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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恶犬带着往前奔。
八月十三日，就在周赫煊离开上海的第五天，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长谷川下令：对南京、广德、南昌进行空袭，并对上海虹桥机场予以突袭。随后两日，日军派遣军舰16艘，载乘海军陆战队若干登陆淞沪，日本内阁也决定向上海派遣陆军增援。
史称，八一三事变。
中国这边，南京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任命张治中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任命张发奎为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对登陆日军予以坚决抵抗和打击。
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对中日战争的态度是袖手旁观，并且美国在持续卖给日本战略物资。德国表面上倾向于日本，但继续暗中向中国出售大量军火。
无关国际友谊和道义，美国和德国的做法都是为了赚钱。
只有苏联站在中国这一边，并很快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各大国都采取中立立场的时候，苏联单独声明不与中日战争的中国方为敌，事实上就是在声援中国，并把日本确定为潜在敌对目标。
苏联的做法，同样无关国际友谊和道义，这属于地缘政治的范畴。
不管如何，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给危机关头的中国带来极大鼓舞，不管是南京政府还是各界人士，都对此条约的签署感到无比兴奋。
当八一三事变的消息传来，周赫煊已经到了南京，专门托人找到一位先生——许传音。
“周先生怎么专程来拜访我？”许传音感觉有些纳闷儿。虽然他在南京当官，但官职并不大，不可能入周赫煊的法眼啊。
周赫煊为什么要找许传音？
因为此君在战争期间主动留下，担任国际红卍字会副会长，主持国际安全区的难民住房安排工作，并成为国际救济委员会中唯一的中方委员。
在许传音博士的主持下，共在南京建起了25个难民营，收容了约20万到30万难民，他还把自己的两栋洋房也拿出来给难民住。
作为唯一获准在南京城内自由走动的非汉奸中国人，许传音博士全程目睹了日军暴行，他后来成为东京审判庭上指控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证人。
周赫煊问道：“许博士，如果日寇攻陷南京，你会带着家人离开吗？”
许传音摇头道：“应该不会走。我身体不好，家业也在南京，我必须留在这里保住家产。周先生认为日寇会攻到南京？”
“不好说，”周赫煊叹息道，“以中日两国的军事力量来看，恐怕南京是保不住的。而且作为中国的首都，日寇一旦攻陷南京，恐有昔日旅顺之事。”
“大屠杀？”许传音噌的站起来。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周赫煊拿出20万大洋的汇票说，“不管如何，战乱一来，百姓遭殃。这20万大洋，还请许博士收下，雇佣一些牛车和马车，帮助那些生活困难的孤儿寡母和老弱病残撤离。”
许传音感觉脑袋晕乎乎的，他只是个小官僚兼资本家而已，周赫煊莫名其妙找到他，又莫名其妙给他20万大洋，还说了一堆莫名其妙的话。
直到几个月后，许传音才真正理解了周赫煊的用意。
实际上，国民政府从今年11月份开始，就在有计划的组织南京市民撤离。对于内迁的难民，政府沿途在各市县设有难民所，免费发放难民证和少量路费，同时也联系红十字会等慈善组织予以扶助。
在战争爆发前，南京的常住人口是101。5万，而到南京陷落的时候，已经只剩下50万了，能走的早就提前走了。
那些不愿走的南京市民，大致分为五类：
一是奉命留下的。比如划拨给国际安全区的警察，比如国党和共党特务，又比如学校、医院和机关单位的留守职工。
二是自愿留下的。比如世界红卍子会的副会长许传音博士、协管金陵女大难民营的程瑞芳女士，他们都自愿留下来救助难民。
三是难舍故土的。谁都料不到日本会搞大屠杀，好多平民百姓辛苦半辈子，终于打拼出一点家业，比如店面、比如房产、比如土地。让他们丢下这些产业，背井离乡朝着未知的远方前进，他们很难下定决心。
四是难以成行的。这些人生活比较贫困，大撤离期间车费昂贵，交通工具难寻，只能靠步行一点点前进。太辛苦了，而且生活没有保障，他们都不愿走。
五是亲日派。这些人仗着跟日本人有联系，或有生意来往，或直接当汉奸，还以为日寇来了就能升官发财，结果好多都稀里糊涂死在大屠杀当中。
历史上，南京宪兵挨家挨户动员撤离，耗尽唇舌之力，也无法劝动那些市民离开。
周赫煊又能有什么办法？
就算到处宣传日寇要搞大屠杀，那也得有人相信啊！
周赫煊唯一能做的，就是给可靠之人留下一笔捐款，给生活困难的难民提供帮助，让那些想走而没有能力走的人得以保命。比如这种情况，宪兵怎么劝说都不走的一户人家——寡妇指着卧病在床的婆婆和几个小孩反问宪兵：你让我怎么搬？
有了周赫煊的资助，至少那些孤儿寡母可以离开。
周赫煊鞠躬敬礼道：“许博士，请你务必帮忙，拜托了！”
这招很管用，一般人还真受不起周赫煊的大礼，许传音连忙扶住他说：“钱我收下，我给你开一张收条。若是用不上，等以后再还给你，如此可好？”
“多谢！”周赫煊抱拳说。
等把周赫煊送走，许传音才站在阳台自言自语：“什么乱七八糟的？”
在南京大屠杀以前，许传音只是个普通人，他还没有得到灵魂和人格的升华。
当然，既然答应周赫煊帮忙，许传音这样有责任感的好人，肯定会尽量给困难者提供救助，能救下几个算几个吧。
离开南京，周赫煊又专门去了一趟汉口，视察正在修筑当中的武汉长江大桥。
时值夏季，洪讯将至。
武汉三镇的长江水位明显上升，估计再过半个月，大桥的修建又将暂时停工，因为年年爆发的洪水就快来了。
周赫煊询问了一番进度，得到的答案是，大桥至少要到明年春天才能竣工，稍微出点问题恐怕要拖到夏天或秋天——那时正在打武汉会战。
周赫煊决定仿效茅以升的做法，让施工方在桥墩上预留安放炸药的洞口，方便以后日军打来了就炸桥。
这座桥在南北交通运输中非常重要，早建成一天，就能为战时物资和士兵的运输提供便利，同时还能方便北方逃来的难民过江。
希望能早日建成，并顺利炸毁吧。
826【死字旗】（）
周赫煊在武汉三镇停留了足足一周，除了视察长江大桥的修建进度外，还去《大公报》和《非攻》杂志社转了一圈。
《大公报》由于宣传抗日主张，天津总报馆已经被迫关闭，总经理胡政之带领部分员工连夜南撤。
现在《大公报》的武汉分社，正是由胡政之亲自主持工作。至于上海那边的《大公报》，还可以支撑到年底，到时候张季鸾也得撤离，周赫煊准备让张季鸾负责重庆分社。
至于《非攻》杂志，现任主编为高翰，此君同时还是武汉大学的哲学系主任。
当初《非攻》杂志在天津被停刊，搬来武汉复刊后，立即获得武汉大学的鼎力支持。不仅杂志社主编高翰是武大教授，副主编吴其昌也是武大教授——吴其昌是梁启超、王国维的弟子，徐志摩的表弟。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吴其昌携妻子、兄弟到中山陵哭陵绝食，逼蒋抗日，遂被清华大学解聘，转而担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
至于原来担任《非攻》和《大地》责编的李寿民，此时依旧留在天津。他的母亲、兄弟、岳父都在天津，他的朋友圈也在天津，有点舍不得离开。
李寿民如今的名气非常大，他的《蜀山剑侠传》甚至热卖到东南亚，他创作的京剧也广受票友追捧。介于此，日本人在占领天津后，立即就找李寿民合办刊物，想让他出卖国家做文化汉奸。
李寿民几番婉拒不肯，日本人一怒之下，就把他抓进监狱用刑。
此时此刻，李寿民的眼睛已被辣椒水弄得半瞎，依旧不愿答应和日本人合作，他的岳父和朋友则到处托关系营救。
跟历史上一样，就算李寿民出狱，他后半生也只能靠口述来搞创作了。
等周赫煊离开武汉，回到重庆时，川康各军已经整编完毕，刘湘准备率部出川抗日了。
事实上，早在六月份，川军就已经开始全面整编。
七月六日，川康正式整军。
整军会议召开的第三天，就传来七七事变的消息。刘湘立即发出通电，主张全国总动员，与日本拼死一决。
八月七日，刘湘到南京出席国防会议。在各方势力因战和问题争吵不休时，刘湘站出来做了长达两个小时的发言，并表示：“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担。”
八月二十六日，刘湘返回四川发表《告川康军民书》，号召四川军民为抗战作出牺牲：“全国抗战已经发动时期，四川人民应负担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
川军各部将领纷纷请缨抗战，范哈儿表现得尤为积极。
范哈儿因为得罪了刘湘，在整军的时候被撸成光杆，虽然名为副军长，却连一个大头兵都无法指挥。他高喊着抗日口号上蹿下跳，刘湘甩都不甩他，范哈儿只能独身奔赴抗日前线——上海，想找拜把兄弟杜月笙帮忙，让老蒋给他弄一个实权将军来当当。
且不管范哈儿的抗日意图为何，但他确确实实为抗战立下了大功。
历史上，范哈儿被老蒋任命为第八十八军军长，并自掏腰包募集兵员。他带出的这支部队，后来炸死了酒井直次，让酒井直次成为日本陆军史上第一个阵亡的在职师团长。
酒井直次在中国犯下累累罪行，曾在江浙徽三省实行三光政策，甚至让部下进行强暴妇女比赛，评出老虎、豹子和豺狼，即一、二、三等奖，并对获奖者给予物质奖励。
就是这么一个丧尽天良的混蛋，死在第八十八军的地雷之下。虽然当时范哈儿已经调离八十八军两个月，但毫无疑问，八十八军是他自掏腰包一手带出来的，并在范哈儿的指挥下屡立战功，由人员不齐的杂牌军升格为统辖3个师的甲种军。
时势造英雄，如果没有抗战，刘湘只是个专打内战的地方军阀，范哈儿也只是个坏事做绝的小军阀头子。
就像前面提到的许传音博士一样，最初也没那么伟大。他被日寇特许在南京自由走动，其实是允许他收殓街头尸体，因为中国人的身份，许传音好几次差点被日军拖去枪毙。但他不但没有胆怯害怕，还因为目睹了同胞的死难惨状，整个人的灵魂都得到升华，由普通人变成英雄，全心全意地投入营救同胞的行动当中。
英雄，其实也可以是一个个普通人。
四川安县，曲山镇。
这里是四川大旱的重灾区，老百姓还没从灾荒当中缓过气来。
小学老师王建堂看到刘湘的《告川康军民书》，扔下报纸就来到镇上。这天正逢赶集，王建堂爬上人家演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