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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5【一个大汉奸的诞生】（）
12月15日，中美桐油借款成立，金额为9000万美元，首批500万美元，五年期满。
12月16日，中英信用借款成立，首批45万英镑。
连续两笔西方列强的借款，令中国军民士气大振。缓解了财政压力还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英美两国对华态度的转变，这是西方积极援华的前兆。
美国和英国之所以答应对华借款，自然是怕中国彻底崩了，10月份广州、武汉的相继陷落很吓人的。
咱们的蒋总裁——以后都要叫总裁，委员长已经成为历史——随即在重庆做公开报告，宣称对中国抗战的前途极为乐观。中国军民与海外华人齐心协力，欧美列强又开始经济援华，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中国的正义战争必将取得胜利。
蒋总裁的报告发表不满两周，汪兆铭就带着老婆跑了。他以考察的名义飞去云南，再转机飞往越南，中途还给张群发了电报，说他要出国跟日本和谈救国。
到了越南以后，汪兆铭立即发出著名的“艳电”，公开叛国叛党做汉奸。
汪兆铭在电报里说得冠冕堂皇，认为中国之困难在坚持战争，日本之困难在结束战争。两国政府都希望和平，他愿意当和平使者。汪兆铭还提到了中英借款和中美借款，认为英美两国的态度转变，可以促成中日和平。但也仅是促成和平，英美两国是不可能武力干涉的，而中国在战场上必败，和谈是中国唯一的出路。
嗯，汪兆铭要当中国人民的大救星。
汪兆铭叛逃的消息，立即引起民众哗然。
常凯申惊骇莫名、愤怒异常，他的惊怒并非只是汪兆铭叛逃，而是汪兆铭要跟日本和谈。早在半年多以前，日本就公开宣称，不与国民政府和谈——这句话里隐藏意思，是日本愿意跟中国的其他“政府”和谈。
汪兆铭在电报里说要跟日本和谈，则意味着他要另立政府，这是在挑衅常凯申和国民政府的权威。
事实也确实如此，本来汪兆铭对脱离重庆、另立政府还犹豫不决，他的妻子陈璧君直接来了这么一句：“难道当汉奸也坐第二把交椅吗？”
这句话足以说明本质，即汪兆铭的叛逃跟救国无关，而是盯上了国家一把手的位子。
汪兆铭是什么性格呢？
优柔寡断，毫无主张，反复无常，冲动易变！
用汪伪政权二号人物陈公博的评语来说：“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没有璧君也不至于败事。”
正所谓，成也老婆，败也老婆。
在汪兆铭叛逃的整个过程，陈璧君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去年10月，日本行缓兵之计，委托德国调停战争，由于条件太苛刻中国不接受。陈璧君对此深感惋惜，她竟说：“能从日本手里得回黄河以南已经算满足了。连黄河以北，甚至于东北都想收回，谈何容易……中国以前何尝有东五省，奉天本来是满清带来的嫁妆，他们现在不过是吧自己的嫁妆带回去就是了，有什么理由反对呢？”
由于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宣称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再加之许多国府官僚和地方军阀，都对抗战毫无信心。汪兆铭、陈璧君夫妇结合国内外形势，认为他们站出来和谈必然一呼百应。
日本方面在得知汪兆铭的态度后，便对汪兆铭进行了引诱。汪兆铭对此极为兴奋，但又害怕办事不成难以收场，他着急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反复讨论，一直无法下定决心。
陈璧君居然自作主张，绕开汪兆铭回复日本人：“只要日本在御前会议上承认汪出来领导‘和平运动’，汪先生是愿意出来的。”
随即，陈璧君又亲自前往广州考察，希望获得余汉谋、吴铁城等人的支持。并在国党内部暗中联络，想要得到更多的拥护者。
直到正式叛逃的半个多月前，汪兆铭都还没下定决心当汉奸，召集周佛海等人反反复复开了七八次会议。直到梅思平要离开重庆回复日本人了，陈璧君又站出来说：“梅先生明天就要走了，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
汪兆铭咬牙点头：“决定了，决定了！”
陈璧君不仅仅是怂恿而已，汪兆铭能够从云南借道叛逃，就是陈璧君亲自去云南说服龙云的。在汪伪政权的组建过程中，陈璧君把自己的亲朋好友全都安排进各个部门，还跑去香港动员陈公辅当汉奸，还有很多汉奸都是陈璧君亲自拉出来的。
汪兆铭离开重庆的第三天就被发现，常凯申还想要挽回，宣称汪兆铭并未叛逃，只是去越南静养而已，因为汪的旧伤发作了。
常凯申连忙让吴稚晖写信规劝，因为吴与汪兆铭夫妇私交甚密。
吴稚晖太了解汪兆铭了，知道以汪兆铭的鼠胆，根本做不出叛逃这种大事来。他理都没理汪兆铭，直接给陈璧君写信，明白决定权掌握在陈璧君手里。
结果这封信还没寄到，汪兆铭的“艳电”就发出来了。吴稚晖的第一反应没有骂汪兆铭，而是逮着陈璧君开骂，还为其改了个外号叫“陈屁裙”。
即便汪兆铭公开发表“艳电”叛国，但他还在犹豫不决。特别是又遇到日本近卫内阁倒台，新上任的平沼内阁对诱降汪兆铭并不热心，导致汪兆铭感觉被遗弃，竟然生出了前往欧洲考察的念头。
嗯，公开叛国叛党，又受到日本冷遇，居然想一走了之躲起来，汪兆铭从头到尾都不知在想些什么。他这种人自视甚高，却本事低微，冲动易变又优柔寡断。一旦遇到挫折，他想的不是如何解决，而是如何逃避。
在陈璧君和一群汉奸的阻止下，汪兆铭才没有立即去欧洲旅游，开始重新和日本人秘密接触。日本人也怕汪兆铭撂挑子不干，连忙派汉奸去稳住，还送达了板垣的激励文件。
而汪兆铭这时回复日本人的内容，也充分显示了他的摇摆不定。内容有三：第一，如果日本与老将接触，则汪兆铭愿意协助斡旋；第二，如果日本与老蒋之外的人接触，则汪兆铭愿意在野斡旋；第三，如果要他来负责，汪兆铭愿意出马。
这说明什么？
说明汪兆铭在公开叛国以后，突然又有些后悔了，不想自己做决定当汉奸，而是把当不当汉奸的决定权交到日本人手里。
这就好像打麻将不知道该出哪张牌，于是对同桌的牌友说：“你来帮我随便出一张吧。”
偏偏汪兆铭给日本人的这个回复，被老蒋知道了。老蒋大为愤怒，因为三条内容都不是他能接受的，他一不想和谈，二不想让别人跟日本和谈，更不想汪兆铭被日本捧上位。
本来老蒋还打算缓和此事，汪兆铭去欧洲考察就是他派人怂恿的。现在汪兆铭给了日本“明确”回复，老蒋立即决定采取强制手段——暗杀！
结果汪兆铭命大，刺客把旁边的曾仲鸣杀死，汪兆铭只是手臂受伤而已。
犹豫不决的汪兆铭终于愤怒了，他一边站出来揭露老蒋和日本“和谈”的细节，希望引起国人的同情。又一边加快与日本谈判的速度，终于走上了汉奸这一条不归路。
纵观汪兆铭的叛国过程，刚开始有贼心没贼胆，被老婆怂恿着踏出了无数步。关键一步踏出后，他又想回头，但又舍不得回头，也无法回头，瞻前顾后毫无主见。
好嘛，最后老蒋的刺杀帮他做了决定。
866【圣诞节】（）
冬至大如年，在中国传统风俗当中，冬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仅次于农历新年。
然而自从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农历被视为落后文化的象征，冬至跟春节一样被官方取缔了。反倒是“西人冬至”、“外国冬至”愈发流行，在沿海城市以及知识青年群体中，变得越来越热闹、越来越重要。
所谓的西人冬至、外国冬至，就是圣诞节。
因为只要没有农历闰月，则每年的圣诞节，日期都在中国冬至的三天以后。所以从晚清时候开始，国人就把圣诞节称呼为“外国冬至”，直至20年代才普遍称呼为“圣诞节”。
但在很多中国人看来，那特么就是外国冬至，即便到二战结束都还有人这么喊。
老蒋上台执政以后，民族主义迅速抬头，圣诞节这种洋人节日备受打压——他一边跟老婆过圣诞，一边又看不起圣诞。而为了跟西方圣诞节竞争，老蒋还弄出一个中国圣诞节，即孔子的生日。
搞笑的是，南京国民政府法定的孔子生日，没有依据中国农历来计算，而是定为每年公历的8月27日。孔夫子如果死而复生，肯定自己也感到纳闷儿——这日子咋算啊？
每年国民政府都要给孔子过生日，被戏称为“土圣诞”，而耶稣过生日那天叫“洋圣诞”。
那时的圣诞节就已经商业气息浓厚了，咱们可以截取一句20年代的广告词：“圣诞老人说，最高尚的最经济的冬至礼品，就是——绿树牌雪茄！”
对，就跟后世春节在包装上印“新春礼品”一样，民国时期的圣诞节包装都印着“冬至礼品”。
或许，民间热衷于过圣诞节，并非全部崇洋媚外，而是政府把冬至给废了，老百姓只能借着过圣诞的由头过冬至。
1938年的圣诞节，中国老百姓过得很不好，在中国的犹太人就过得更不好。
幸好，犹太人不过圣诞节，因为他们不信耶稣——虽然耶稣本身就是个犹太人。
现在上海最富裕的两个犹太人，正坐在一起商量应对之策。
从年初到现在，上海的犹太难民数量已经过万，都被沙逊和嘉道理腾屋子安顿下来。沙逊我们知道，上海首富嘛。嘉道理也非小人物，半岛酒店就是他的产业。
后世有人认为，二战期间上海的犹太难民数量为1万4到1万6左右。这是受美国学者大卫·克莱斯勒的影响，他在书中提到了相关数据，但那只是1943年日本设立犹太隔离区之后的数据，还有更多的犹太难民没有被统计入内。
实际情况是，仅在1940年底，“援助欧洲犹太难民委员会”就接纳了2万3千多犹太人——此组织为嘉道理建立。而除此之外，还有沙逊建立的“欧洲移民国际委员会”，沙逊的能量更大，接收的犹太难民更多。
极有可能在1941年以前，上海的犹太难民数量就已经超过6万人。
沙逊抽着雪茄，吞云吐雾道：“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个选择。一是跟日本人合作，日本不仅答应在上海建立犹太难民区，还愿意让犹太人在东北建国。二是跟中国人合作，孙科先生答应说服常凯申，为犹太人在云南开辟难民区。”
嘉道理毫不犹豫地说：“我希望跟中国人合作，日本和德国走得太近了。”
沙逊反驳道：“但中国的局势很糟糕，说不定哪天就被日本吞并了。而且，现在犹太难民主要聚集在上海和哈尔滨，这两个城市都是日本人的地盘。如果选择跟日本合作，那么一切都将变得更加顺利。”
“犹太人即便建国，也不该在中国，而是回到我们祖先的故地！”嘉道理强调道。
沙逊苦笑：“我们还有选择的余地吗？任何一丝机会都要抓住。”
嘉道理怒目而视：“你想违反怀斯先生的指示？”
沙逊摊手耸肩，冷笑道：“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