殿顶城楼，面阔九间。所谓“重檐”，就是从外面看，有上下重叠的双层房檐；“庑殿顶”，即房顶呈五条屋脊、四面斜坡状。城楼东、西两侧，分设钟楼和鼓楼。皇帝祭社稷坛时，鸣钟，祭太庙时击鼓，在太和殿举行大典时，钟鼓齐鸣。
仪式前一天，被俘的战俘，颈系白带，反剪双手，由兵部官员牵引，自长安右门人内，押至太庙、社稷坛祭祀，表示是祖宗的护佑和国家的福份。此举被称为“献俘”。
当日清晨，王公大臣文武百官分列两厢，身穿朝服云集午门前，此时荡倭营将士挺胸叠肚自豪的押运着数百名日本俘虏，还有首级器械旗帜，运送到午门之前。
太阳初升，午门前广场上，刀枪林立，旌旗蔽日。皇上驾临城楼，一声令下，先是两个人高喊“拿去！”回音未落，又有四个人齐呼“拿去！”接着，八个人、十六个人、三十二个人……直至三百二十人放声呐喊“拿去！”气势磅礴，声震苍穹。
在惊天动地的呐喊声中，数百名奇形怪状的倭寇，被五花大绑地带到广场上，瑟缩着跪倒在地。
身穿衮龙服的皇帝在鼓乐声起、三呼“万岁”声中，至午门城楼御位上降旨，对俘虏进行发落，若恩赦不诛，则宣旨释俘，众战俘叩头谢恩。此景称为“受俘”。
高高在上的大明弘治皇帝这也是第一次举行这样的盛典，他居高临下看着广场下数万军民朝着他姓三拜九叩大礼，不由得豪气万丈，作为君王的快乐原来就在于此！
这一次对于倭寇的处理相当宽容，毕竟战争不是爆发在大明。所以几个岛津氏头目被饶恕，未来将作为乖宝宝遇有典礼就被拉出来亮相。而其他的倭寇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毕竟东番岛金矿缺人，这群倭寇可都是好劳力呀，要是杀了也太浪费了。
献俘完毕后，朝廷公开宣读了封赏。根据圣旨，荡倭营入京营序列，此时大明的十二团营就被改为十三团营。
按照制度，荡倭营当以侯爷掌军，但是被文官坚决拒绝了，这本来就是试行文官领军的部队，怎么能被勋贵控制，更何况未来荡倭营将承担很重大的使命，怎么能由勋贵折腾。
所以最后妥协的结果就是，掌军勋贵不设，以都督杨玉为都指挥，陈豹为副，内臣汪直、何文鼎为正副监军，升擢张超为右副佥都御史，正五品，兼任荡倭营都教化使，改工部都水郎中王琼为兵部郎中，兼任荡倭营副都教化使。
杨玉祖上是鞑官出身，成化弘治年间先后担任游击参将等职，屡立战功，资历很老，由他这个毫不相干的老将军来担任总兵，一方面朝廷放心，另一方面也想让杨玉来看看荡倭营的体制到底如何，以备参考。
陈豹虽然变为副手，但是他的级别被提升了，改为副总兵，他当然会非常满意，但是由主将改为副手，陈豹还是有些心中不甘；
作为荡倭营的创建者和灵魂人物，张超这一次被从七品的御史改任五品御史，下一步升迁最起码是按察使一级的高官官员，他当然也很满意；
王琼是本朝刚刚冒出来的新秀，成化二十年的进士，在都水郎中任上，编著了《漕河图志》八卷。接任的人查考那些事，竟然是毫厘不差，由此王琼以勤勉、干练而出名，本来要被刘健提议改任为河南参政，但是临时被调任荡倭营副教化使，以协助张超。
根据张超的建议，荡倭营中枢下设有参军处，宣教处，营务处，分别负责参谋，教化和后勤，这是张超参考当年我军的模式建立的。
经过张超邀请，去年会试落榜，但是才华得到公认的王守仁出任荡倭营参军处游击，而且弘治皇帝特批荡倭营的读书人都可以参加各自等级的科举，这样也消除了王守仁的后顾之忧。
宣教处游击由江西人，南京国子监的监生秦宁担任，他长期作为张超的助手，待在军中负责教化事宜；
营务处游击由张超济世学院的学生黄毓担任，黄毓是黄老的远房侄子，善于算术记账，打理营务处做的非常出色；
荡倭营下设海运营，海战营，陆战营，训练营四大营，指挥员都为游击。海运营主要负责漕粮和物资运输，海上捕鲸，由原来负责此事的千户赵德担任，升迁为游击；
海战营游击则为丁猛担任，超迁为参将；
陆战营游击为丁怀德担任，超迁为参将；
训练营游击为王六担任，超迁为参将；
荡倭营下辖三大处四大营，共有两万多人，装备有数百条大小舰船，有舰炮一百多门，其他各式火炮数百门，是此时明军最为训练有素，战斗力最强悍的军队，终于在此时组建完成。主官的选择都是朝廷精心挑选的精明强干之士，目的很明确，一定要弄清楚佐渡金矿。
第411章 杨玉的愤怒（）
根据张超的请求，新组建的荡倭营驻扎在天津，同时进行军事训练，等待台风之后，再出征日本。当然用不到两万多军队，要不然那么多的物资费用，张超再有本事也摆不平。
另外朝廷也下旨从各地开始抽调善于探矿的工匠，这同样需要时间。
在这三个月的练兵时间，并不需要张超费心，他的精力主要放在家庭和那些赶不走的官宦子弟身上。
因为需要长期驻防天津，张超就让人把妻儿迁到天津，好全家团聚，有一年多没有见面了，实在想念的很，现在运河已经修通，可以过来了。三个孩子想必也长大了不少。还有小妹，唉，恐怕也憔悴了不少，遇到了自己这样的老公。
在等待家属的时候，来自北京的勋贵子弟大批出现在荡倭营，张超让参军处严格训练水准，不准放水，吃的消的一切好说，吃不消的哪儿来回哪儿去。
同样的很多文官的子弟也不约而同的要报效朝廷，张超只好一视同仁，想捞金子首先要吃的了苦，连苦都吃不了凭什么为大明效力。
对于叫苦不迭的官宦子弟，张超找了一个来历最大的人物作为例子，当今皇帝的表弟，重庆公主之子周贤为例，要论地位，谁也没有他高，要论学识，周贤以公主之子考中举人，不亚于任何人。
周贤都老老实实的参加军事训练，要不然也别想入营成为教化，你们凭什么要求特殊待遇。这样一来这些官宦子弟只能服气，老老实实的参加训练。
但是荡倭营的操练实在太苛刻，军中行事又十分粗暴，这些军士可不管谁是谁，所以能扛得住的不过十之一二，这大大出乎了张超的意料，很显然此时大明虽然有些衰落，但是统治阶级确实没有彻底堕落。
只是连公主之子都掺和进来，张超也是头大不已，现在荡倭营简直成了藏龙卧虎之地，随便找一个都大有来头，也不知道朝廷到底是怎么想的。
“公主之子都能吃苦留在荡倭营，你一个阁臣之子却灰溜溜的被赶了回来，你真是丢人呀！”
李东阳正在家中训斥长子李兆先，李兆先低着头不说话，他知道自己理亏，可是他实在受不了，他也实在不明白整日傻乎乎的站军姿有什么用。
挥了挥手，赶走了长子，李东阳叹息着坐了下来，这时朱夫人走了进来，她亲手端来一杯茶，递给李东阳，
“老爷消消气，兆先自在惯了，当然吃不消军中之苦。只是妾身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权贵大臣会把子侄派到荡倭营，就为了那些银子吗？”
李东阳长叹了一声，“此子这辈子也就这样了，难成大器！”
说完之后，他接过了夫人的茶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