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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欺诈）、捕亡（追捕逃犯、逃兵、逃奴）；
断狱（审讯、判决、执行和监狱管理）、机密（公文、军情、先进技术保密管理）、市舶（海贸相关）、杂律（凡不属于其他“分则”篇的都在此规定）。
自那以后，过了十余年，因为时局发展迅速，明德初年修订的《大周律》渐渐显得不合时宜，所以天子才打算进行再次修订。
然而这次修订实际上等同于“大修”，因为《大周律》的架构即将再次调整，为了区别原先的律令，以年号暂称，是为《明德律》。
《明德律》按照尚书省各部的分类进行篇章划分，再加以补充，分十一篇。
尚书省如今有七部，即将增加“商部”，所以为八部：吏部、民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交通部、商部。
所以《明德律》分为《吏律》、《民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交通律》、《商律》，外加《名例》、《机要》、《杂律》。
其中的《商律》，就是最近刚颁布的《钦定大周商律》。
尚书省八部的管辖领域，有对应的律进行律令管制，譬如《吏律》就是针对官吏管理的立法，除此之外，分篇律法之下还有《条例》、《细则》等补充。
譬如《期货管理条例》、《专利管理条例》、《治安管理条例》等，就分别收纳在《商律》、《机要》、《刑律》内。
《明德律》的结构，让杨济想起了《大明律》，因为大明律的结构为名例（包括五刑、十恶、八议），然后是《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
这六律，正对六部。
但《明德律》的内容，却要比《大明律》多很多，初步拟定的条款，包括各种《条例》、《细则》的内容，共计四千余条。
而《大明律》是。。。。是多少条来着？
杨济揉了揉太阳穴，看着案上的资料发愣。
大明的记忆对他来说是刻骨铭心，但是，许多细节已经模糊了。
毕竟，他来到这个时代已经。。。。已经许多年了，而最近这二十年，时局变化得很快，以至于让他有“做了梦，又在梦里做了梦“的感觉。
火轮船、火车、电报、蒸汽机，看着这些“怪物”，杨济有时候真觉得不可思议。
现在看着这《明德律》草案，他觉得更加不可思议：天子是精力旺盛过了头，居然想挑战整个社会的伦理纲常？
这样搞事，就不怕搞出大事来？
杨济不是傻瓜，在天子手下做事多年，对这位的“德性”很清楚，他知道对方就是喜欢搞事，把水搅浑，然后浑水摸鱼。
然而这次，要是一不留神，摸到的怕不是一条毒蛇。
被毒蛇往手上咬一口，虽然不至于毒发身亡，却很可能免不了壮士断腕。
这不是杨济乱想，因为他在《明德律》草案中看到了端倪：天子在《民律》里“动了手脚”，某些条款“动机不良”。
乍一看上去，《民律》和之前的《户婚》内容差不多，只是细化了许多条款，但是，杨济看出来天子在《民律》中埋下了奇怪的种子。
这个种子，种在“流动人口管理条例”中，涉及婚姻、庶出子女对于家产分割的权益等，触碰嫡庶有别、别籍异财等敏感问题。
譬如，随着经济发展，交通运输越来越便利，大量商贾在外地养外室，并与其生下子女，并置办家产。
外室，是比妾还要贱的贱妾，妾尚且有名，外室是见不得光的，外室所出子，比妾出子、婢出子地位还低，甚至连族籍都不得入。
但是，商贾养外室的情况确实越来越普遍。
当商贾去世，正室得知外室及庶出子女的存在，又知道“狐狸精”占了夫君置办的宅院，于是带人上门问罪，由此产生的财产诉讼，让各地地方官十分头痛。
于是，《明德律》分篇《民律》内，拟定有条款：商贾在当地官府登记纳妾，登记相应家产（田地、宅院等），那么一旦商贾去世，官府保护已登记小妾及其所出子女权益。
其已在当地官府登记家产，归小妾及其所出子女所有，视同男方的“财产赠与”。
前提是登记时记的是小妾或子女名讳，若同时登记了男方和女方的名讳，那么，男方正室有权利主张一半财产分割。
虽然这只是针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条例，但杨济觉得明眼人应该能看出如此条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已经挑战了正室对于外室（侧室）、庶出子女的绝对权威地位。
可想而知，当《明德律》草案开始“收集意见”、进行公开辩论时，各方围绕一些“动机不良”条款的博弈会有多激烈。
为了堵上礼乐崩坏的“口子”，卫道士们必然竭尽全力。
杨济觉得，与之相比，之前持续了近半年、围绕商贾权益的议案辩论，更像是某种意义上的热身，“小意思”而已。
想到这里，他觉得有些头痛，天子精力极其旺盛，主意又多，真不知往后，还会搞出什么事来。
面对如此喜欢搞事的天子，某些时候，杨济心里会冒出自己都觉得荒唐的想法：‘你能不能偶尔沉湎酒色，把这旺盛精力消耗掉啊。。。。’ 富品中文
第六百二十四章 别籍异财（）
上午，中书省，翰林院，学士孔颖达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看报纸，虽然制度规定“坐班时间”不得干私事，但孔颖达看报纸的行为却没有违反规定。
因为他看的报纸，是官府统一订的刊物，不是什么手抄小报；其次，所看内容，不是什么奇闻异事，而是“时事评论”。
针对律令修改一事，有饱学之士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献言献策，这是他要汇总的言论。
朝廷要对《大周律》进行修订，为了方便区分前后，以年号暂称修订版的律法，是为《明德律》。
因为事关重大，所以天子下令，州及以上官员可以上书言事，也允许无上奏权的公学（州学及以上学校）博士、助教，在全国主要报刊上发表看法。
当然，所说内容要经报社专员审核，不得有违禁言论，作者可以实名，也可以用笔名。
中书省翰林院负责收集针对《明德律》修订的各方意见，所以孔颖达和同僚的任务，除了收集、整理百官所上条陈，还要看报纸，记录各地学者对于修法的观点和意见。
如今看的一篇文章，作者为亳州州学博士，就《明德律》中《民律》的“别籍异财”条款（拟定）进行分析。
作者对此持反对意见，并列出理由。
所谓别籍异财，即“别立户籍，分异财产”，指的是当父祖辈尚在时，子孙就分家，自立门户，分割家财。
以儒家伦理观点来看，这种做法实在不妥，“别籍”分家，让父母和子孙离散，不得子孙好好奉养，影响了“孝”；分异财产，让兄弟姊妹因为“利”而影响“悌”。
相反，同居共财（合籍共财）的做法，才符合人伦纲常。
现行的《大周律》，分篇《户婚》内，对于“别籍异财”、“同居共财”并未做出明确规定，也就是说，朝廷的态度模棱两可。
对此，孔颖达倒是知道一些原因。
当年周、齐相争，国小民困的周国，面对幅员、人口、资源都远胜于自己的齐国，总体来说国力明显处于下风。
为此，周国拼命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军事上行府兵制，然后大力鼓励百姓开荒种田，还推动百姓分家立户，以此增加赋税。
当时的律法规定，每户人家，男丁成婚后必须“别籍”，也就是分家立户，即便没有成婚，达到规定年纪也得分家立户，这就是朝廷强制析户。
所以，当周国灭齐国时，周国户数近三百六十万，而齐国的户数大概是三百三十万，隐户不计。
这是个让人惊讶的数字对比，许多人可能想不明白：明明国力处于下风的周国，怎么户数还比齐国多？
原因就在于，当时周国的户数，不是正常的平均每户五口人左右，而是平均每户两个半人，等于一对夫妇及未成年的儿女，是为“小户”。
周国鼓励“别籍”，才得增加户数，尽可能增加赋税，养活更多的军队和齐国对抗。
待得齐国灭亡，没多久周国内乱，连年征战之下，朝廷财政压力很大，所以“别籍”的政策延续下来。
直到天下一统，明德初年，朝廷修订律法，对于“别籍”没有再做强制要求。
却也没有禁止“父祖在，子孙别籍异财”，对于不分家的大家庭，多收赋税，避免有人借着不分家逃税。
此次修订律法，朝廷做出了选择，然而这选择不仅要求“别籍”还允许“异财”（拟定条款），允许父祖尚在时，子孙分家。
当然，别籍的前提是成婚或年龄达到要求。
为了确保孝道，确保老人得赡养，嫡长子、嫡长孙不得分家，若嫡长子、嫡长孙不在人世，嫡次子、嫡次孙就得与父、祖合籍。
若无嫡子、嫡孙，庶子、庶孙和父祖合籍。
这样的条款（拟定），现在引发很大的争议，反对者的理由，就是“父祖在，子孙别籍异财”有违人伦，而支持者则认为根据当前时势，“别籍异财”是很有必要的。
孔颖达手上有一套官方出版的《明德律》草案说明稿，对各条文的立法（修订）原因作出解释和举例，对于为何立法允许“父祖在，别籍异财”有解释，理由有三：
其一，各地多有案例出现：同居共财之家有不肖子孙挥霍家财，等双亲去世后分家时，又要求兄弟均分遗产，占尽便宜，老实人吃亏。
其二，若官府规定“父祖在，子孙别籍异财”不合法，那么会产生漏洞，让小人有机可乘。
即同居共财之家有奸滑子孙巧言令色鼓动父祖分产，挥霍一空后，等双亲故去，便可搬出“别籍异财乃非法行为”的说辞耍赖。
以此来证明先前的分产违法，家产需要重新分配，进而侵占兄弟财产。
其三，若不明确大家庭中的个人财产（私产）归属，若立法禁止“父祖在，子孙别籍异财”，一旦某个同居共财之家的成员从事工商业，创办商社、工场，入股公司，其名下产业、股份，是否可视为大家庭的共有财产？
这样公平么？
自己独自在外闯荡、创业，创下来的产业让父祖沾光倒也在理，然而兄弟、侄儿们也能人人有份，这叫公平？
还有，若那人欠下债务，是否可视作大家庭的共同债务？
禁止“父祖在，子孙别籍异财”，理论上是为了确保家庭的孝悌，然而，当工商业大兴已成趋势之后，反倒会有让父祖被不肖子孙拖累、无故欠下巨额债务的风险产生。
这种家庭债，很难扯得清，那么，难道就可以“有财是大家庭的，有债是你一个人的”？
基于现实，《民律》不但不禁止“父祖在，子孙别籍异财”，还要求家庭积极分家、明确个人财产所有权，以此规避各种债务风险。
这让许多有识之士难以接受，孔颖达自己的立场也倾向于反对。
在他看来，同居共财好处多多，三代同堂、四代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