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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朱自清、闻一多等爱国民主人士，都联名起草指责张学良的宣言。南京、北平、上海诸多大学的校长和教授，还有中研院、北研院等学术机关，纷纷通电全国，或者是致电张学良进行严厉谴责。
申报、大公报、益世报等100多家报纸和通讯社，联名发表新闻界对时局的共同宣言，另有217家报纸联合通电讨伐张学良。另有100多个社会团体，纷纷对时局表示担忧，超过一半的团体谴责张学良的兵谏行为。
稍微有点眼界和思考能力的人，都被“西安事变”给吓到了。就算常凯申再不得民心，但他始终是国家元首，一旦处理不好，中国就将迎来新一轮大规模内战。
而在国际上，各国清一色的站在老蒋那边，包括德国、苏联和意大利在内。唯一感到振奋且高兴的，恐怕就只有日本了，日本巴不得中国内战再起。
就如今国内外的舆论来看，无疑是对常凯申有利的，“西安事变”必须得到和平解决。
和平解决的关键在张学良，他处于风暴中心，也是各方势力的纽带。所以，他选择了牺牲自我，把自己作为维系谈判结果的砝码，亲自护送常凯申离开西安，从此遭到终身软禁。
事实上，谈判是没有正常结束的，因为老蒋拒绝签字，只答应来个君子协定。在此情况之下，所有参与者都不愿放虎归山，但张学良瞒着盟友悄悄把老蒋给放了。
这大概是最好的解决方式了，再继续逼着常凯申签字，很可能就要引发大战，也有可能让南京中央政府分裂。
重获自由之后，老蒋果然背信弃义，不但软禁了张学良，还调派中央军进攻西北，但真正的大战没有打起来。
打不起来的原因很简单，在西安事变谈判期间，老蒋是占据国内外舆论优势的。但他事后出尔反尔，不遵守一致抗日的承诺，立即遭到社会各界的臭骂，甚至连欧美国家都在指责他乱来，国党内部的反对声音也很大，汪兆铭更是趁机想要重回政坛。
在此情况之下，老蒋根本就不敢真打——他向西北进军的真正目的，并非为了剿灭红军，而是想顺势吞并东北军和西北军。甚至，老蒋还下令对红军根据地开放贸易，恢复部分邮电服务，一定程度上解除对延安的军事封锁。
君子协定，也是协定，有时候甚至比正式签字的协定更管用。
张学良非常聪明，他看到了这一点，或许是经历太多变得成熟了吧。
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将领，对老蒋不肯签字非常不满，找张学良反应道：“我们提着脑袋给你干，你怎么到最后连个签字都没有？”张学良回答说：“你们政治觉悟没我高，常凯申虽然被捕，但其政治实力还在。既然我们要放他，要把他捧为领袖，那么逼他签字，他到时还会反悔，要一个君子协议也很好。”
要知道，西安事变爆发的背景，是老蒋纠集30个师的嫡系部队，外加东北军和西北军联合围剿红军。若非扣蒋再放蒋，不知要靡费多少钱粮、耗费多少物资、伤亡多少军民。
这次事件成功避免了一场规模达数十万兵力的内战，只有东北军和西北军沦为牺牲品，事后被老蒋逐步分化瓦解，而红军则赢得了喘息之机，也为国共双方的抗日保留了元气。
周赫煊把两位通讯员打发走，佣人立即前来禀报，说门外有同监来访。
再次见到王二，周赫煊感觉有些意外，他早就把在南京看守所遇到的这位小偷给忘了，好奇地问：“三位造访有何要事？”
“周先生，我们是来投靠你的，”王二也不客气，自己提着水壶倒茶，“听说你在四川赈灾，我们还运来了1000担救灾粮，那些粮食在奉节交给赈济会的人了。”
周赫煊抱拳道：“我代表四川灾民，多谢三位义士。不过嘛，我又不称王称霸，也不打算建立帮会组织，恐怕没什么可投靠的。”
袁巫九说：“周先生此言差矣，四川贪官污吏横行，你一个人忙不过来，我们可以帮忙剪除贪官、惩治恶霸！”
“对于王亚樵先生，我是极为佩服的，”周赫煊语气一转，直言不讳地说，“但是，我不信他的那一套。不管是行刺手段，还是无政府主义，都对救亡图存没有什么帮助，甚至还会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
郑仁通笑着反问：“那周先生以为，现在的社会秩序正常吗？天道不公，就该替天行道；社会不公，就该有人出头！”
“然后呢？”周赫煊问道。
“什么然后？”郑仁通没听明白。
周赫煊说：“你们杀死一个贪官，又会冒出另一个贪官。你们杀死一个汉奸，又会冒出另一个汉奸。什么时候才能杀得完？”
袁巫九拍桌子道：“杀一个贪官，就能吓得很多人不敢当贪官。杀一个汉奸，就能吓得很多人不敢当汉奸！”
周赫煊笑着对郑仁通说：“这位郑先生，应该也是读书人吧，想必听说过明太祖朱元璋是如何惩治贪官的。贪污60两银子以上者，就要被处于剥皮实草的酷刑，结果呢，贪官却越杀越多。以至于朱元璋杀得不敢再杀了，因为官员不够用，只能让贪官戴罪继续工作。有时候官府断案，堂下跪着的犯人戴着镣铐，堂上负责审案的官员也戴着镣铐。几位杀贪官的手段更厉害，还是朱元璋杀贪官的手段更厉害？”
“这”郑仁通语气一滞，无奈萧索地说，“我等自然不如明太祖。”
王二好奇地问：“为什么朱元璋杀贪官越杀越多？”
“制度和风气问题，”周赫煊解释道，“在制度上，朱元璋是苦出身，给官员定下的薪水太低。当官的那些正常工资，只能勉强养活妻儿，没法养活仆从，更没法维持交际开销，所以当官的只能靠贪污赚钱。而在风气上，元朝遗留下来的问题很多，贪污被普遍视为平常之事，你贪我贪大家贪，不贪才是傻子。”
袁巫九问道：“那周先生认为，当下中国的贪官问题在哪里？我读过你的狗官，气得几天睡不着觉，你里的官场简直黑透了！”
周赫煊说：“制度、风气和财政问题，官员的权力得不到制约，中央和地方政府又发不出钱，当官的贪不贪、贪多少，全靠自己良心。而良心又是最靠不住的，自然就会贪官污吏横行。”
“如果不靠杀，那怎么解决？”袁巫九问。
周赫煊说：“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从制度和财政两个方面彻底解决。”
郑仁通冷笑道：“就现在的南京政府，怕是给他们100年时间都做不到。”
“你们以前效力的是广东陈济棠吧，他那个地方政府就能做到吗？”周赫煊问。
郑仁通说：“我们斧头帮没有投靠陈济棠，只是跟他合作对抗老蒋而已。再说了，陈济棠把广东治理得还不错，至少老百姓没有被盘剥得太厉害。”
周赫煊摆手道：“陈济棠没有死命盘剥老百姓，是因为他拥有稳定财源。钨矿是当今国际最重要的军事资源，不比石油差多少。中国又是全世界钨矿的最大产地，而中国的第一大钨矿在江西，所以老蒋要拼了命围剿红军，除了政治因素外，无非是盯着江西的钨矿。中国的第二大钨矿在广东，陈济棠每年卖钨矿赚的钱，可以养活好几个四川，因此他不用盘剥百姓，甚至建立起能够对抗中央的空军部队。”
“原来如此。”郑仁通算是长见识了。
袁巫九问：“南京政府不行，陈济棠也不行，那周先生认为哪个政府能解决好贪官问题。”
周赫煊指着北边笑道：“三位可以去延安看看。”
“我不去，”袁巫九连连摆手，“我有几个兄弟，就去延安了，还想劝我一起走。但那边规矩太多，我这人受不得管，去了大家都不自在。”
郑仁通笑道：“我也不去，那边没有我的用武之地。”
王二打着哈哈道：“延安肯定不让我做老本行，偷都偷不利索。”
“那我也没辙，”周赫煊耸耸肩，“三位想要留下来做客，我举双手欢迎，想住多久都没问题。但投奔什么的就不要提了，我手下的人，不许偷盗和杀人，除非遇到紧急情况。对了，刘湘正在建立特务组织，以对抗老蒋派来四川的特务，你们去投奔他或许有机会施展抱负。”
袁巫九不屑地说：“刘湘算个屁，四川被他治理成这幅模样，一看就是个没本事的混蛋。”
郑仁通笑道：“那我们就留在周先生家做客吧，给口饭吃就行。”
794【袍哥救国会】（）
门客，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当中，属于一个出镜频率极高的词汇。
其中最著名的自然是孟尝君，相传门客三千，还让“鸡鸣狗盗”这个成语流传至今。王二、袁巫九和郑仁通三人，虽不能简单把他们称作鸡鸣狗盗之徒，但其实也差不了多远。
纯粹混饭吃的门客属于最低级，更高级的可称“士”。日本在此方面受影响极深，他们所谓“武士”，其实也是一种门客的存在。
对于这三个家伙，周赫煊没有太多想法，纯粹是耗点米粮养起来而已，说不定哪天就能用上。双方并非主仆或雇佣关系，更类似于江湖朋友，合则聚，不合则散。
平时大家相处，周赫煊总带着探究的意味，旁敲侧击，想知道对方真实的追求和想法。
但王二等人连自己都不清楚，反复说着“替天行道”。他们不在乎钱财，更不在乎法律，只在乎某种朴素的道德，并将这种道德作为自身的行为准则。
说白了，就是三个活得稀里糊涂，却又自认为清醒的人。
这种人放在和平年代，绝对是社会不稳定因素，而在混乱时期却有着立足之地。
实际上，周赫煊之前所说也非完全正确，刺客手段虽然不能根除贪官汉奸，但还是有点用的，至少能够提供威慑遏制力量。特别是全面抗战爆发之后，行刺之风如火如荼，为后世的抗战神剧提供了大量灵感和素材。
最典型的就是“金陵毒酒案”，两个中国军统特务，毒翻了日伪高官数十人。其中包括“维新政府”（汪伪之前的南京傀儡政权）行政院长梁鸿志、立法院长温宗尧，以及日本总领事馆书记官宫下、会计船山等人。
那两个特务叫做詹长炳和詹长麟，早在1934年，就被戴笠安排进日本驻华公使馆当杂役，最初目的不过是收集情报而已。全面抗战爆发后，詹氏兄弟的全家都死于南京大屠杀，但他们还是忍受着痛苦和仇恨继续给日本人当杂役。
直到某天，接头人给他们带来“氰化钾”，目标是杀死在南京的全体日本高层和汉奸高官。可惜氰化钾量太少，稀释到大量酒类饮料当中，只毒死了两个，剩下几十个日伪高官都靠洗胃救活了。
若是有人给他们提供足够多的氰化钾，当时整个华东日占区的行政系统都要崩溃，因为出席酒会的都是日伪高层大人物。
值得庆幸的是，两位投毒英雄都安然无事，他们为日本人“服务”多年，日本特高课完全没料到他们就是凶手。其中詹长麟活到了2008年才逝世，死后被南京市政府授予镀金银质奖章。
我们还应该记住尚振声先生，黄埔六期毕业，金陵毒酒案的实际策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