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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厉害。”周赫煊由衷道。
周赫煊和陈光甫都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不但提高了桐油贷款，更延长了桐油借款合同。导致本该只采购22万吨桐油的贷款合同，一下子变成40万吨，而国民政府直到1943年初才敢对桐油进行统购统销。
中间凭空延长的一年半时间，成为中国桐油发展的黄金时期。因为那时市场价格已经恢复正常，并且涨得比战前还高，而国民政府又不敢出面压价，让中国桐油从业者活得非常滋润。
无意间，陈光甫做出了最好的选择，让国党那帮清贵们少吞了无数民脂民膏。
干得漂亮！
陈光甫拉着周赫煊商量谈判手段，胡适的注意力则放到了那些书稿上，他顺口问道：“明诚又在写什么书？”
一旁的拉贝回答说：“《南京大屠杀》。”
胡适点头道：“听说南京有上万无辜者遇害，这种暴行是应该写出揭露！”
“不止上万，”拉贝沉痛地说，“经过我们的整理推测，南京的遇害者，至少在20万人以上，甚至更多！”
“20万！没有搞错吧？”胡适瞠目结舌。
拉贝指着旁边大量的一手资料：“你自己看吧。”
胡适首先看的是照片，越看越愤怒，不可自制地踢翻椅子，爆粗口：“干他娘的小日本儿，猪狗不如啊！”
856【文人】（）
自五四运动以来，胡适的表现都是谦谦君子。被人当众挖苦唾骂，他也能笑脸以对，而此时终于失态骂了脏话。
周赫煊终止了与陈光甫的对华，回头问胡适：“适之兄，你还主和吗？”
胡适死盯着那些大屠杀照片，摇头道：“抗战犹有一线生机，求和必然万劫不复。四万万国民，若是举手投降，则悉数沦为待宰之羔羊。”
“很好，你终于想通了。”周赫煊欣慰道。
后世骂胡适的人很多，原因即为主和。然而主和者并非胡适一人，学术大牛陈寅恪和吴宓先生，他们在抗战初期也是主和的。
在学术界，这份主和名单可以排很长。比如北大校长蒋梦麟、北大法学院教授周炳琳，还有蒋廷黻、陈之迈等等等等，那是数也数不清。
而国党的高官群体当中，汪兆铭、孔祥熙、张群、居正、于右任、陈立夫、阎锡山、徐永昌、王宠惠、陈布雷、魏道明，这些人要么主和，要么倾向于妥协。
你敢相信？大名鼎鼎的陈寅恪先生，曾亲口说过这种话：“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
这两句出自吴宓先生的日记，是七七事变爆发后的第七天，两人饭后散步闲聊时说的。陈寅恪认为，拱手让出华北而求和，还能保住华南以偏安，将来或许可以渐渐恢复国土。若战则全局覆没，中国永亡矣。
以至于常凯申在南京沦陷后，在日记当中感慨道：“文人老朽以军事失利皆倡和议，高级将领皆多落魄望和，投机取巧者更甚……近日各方人士与重要同志，皆以为军事失败非速求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
在军令部长徐永昌看来，公开主和者其实有限，更多的是隐性求和者。因为公开主和会被骂汉奸，所以官职越大、全力越盛的人，往往口是心非，高呼抗战而倾向妥协。
甚至在徐永昌的眼中，拥有军事实力的地方首脑，在刘湘病逝以后，只有共党和桂系才是真正的主战派，其余皆心怀叵测。
所以在抗战之初，常凯申是非常孤立的，靠着乾纲独断才把中国拉上了抗日的战车。
正因如此，汪兆铭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从1938年冬开始走上公开求和的道路。他觉得自己能一呼百应，然而真正的实权人物却不跟着他混，身边追随的尽是些政治失意者。
当时的舆论风向是：战败可谅，言和有罪。
对于汪兆铭的“艳电”，虽然有无数人破口大骂，但却不乏同情和共鸣者。因为他们也是这样想的，只是汪兆铭当了汉奸，而他们不敢当汉奸而已。
即便到了1939年夏天，这种军政官僚整体趋向于妥协的情况都未改变，国党中央党务秘书王子壮在日记中写道：“……凭心论之，目前能以支持大局，坚决不挠者，亦似只有彼（老蒋）一人。自余之文武大员，心盼速和而不敢出诸口者，比比皆是，终以蒋先生之威望，不能不绝对服从，忍耐痛苦，坚持到底。汪先生之离变，正为一般有知识者之代表。”
我们以前揭了常凯申许多黑底子，但实话实说，老蒋对抗战的贡献非常巨大，即便他各种微操作坑害队友。他身边的那些军政大员，十有八九都想着赶快议和，老蒋通过独裁手段生生压了下来。
这也是即便到了抗战后期，还有很多热血青年支持常凯申的原因，他们认为唯有英明领袖独裁才能抵抗到底。
可想而知，现在丢了广州，武汉马上也要弃守，中国疆土沦陷近半，那些军政大员的士气该有多低落。有人甚至认为，中国能够坚持一年而不速亡，那是因为日本还没有来真格的。
陈寅恪就更悲观了，直接在诗里来一句“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断恐待来生”。他把中国比作南宋和南明，认为抗战胜利是不可能的，收复华北只能等到下辈子了。
你自己悲观倒也罢了，为什么偏要写成诗歌，让这种负面情绪影响更多人？
后世有本描写文人南迁的书叫《南渡北归》，书名便是引用于此，但未免有些不合适，文人们并非一个个都像陈寅恪那么悲观。
倒是陈寅恪的父亲更有文人风骨，在平津沦陷后，陈三立先生坚决不愿投日，绝食五天，忧愤而死。
当然，咱们也不能把陈寅恪往死里批判，他只是悲观消极太甚，爱国之心还是有的。至少陈寅恪在香港的时候，两次拒绝日寇的威逼利诱，辗转跑去西南大后方当老师。
陈寅恪的思想和行为很矛盾，但又能代表很大一部分文人。他对时局既悲观又失望，还写诗埋怨老蒋的抗战是独夫行为，把国家前途当做赌博来孤注一掷。面对日寇40万大洋的利诱，他又能冒死两度拒绝，跑到西南的穷乡僻壤去过苦日子，并饿着肚子一边教学一边做研究。
胡适的选择又不相同，他在抗战初期，跟陈寅恪的想法一模一样，其后迅速完成了思想的转变。
或者说从未改变，胡适一向是“实干派”和“悲观派”。
七七事变以前，胡适上蹿下跳搞求和，多次请命担任中国驻日大使，要为中日两国的友好贡献力量。一看战争已经无法避免，胡适又上蹿下跳，多次请命担任中国驻美大使，想要说服美国介入中日战争。
或许老蒋是被烦得不行了，才把胡适任命为特使扔美国去，随便他怎么在美国瞎折腾。
即便到了现在，胡适也认为中国抗战必败，除非美国能站出来拉一把。他没有像陈寅恪那样写诗伤春悲秋，而是不遗余力的在美国做宣传。
以前胡适在国内写文章，经常赞美日本人的政治和文化，把中国的政治文化批评得一无是处，号召中国向日本努力学习。而现在，胡适极力美化中国、丑化日本，就为了能获得美国民众的认可和援助。
胡适是天真的，也是值得敬佩的。
陈寅恪是真实的，同样也值得敬佩。
两人之间的区别，是文人在国难当头时不同的选择。
……
PS：有很多读者对前面的情节不满，还说老王靠卖肉为噱头。话说，周赫煊和于珮琛那事儿，能卖得出肉来吗？老王这几天都在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资料，《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和马吉的纪录片都看完了，再加上那些照片，说实话，精神状态很不好。
在码字的时候，老王不自觉代入主角。周赫煊整理的是第一手资料，更全面更直接更鲜血淋漓，他如果不受影响就是超人了。要发泄，一是看喜剧放松心情，另一种方式就是“性”，作者本人觉得是合理的。
当然，收了于珮琛也算完成一个剧情，因为真不知该怎么处理。历史上于珮琛的结局，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下，但请不要在评论区和章节说里讨论，一切为了防止和谐。
857【八女投江】（）
咱们接着上一章讲，要评价历史人物，除了汉奸和十恶不赦之辈，其余者皆须两面评价，非黑即白是很幼稚的做法。
就拿后世那本描写文人内迁的《南渡北归》来说，居然把冯友兰先生写成了反派。书中许多引用故意颠倒错乱，不止一处在虚假编造，让不知情的读者对冯友兰产生厌恶，让知情的读者怀疑作者是否跟冯友兰有私仇。
说实话，比起老王的《民国之地摊崛起》，《南渡北归》倒更像是一本地摊文学。
那本书的作者不但否定冯友兰人品，竟连冯友兰的学术都一并否定，还引用胡适的日记来否定冯友兰学术，并自己瞎编了一段胡适对冯友兰的评价。
事实上，胡适是冯友兰的老师，两人只是学术观点不同而已。人家交情好着呢，怎么可能恶言相向？
胡适在1919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由此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研究奠基人，以当时的情况来看确实了不起。胡适对此也非常自傲，预言说：“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问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
然而仅仅在1931年，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卷上）》，就全面超越了胡适的书，而且没有按照胡适的方法来做研究。此后半个多世纪，直到周赫煊穿越那会儿，都还没有出现整体优于《中国哲学史》的专著。
这样的学术成就也能黑？
真当读者都是傻子啊。
咱们这本书，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反派，连孔祥熙都还能找到优点呢。
说了这么多废话，其实是想自然转换情节——孔令侃半身瘫痪了，这就是反派得罪周赫煊的下场。
10月底的时候，孔大公子正玩着别人老婆，被绿帽子事主捉奸在床。
洪门拿着周赫煊提供的经费，已经买通了当地黑手党。黑手党作局引诱绿帽子先生入毂，让那倒霉的家伙欠了一屁股赌债，同时又透露孔家富得流油，怂恿绿帽子先生找奸夫弄钱还债。
绿帽子先生也是心大，张口就要100万美元。孔令侃当然不愿意，只答应给5万，双方一言不合就扭打起来。
暗中埋伏的洪门兄弟都没出手，房里的三人就自行解决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嚣张跋扈的孔大公子，直接拔枪指着对方的脑门威胁。女方见状连忙劝说，并抓住孔令侃的手臂想夺枪，争执之际，绿帽子先生也加入夺枪行列。
当时属于偷情幽会，孔令侃的跟班们都不在，三人就这么在卧室纠缠。
突然一声枪响，那女人突然腹部流血，剩下两个男人也说不清是谁开的枪。孔令侃有些被吓到了，绿帽子先生则被激起凶性，趁机把枪夺过来，对着孔令侃就是一阵乱射，活生生把枪里的子弹打完。
孔令侃在中第二枪的时候，就吓得疯狂往外跑，在中第四枪的时候倒下，接着又被对方补了第五枪。
绿帽子先生把孔令侃身上的财物搜刮一空，又躲避警察和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