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沿途的户外广播里，常凯申正在做新年致辞，他把刚刚取得的昆仑关大捷作为宣传重点：“……就在昨日，英勇无畏的国军战时，于桂南战场再次获得胜利！杜聿明将军率第五军第三次攻克昆仑关，歼灭日寇第21旅团5000余人，日寇第21旅团班长以上军士官死亡率在85％以上，当场击毙日军第21旅团长中村正雄……昆仑关大捷，只是中国抗战历次大捷中的一部分，今后我们还会取得更加辉煌的胜利……”
“国军万胜！”
“中华民族万岁！”
“干死小日本儿！”
数万群众奋力高呼，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长期以来遭受的苦难在这一刻被抛之脑后。
元旦大游行耗时整个上午，下午则是各种庆祝活动，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是募捐。比如童子军就踢了一场足球赛，所有门票收入都捐给战争孤儿，比赛募捐款项也捐给各地济慈院。
各机关单位的庆祝要持续好几天，学校会举办体育表演、诗歌朗诵、歌咏比赛等活动，重庆妇女会则组织抗战军属新年联欢会。
各处商店在生意红火的同时，也不忘支援抗战，他们把新年贺卡等小商品降价售卖，所得利润全部捐献给国家。民间组织还会举办抗日慰劳活动，给军人家属发慰问品、慰劳金，帮军属给前线将士写家书等等。
周赫煊作为大名人，每年元旦都会收到好多活动邀请，今年光是学校的邀请函就收到十多封。他虽然人没到场，但钱却给足了，每个给他发出邀请的组织团体，周赫煊都派人送去1000元的捐款。这导致给他发元旦邀请函的单位逐年增多……
咱们的冯玉祥将军在节庆日特别活跃，不但走马灯一样出现在各个活动场所，而且还在北碚连摆三天的字画摊子。
贫穷者或学生索要字画，冯玉祥一律收费五角。若是富裕者前来求字，他少说也要收数百上千元，卖字画所得的经费大部分都捐给前线了。
不管是不是沽名钓誉，至少人家真正在做，实打实为抗战贡献了力量。
今年元旦，冯玉祥继《茄子》之后，又创作了一副《萝卜》，题诗曰：“红萝卜，蜜蜜甜，吃了气力如猛虎。如猛虎，打东洋！”
多么质朴无华的诗句，完美地表达了冯将军爱国之心……好吧，我编不下去了。
冯玉祥喜欢卖字画的行为，甚至催生出一批黄牛党。他们雇穷人去五毛钱求字，转手就能获利十倍——当然，这得拿到其他市县去卖，重庆这边已经卖不起高价了。
后来还闹出一桩滑稽趣谈，1943年的某天，有人自称是唐式遵的兄弟，专门跑去拜访冯玉祥。两人谈得很投机，这家伙非常热情地说，愿意帮冯玉祥到各地卖字鬻画，为抗日募集更多捐款。冯玉祥大喜，当场把上百幅字画交给这人，结果转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
元旦过后没几天，周公馆突然来了个曾经的熟客。
“周先生，好久不见。”一个穿着呢子大衣的英俊中年笑道。
周赫煊颇为惊喜地说：“褚兄，还真是你啊，这些年都在做什么？”
来者正是当年褚玉璞的侄子褚南湘，他说：“离开天津以后，我就去了南方。本来想加入共党，但却不得门而入，也搞不清楚到底谁才是共党。后来我又自费去了美国留学，六年前回国在浙江做公务人员。抗战爆发后转移到汉口，去年又被调往贵州，今年元旦才调来的重庆。”
周赫煊问道：“褚兄在政府担任何职？”
褚南湘说：“我之前在经济部农林科下属的农业调整委员会当小喽啰，被派往贵州执行农业结构调整工作。这不农林科要升级为农林部吗？我工作干得还不赖，被调来农林部大本营跑腿儿。”
周赫煊笑道：“想不到褚兄还懂农业。”
“我哪懂农业啊，一直都做行政工作，具体事务都由专业人士去做，”褚南湘谦虚了几句，突然说，“周兄，你那个科学养鸡的资料，能不能给我一份最详细的？”
周赫煊奇怪道：“褚兄不是在农林部任职吗？你很容易拿到资料啊。”
褚南湘呵呵笑道：“农业调整委员会和科学养鸡推广小组是平行单位，养鸡场刚刚筹建好，还没对外公开任何资料，那些养鸡专家也整天待在养鸡场里无法接触。”
周赫煊灵光一闪，突然问：“褚兄是准备把科学养鸡技术送去延安？”
褚南湘连忙否认：“周兄说笑了，我跟共党可扯不上关系。我是替一个朋友打听的，他手里有点闲钱想做生意。”
周赫煊心中已经肯定，也没再纠缠于此，说道：“其实你不来找我，春节以后也可以派人去养鸡场学习技术。这样吧，我给农学院的师生们说一声，过两天就给你一套完整的资料。”
“多谢！”褚南湘抱拳说。
像褚南湘这样潜伏在国民政府中的共党有很多，其中最耀眼的当属冀朝鼎先生。
之前跟周赫煊一起赴美谈桐油借款的陈光甫，很快就要在美国招募一位得力助手。这个助手就是冀朝鼎，由美国财政部官员埃德尔介绍给陈光甫，此人跟罗斯福的助手居里，以及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的助手白劳德都有交情，并且还曾担任美国财政部的对华政策顾问。
冀朝鼎的经济学博士毕业论文，几年前就被常凯申唯一的美籍私人政治顾问拉脱摩尔大加赞赏：“这是一篇具有独创见解，善于独立思考，很有说服力的论述。”
陈光甫在面试冀朝鼎过后，立即对这个年轻人青睐有加，直接任命其为环球公司总务处长。环球公司名义上是跨国贸易公司，其实是中美借款的代理机构，冀朝鼎的职务则是环球公司的大管家。
1941年陈光甫受命回国，把冀朝鼎当做私人秘书带回来，并带他去面见孔祥熙。这一叙旧才知道，原来冀朝鼎的父亲曾是孔祥熙的老师，孔祥熙立即把这个同乡小兄弟接到家中居住，并一路高升在财政部担任要职，成为国民政府最重要、最有权威的经济学家。
冀朝鼎全程参与了40年代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直到新中国成立，大家才发现他是个老党员——1927年就秘密加入共党了。
包括孔祥熙、陈光甫在内的国党官员们集体懵逼，这人可是美国经济博士，美国财政部力荐的人才，怎么突然变成共党了呢？
于是国党大佬们开始甩锅，陈立夫甚至在回忆录里，指责冀朝鼎专门给孔祥熙、宋子文出坏主意，战后中国经济崩溃，全是冀朝鼎按照共党指示搞出来的。
事实上，冀朝鼎哪有那么大能耐？他只是向共党提供国民政府的金融和财政状况的真实核心数据而已，包括发行金圆券、银圆券的一系列政策，都是在执行孔宋等人的命令。
周赫煊把科学养鸡资料交给褚南湘，没几天就有共党重要人士上门拜访——南方局负责人之一董老。
这是迄今为止，周赫煊接触到的共党最高职务者，两人相谈甚欢，还互赠墨宝以作留念。
就在此时，香港《大公报》分社传来惊天消息……
918【汉奸与英雄】（）
香港《大公报》传回来的消息，正是历史上有名的“高陶事件”。
当初跟随汪兆铭一起叛国的汉奸不少，其中就有陶希圣和高宗武。
陶希圣我们前文提到过，还串联一帮“主和派”文人，跟周佛海等人一起撰文抹黑周赫煊。
而高宗武就更不得了，他是汪兆铭投敌事件当中，除了陈璧君之外出力最多的混蛋。汪兆铭本来都没跟日本人接触，就是这个高宗武从中牵线搭桥，而且是高宗武主动找上门联络日本人的。
汪兆铭在投敌之初，通电揭露常凯申表面抗战、暗中媾和，其实说的就是高宗武做出的一堆烂事。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常凯申派高宗武去香港搞情报工作。
高宗武本事真大，擅自联络到近卫文磨的私人驻华代表松本重治，以及日本参谋本部特高课课长影佐祯昭。他将影佐祯昭的亲笔信交给常凯申，又把常凯申的“和谈条件”带去回复日本人。
但常凯申是否答应和谈一直存疑，就连跟高宗武接触的日本人西义显都不相信，认为那些和谈条件不像是常凯申亲口所说，更像高宗武模仿老蒋语气而自己做出的回应。
这一次“和谈”虽然失败，但很快迎来新的转机：日本内阁改组，不主张扩大事态的宇垣一成出任外相。
常凯申把高宗武从香港招回来，让他负责传话：“中央军尚有百万军火，即不再输入尚足两年之用，即使日本攻下武汉，国府内部亦绝不会起变化。”这说明老蒋也想进行和谈，但他的意图是逼迫日本主动求和，以争取对中国更有利的和谈结果。
但高宗武作为外交官，再次自作主张。他在向日本传话之时，不断强调中国有一个以汪兆铭为中心的“和平派”，并首先提出一个中日和谈思路，即：拥戴汪兆铭，使之成为中日和谈的媒介。
可以说，汪兆铭能够实质性的投敌做汉奸，高宗武乃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为什么说香港《大公报》传未来惊天消息呢？
陶希圣和高宗武居然良心发现，他们从上海潜逃到香港，向《大公报》揭露了汪兆铭的所有卖国行径，甚至把汪兆铭签署的卖国条约副本都偷出来了。
陶希圣、高宗武二人不断拥汪促和，出发点无非有两个：
第一，“救国救民”。这里的救国救民必须打引号，他们深知和谈就得出卖国家利益，但更认为中国战必败，只有和谈才能苟安。
第二，政治野心。既然中国靠和谈才能苟安，那干脆由他们出面进行和谈。这样即可以保住国家，又能捞取政治资本，更能以民族功臣的形象节节高升。
但是，汪兆铭刚刚签署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等八份卖国文件，实在是把陶希圣和高宗武给吓到了。他们一直以为中日能够划江而治，哪曾想，这些文件居然把中国的领土、资源、军队、主权、文化各方面都卖个干净。
这些文件一旦生效，中国可以直接宣告灭亡，而他们也将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陶希圣和高宗武被惊出一身冷汗，劝阻汪兆铭千万不要签字，赶紧退出和谈，或离开上海回重庆，或远走欧美隐居，总之绝对不能继续谈下去。
但汪兆铭已经铁了心要当汉奸，不仅不听劝，反而派人监视陶希圣和高宗武，甚至密谋除掉他们甩锅给军统。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陶希圣的妻子万冰如，她接到丈夫的诉苦信件，毅然带着五个孩子从香港去上海，让丈夫有了离开汪兆铭巢穴去和家人同住的借口。在汪兆铭逼迫陶希圣签字的时候，万冰如又对丈夫说：“我把全家性命带来上海替你，你走！如果走不出去，我夫妇一同死在这里。如果你签字，我就打死你！”
因为万冰如带着五个子女到来，让汪兆铭暂时放下戒心，陶希圣和高宗武趁机在青帮的帮助下秘密离开上海。
面对汪兆铭的怒火，万冰如又大胆的去见汪兆铭，以劝丈夫回上海为理由，要求带着两个孩子去香港，并留下三个孩子在上海读书当人质。
汪兆铭自然是同意了，他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