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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此时的治史方法，属于中国乾嘉学派和西方兰克史学的集合体。他既批评乾嘉学派为了考据而考据，又习惯使用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并按照兰克史学的理论展开历史研究。
恰好，《万历十五年》体现的是“大历史观”，而“大历史观”又出自“年鉴学派”，“年鉴学派”又是在反对“兰克史学”的潮流中创立的。
说白了，《万历十五年》和陈寅恪八字不合，双方的史学理论大相径庭，甚至在学术上互为敌人。
在陈寅恪看来，《万历十五年》写得太浅白了，更适合作为历史入门书籍。而且即便作为入门书籍，《万历十五年》都不过关，因为这本书的主观色彩太浓重。陈寅恪所尊崇的兰克史学，恰好要求不对历史做价值判断，是反对一切带着主观情绪研究历史的。
幸好周赫煊写的不是《明朝那些事儿》，否则更浅白、更主观，陈寅恪绝对坚持不到看足三分钟。
《万历十五年》的第一章，陈寅恪是抱着批判的心态看完的。他虽然坚持学术自由，不喜欢搞学术派别纷争，但他毕竟属于“兰克史学”那一派，而周赫煊早在十年前就被奉为“年鉴学派”开创者，他必然对周赫煊的史学著作看不惯。
第一章写的是万历皇帝，以万历皇帝为视角描述朝政改革。其中很多内容，都属于作者的主观臆测，对陈寅恪而言是极为不严谨的。
第二章写的是首辅申时行，同样各种主观臆测，但陈寅恪渐渐看出了有趣之处。
再看第三章，陈寅恪的脸上不禁露出笑容，这本书的创作意图果然如他所料。他没有继续往下看，而是翻回第一章重新阅读，一边理解作者的隐藏笔触，一边查找是否有史料引用错误。
多亏周赫煊仔细修改了几个月，否则以黄仁宇的原著，必然让陈寅恪轻松找到错误点。
妻子唐筼催了他好几次睡觉，陈寅恪却不忍释卷，等他把这本书看完已是第二天上午。囫囵吃过早饭，陈寅恪蒙头大睡，下午醒来继续重新阅读起来。
《万历十五年》确实是站在历史人物的角度进行主观臆测，但全书却选取了万历皇帝、申时行、海瑞、戚继光等多个人物展开。每个人物的身份、立场和着眼点都不同，这些综合起来就生动的反映出一个时代。
特别是书中对明朝社会经济的讨论，让陈寅恪耳目一新。在这里，周赫煊删除了原著的“数目字理论”，因为这个理论太过牵强、机械和片面，而是从政体和文化角度进行论证。
又是一天傍晚，陈寅恪放下手中的《万历十五年》。
陈寅恪属于顶级的史学家，他可以非常清晰的发现，《万历十五年》处处都在影射民国。这对普通读者来说极为困难，但对陈寅恪而言却极为轻松。
陈寅恪是什么人？
后世的历史网络小说，写三国必然提到“阉宦集团”和“士大夫集团”，写隋唐的必然提到“关陇集团”，这些概念都是陈寅恪在民国时期提出的。他非常善于分析总结历史政体派系，也对历朝的文化和经济非常敏感，而《万历十五年》就把明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给写活了。
当陈寅恪第五次通读《万历十五年》的时候，他不仅着眼于民国，更把目光放到从唐宋到明清的历代中国。
在这本书的结尾，作者的写作意图暴露无遗，他在总结中国落后的原因，讨论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而四海升平的“万历十五年”，则在影射此时的民国，且此时的民国比“万历十五年”更加不堪。
“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这句话联系前文对明朝社会的分析，再联系民国的社会状况，无疑是在说：“中华民国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
陈寅恪心绪难平，看完这本书后，他已经不去想抗战是否能胜利了，而是苦苦思索中国社会的未来出路。
摆下纸币，端坐良久，陈寅恪开始写评论：《读周先生之万历十五年有感》。
1032【新书反响】（）
“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彻底暴露了中央集权过度带来的不良后果。在下层行政单位尚有许多实际问题没能解决以前，行政效率的增进必然迟缓和有限。强行提高效率，超过了一定限度，只会造成行政系统内部的不安，整个官僚集团会因压力过高而或分裂、或纠集，实际问题又会演变成道德问题。”
“再观今日之征实征购政策，中央强行要求提高效率，而下层行政单位问题极多，难以实现政令的有效执行。这造成整个中国的行政系统难以适应，中层和基层官僚压力过高，只能以粗暴的方式欺上瞒下。譬如河南之征购，官员为了完成任务，选择对中央隐瞒灾荒事实，而不顾民情大肆征敛。这就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政府威信大失，百姓苦不堪言。继而延伸为道德问题，政府高举抗战大义，要人民倾其所有奉献国家，不支持征购则不爱国。百姓认为政府横征暴敛，没有为人民考虑，领袖和官员的私德也遭到怀疑。”
“史学界有一种说法，即‘明朝税重民穷’。似乎是因为当时贪官污吏横行，百姓被摊派的赋税过重，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其实这跟事实有多出入。同时期，英国税收与明朝相当，而人口却只有明朝的三十分之一，英国怎么就能继续发展壮大呢？原因不在赋税过重，而在于政府和法律的低等。即便国家税率低，受惠的也并非农民，只能鼓励地主家中盘剥和官僚额外剥削。”
“道德并非万能的，政府不能依靠单纯的抗战大义，而要求百姓舍家报国。更要健全法律制度，完善行政体系，遏制贪污腐败，鼓励扶持先进经济，减少对传统农业的压榨……”
这些都是陈寅恪写的评论文章，写完之后他就烧了，并没有拿出去发表。
陈寅恪从来不谈论政治，但并不代表他不懂政治。学史学到他那个地步，很多事情比官僚看得更清，但也仅此而已，不能改变中国的现状。
坐而论道谁都会，难的是如何解决问题。
没法解决！
常凯申当然想完善行政系统，提高基层官员的执行力。但这是不可能办到的，除非在中国进行一场触及根本的大改革，而抗战特殊时期的内外部条件都不允许他这么做。
所以陈寅恪把文章烧了，发表出来也无益，反而会因此得罪掌权者。
烧完文章，陈寅恪很快又重写了一篇，单纯从治史方法来分析《万历十五年》。他首先批评了周赫煊对于某些史料的无视，认为周赫煊的某些思想稍显片面，同时又赞扬《万历十五年》风格独特、观点新颖，为明史研究开拓了新的形式与方向。
……
陈寅恪的第二篇文章还未发表，吴晗就已经开始对《万历十五年》大家吹捧了。
吴晗也是研究明史的专家，他早前虽然属于自由派，但性格非常激进。早在十多年前，吴晗就给胡适写信说：“翻开任何国家、任何朝代的历史来看，找不出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丧心病狂的政府（南京国民政府）。”
吴晗请求胡适指出一条明路，胡适让吴晗“科学救国”。
那时吴晗非常尊崇胡适，特地在毕业照背面写下胡适的名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少说些空话，多读些好书。”
然而，吴晗到了西南联大，国党的腐败和不顾学者死活的态度，再加上好友在贫寒病痛中去世，让吴晗的思想彻底转左。他的行为做法比闻一多更加激进，不但投身于各种反蒋活动，还写了一本《由僧钵到皇权》。
这本书后来改名为《朱元璋传》，跟周赫煊的《万历十五年》几乎同时出版，专门用来影射常凯申。
在读了《万历十五年》之后，吴晗感觉找到了知己。虽然他们一个写朱元璋，一个写万历朝，但都是走的“影射史学”的路子，都是在抨击常凯申和国民政府。
吴晗连续写了好几篇评论文章，把《万历十五年》奉为“中国现代史著不可再有之经典”。
……
远在贵州的张学良，也在第一时间读到《万历十五年》。
少帅这些年都在研究明史，缺什么书就写信找宋美龄索要。到了1945年，张学良甚至声称自己成为了一个明史研究专家，他要求请来几位明史专家进行当面交流——戴笠对此表示很为难。
当张学良读完《万历十五年》之后，他没有往影射常凯申那方面想。而是把自己代入万历皇帝，把曾经的得力属下代入张居正、申时行、海瑞和戚继光，然后检讨反思自己主政东北和华北时的错误。
接着，张学良又对比万历朝和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反思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的施政问题，并写了一篇两万字的读书心得，让看守特务转交给常凯申。
常凯申顺手就把张学良的文章扔了，放在角落里蒙尘几十年，直到80年代才在清理垃圾资料时发现。
……
谢国桢无疑是如今最火的明史专家，他早年追随梁启超治学，跟周赫煊勉强算同门师兄弟。他的《晚明史籍考》曾在30年代风行一时，到了抗战期间再次引起重视，因为抗战时期的中国和晚明太像了。
谢国桢此时滞留在沦陷区，《万历十五年》出版的时候，他才刚刚读到周赫煊讨论沈万三之死那篇文章。
周赫煊关于沈万三身世遭遇的观点，出自明史专家顾诚先生。
谢国桢对此持有异议，他认为《吴江志》的史料可能有误，并拿出多个历史资料，认为沈万三有可能是朱元璋登基后才死的。当然，沈万三绝对不可能被朱元璋流放，只是被朱元璋打压而已。
谢国桢随即写了一篇反驳文章，寄了几个月终于寄到重庆发表。
直到1944年底，谢国桢才在沦陷区读到《万历十五年》。他对这本书大加赞赏，于抗战胜利后一口气写了三篇分析文章，讨论万历朝对明朝命运的影响。
……
至于大部分普通读者，完全把《万历十五年》当成纯粹的历史读物来看。他们对明朝的改革失败表示惋惜，同时也希望国民政府吸取教训，呼吁加强法制建设、惩治贪官污吏。
常凯申也非常喜欢《万历十五年》，他没有把自己代入万历皇帝和张居正，而是代入了申时行。他觉得自己殚精竭虑发展国家，却只换来各种背叛和猜疑，同时又被中国糟糕的情况所制约，一身才华本事都无法真正的发挥。
同时常凯申也感叹，天下没有完人，就连戚继光都贪污克扣、逢迎拍马、喜好女色，而民国将领又有谁比得上戚继光呢？用人应该不拘小节，只要能力出众就可以了，那些真正能打仗的将领还是暂时容忍吧，比如把河南搞得一塌糊涂的汤恩伯。
每个读者眼中的《万历十五年》，都有着不同的解释。
这本书很红，不但红遍中国，就连费正清都带回去一本，让人翻译出来推荐给美国史学界。
1033【疏漏】（）
在1943年的中国，除了抗日战争之外，还有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那就是英美对于中国的文化影响争夺战。
去年，美国特使费正清就致电罗斯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