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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连云港待了几天后就搭乘飞机前往了山西太原，山西是他们一个省的名字，太原是那个省的省会，就像我们每个州的首府一样，请不要奇怪为什么他们会有飞机，要知道这些红党武装已经收复了超过了整个英国大小的国土，他们建立的根据地面积，我的意思是包括所谓的游击区，比整个法国还大，而这些土地绝大部分都是从日军手中抢来的，这些问题我也将在后面叙说。
的确，该说的实在太多了，我在太原见到了他们军队的副司令和山西省原省主席，整个主席的身份很特殊，他叫阎锡山，他原来是山西军队和政府的实际掌握人，而现在，他在为他和中国红党一起建立的山西抗日联合政府做事，当然，我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地位依旧很高，这从我在街头看到报纸上面依旧写着阎主席并且位置排在山西诸人之前就可以看出来。
去过山西后，我又飞到了延安，这个中国红党的心脏，我和我的同事一起见到了他们中国红党最高的几个领导人，毛主席和周冠生，他们的部队总司令据说在忙一件极为重要的工作所以没来，但这并不能降低他们对我们的热情。在延安待了几天后，我们就分道扬镳，各自去了自己感兴趣的地方深入调查，所以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不得不提到我的朋友，z先生，毕竟很多地方我没有去，是他补充的。
好了，我终于简单的说完了我的路程，接下来我将从各个方面把中国红党和重庆政府的情况进行对比，并希望这些情况对比可以为您提供最好的判断。
先说说经济，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工业极为落后，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他们最重要的收入是关税和农业税以及盐税。在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爆发战争后，重庆方面的关税几乎全部失去了，再失去了江苏、浙江、湖北等大片国土后，农业也极为紧张，他们的货币因为这些原因几乎崩溃，在1937年还可以自由兑换的法币现在只能在重庆军队是掌握区域使用，而且有不少的政府官员和军队军官还拒绝接受这些货币，这些可以从他们的税制改革中看出，他们的税收已经倒退回到了收缴实物的阶段，也就是说，重庆的蒋中介政府对自己的货币已经完全失去了信任，不过幸运的是，他们已经基本遏制住了日本的进攻势头，这使得很多人相信他们的政府真的可以保护自己，毕竟，现代货币是信任货币，只要有信任，就还有一定的价值。
我调查过重庆的市场，他们市场上的物资很少，这种缺乏不分农业品或者工业品，但是他们的黑市上却什么都可以买得到，甚至能买到崭新的苏联武器，按照道理，这些武器应该是在一个前线士兵的手中，为什么会出现在黑市我将在军队问题上描述，先不展开，当然，这些工业品对于百姓来说并不是必须的，可怕的是必须的农业品也极为紧缺，粮食的价格几乎每个星期都在往上涨，虽然市场上一直流传着政府手里已经有了足够的粮食，随时可能放粮救市，但到最好也只是一个传说。
和百姓困苦的生活相对比的是重庆的官员的生活水平都不差，我在这里看到了很多在纽约也难得一见的产品，从香水到丝袜，从钢琴到洋娃娃，他们似乎总有办法得到这些本应该难以进来的欧美产品，我严重怀疑在南方的那条公里上运的不仅仅是军火物资。
然后我来说一下中国红党，不得不提，我刚刚来到他们边区的时候，这里真的给了我很大的震撼，我在《西行漫记》中读过，陕西的农业是极为落后的，这里的农田是倾斜的，甚至是在地缝之中的层层沟壑，牲畜少而野兽多，交通落后而文化落后，如同上帝遗忘的角落，而我到了红党武装控制的地方后，却发现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首先说农村，毕竟中国大部分人口都在农村，红党武装控制地区的农村大部分成立了合作社，互相协同生产，中国红党很清楚他们力量的源泉是什么阶级，他们的力量在农村无处不在，在乡村中有他们组织的武装民兵，这是为了防止土匪的，据说这里原来有很多的土匪，可惜我一个都没见到，他们在前几年要么被剿灭要么就投降或者逃窜了。
在农村中，我看到了很多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这里的农民在当地红党组织下很热情于公共水利、道路、公共建筑的建设，虽然这里的农业也因为天灾的问题收成不好，但当地的农民根本不担心这个问题，他们都坚信有红党在就一定能渡过这个难关，我甚至在农村中听到他们要捐献粮食到前线去，还有少吃一口饭，救济沦陷区的口号，他们似乎天然的认为被日军侵略地区的中国百姓是他们的兄弟姐妹，应该得到他们的帮助，这使我感觉到了这个国家的力量，这样已经觉醒的民族是难以被外力征服的。
良好的组织和先进的工具以及生产方式使得当地的农业生产进入了良性发展，而且这里的乡镇还以集资的方式来建立了很多小型工厂或者作坊，这些工厂51％的股份是红党政府、乡镇府、当地的百姓，剩下的由工厂负责人认购，他们已经有了审计制度，只要工厂赚了钱，当地所有人都会受益，这使得当地的百姓对这些工厂很支持，这些小工厂集合的工业力量并不小。但更令人吃惊的是我在这里还看到了现代化的大型工厂。
这简直是个奇迹，我看到了有钢铁厂、机械厂、化工厂，他们可以自己生产现代武器和其他工业品，他们的工业实力在不断的壮大，当然，其中有很多的美国工人以及其他国家的工人到了这里也是主要原因之一，我特地询问过，这些工人大部分都是开战前就进入中国的，当时的中国红党用所有的贵金属让几个中国商人去国外帮他们招聘技工，当时他们连饭都吃不饱，这是难以想象的远见，相比而言，重庆的工业水平我认为已经落后于延安，而且重庆似乎对重工业并不感兴趣，这是我难以理解的。这使我认为重庆政府似乎并没有一个做为大国政府的胆魄和野望，当然，这也许和苏联政府重视重工业有关。
做为他们工业水平的证明是，他们已经可以自行生产大部分的轻武器，我看到了有他们工厂印记的步枪、机枪、迫击炮，甚至还有战防炮这样的利器，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为什么日军对付红党武装总是没有太多的办法，他们并不是孤立无援的军队，而是有着完善后勤支持的势力。
最后，在货币上，由于约定，红党武装并没有自己的银行，但他们开遍整个华北的光华商店给了他们另外一种解决办法，仿佛什么都买的到的光华商店有一种代金券，这种代金券是红党根据地中最为好用的货币，比金银还要好用。就像我刚刚说的，他们发行这种代金券的时候并没有什么保证金，这在金融上几乎是不科学的，但是这就是事实，我们最后讨论的结果是中国红党已经完全得到了当地人民的信任，这种信任就是他们发行货币的凭证。
第五百三十四章 漫游西行（五）（）
经济上的延安与重庆向比还有太多的不同，但如果这些可以说是因为红党的主义与制度更加适合战争的话，那么他们两地的政治生态就让我们更加感觉到吃惊。
重庆政府是包括延安在内所有中国实力派唯一认可的中央政府，但是很有趣的是，重庆政府的权威并配不上他中央政府的名号，到现在为止，除去日军、红党武装占领的地区外，依旧有新疆盛世才、滇军龙云、西北马家军等大量军阀势力对于重庆的军政令阳奉阴违，即使在重庆国民军中，也是派系林立，他们在对日作战上经常会因为不是自己体系的部队而互相不救援，在民政治理上也会对不是自己体系的人进行刁难。
当然，重庆政府已经在对这些问题进行整改，但我看到的整改是非常不可复制的，他们是在利用此时特殊的抗战时期，对各地非中央政府势力安插人员，我不知道到了和平时期，重庆中央政府是否还可以做到这样，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有很多军队在得不到附近的援助后便投降倒戈到了日军那方，据说现在中国帮助日军作战的中国人已经超过了一百万，而且还在不断上涨，我说的人数并不包括在东北的满洲军。
我个人认为蒋中介虽然对其他势力有办法侵蚀，但对红党力量用这种办法恐怕不会有太多的效果，蒋中介的方法是用钱和权去做交易，这在这个东方国度是认为最有效的办法，但对于红党来说，我很难相信钱或权力对他们有效果，至少现在恐怕不会有多少效果，就在几年前，他们的主干力量还抛弃了在南方的一切，进行了一场战略转移——他们称之为长征，而当时他们任何一个人投靠白党，都会得到巨额的金钱和极大的权力。
因此，我认为要解决中国的未来问题，只有合作建设政府这一条路，但从新四军事件来看，二党之间隔阂依旧很深，只是因为日军的存在才联合对外，只要这个外力消失，那么中国内战很可能就会爆发，我国必须针对中国这个特殊局势提前布局才能得到最大的利益。
而谈到政治合作，红党做的要比白党聪明的多，他们正在学习如何最大程度的和其他可以合作的人一起强大自己，我见过了他们的主席，他们的主席最喜欢用《三国演义》这本书来打比方，他说世界上任何人都可以分成三种人，敌、我、友，而一个势力要强大起来就必须联合最多的朋友，然后坚决的打击敌人，所以红党最先提出要联合白党对付日军，在国内事务中，又提出联合民主人士对付白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中国，红党的潜在朋友很多，这又是一个值得我们探讨的论题。
我在前文说过的阎锡山，他原来是一个反红的白党党员，也是山西的实际统治者，他的详细资料我相信我们有一抽屉，我在和他的谈话发现他现在很支持红党的做法，愿意和红党一起建设国家，我们一开始也认为这是由于****而说出的假话，但我们随后发现并不是这样，阎锡山原来的手下还有很多在此时的军队中担任要职，甚至有一名叫傅作义的将领在军事级别上和红党最高军事领导人的级别一致。
红党的议会——他们叫做参议会或者是代表大会的成员中只有三分之一是有红党身份的，不是红党的比红党人士还多，其中就有大量的原阎锡山的部下，这是难以相信的事实。
一般认为，在红党的地方，应该是没有地主、资本家、工厂主的生存地方的，但在延安我看到的并不是这样，地主、资本家、工厂主虽然被批判，但并没有危及生命，在延安附近的地区，大部分的地主土地在很早前被强制收购，而在我去的山西、山东等地，那边的地主并没有被强制收购土地，而是被要求减少对佃户的租金和利息，其他资本家和工厂主大部分也是如此，只要他们支持抗日，红党就愿意和他们合作，中国红党把他们叫做进步人士，甚至有一些还是白党党员身份，红党也不强求他们退党，我在和他们交谈的时候得知，他们虽然实际已经和重庆没有了太多的关联，但也不愿意放弃白党身份，他们认为自己是一个新的党派，他们正在联系阎锡山，希望创建一个新的政党，这也是一个有趣的现象，要知道，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