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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周赫煊根据自己的理解一通胡扯，直讲到天色渐黑，常凯申依旧津津有味的聆听着，就差没有现场做笔记了。
周赫煊自然是夹带私货的，比如奉劝常凯申让民主党派参政。虽然只是假民主，但至少也有些制约，国党官员贪赃枉法起来不能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
512【逐本求末】（）
常凯申带着一肚子的黄老之学离开，感觉收获满满，而周赫煊却有些沮丧。
常凯申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刚愎自用！
这个缺点把无数抗日将士坑惨了，徐州会战时他玩微操，淞沪会战时他玩微操，南京保卫战时他玩微操，直到远征军都出国打仗了，常凯申还在国内继续玩微操。
远隔战场千里之外，即便是放在信息化时代，中央首脑也不可能完全掌控前线的瞬息万变。
然而我们伟大的空一格蒋委员长，却认为自己可以。
就拿中国远征军来说，常凯申10号任命史迪威担任华军总指挥，11号又任命杜聿明担任华军总指挥。一个战场，居然有两个总指挥，下面的将士到底该听说的？
最搞笑的是，不管是史迪威，还是杜聿明，两个总指挥都没有真正的决策权，因为蒋委员长要亲自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他动不动就给杜聿明“手书数千言”、“指导缅战方针极详”。
常凯申对于缅甸的局势从头到尾都判断错误，他刚开始认为日军不敢深入缅甸，于是按照防止日本人逃跑的既定方针来部署军队。明明自己空军力量薄弱，却对陈纳德下令说，要一次派三架飞机、一天多次的骚扰日军，很快便暴露了己方的空军基地。
常凯申还自认为军事天才，在日记里洋洋得意地说：除了他，谁也不敢做出这种作战方案来。结果老蒋写下这篇日记的第二天，缅甸垒允机场就遭到轰炸，飞虎队20多架飞机几乎被全部炸毁。
因为老蒋的判断失误，中国远征军的战略部署漏洞百出，而且刚刚开打就彻底葬送制空权。
最无语的还在后面，史迪威、罗卓英命令远征军向印度撤退。而常凯申却遥控指挥杜垏明，让远征军经密支（和谐）那回国，这个计划虽然冒险，但并非没有操作的可能性。可常凯申偏不让先头部队抢占并固守战略要点，导致远征军的撤退路线被日军切断，被迫进入野人山区，最终结果惨不忍睹。
一将无能，累死三军。
周赫煊只希望常凯申能改掉这个坏毛病，反复地讲述黄老之学的“立公去私”、“弃智去己”思想，说白了就是领导者不要因为个人喜好和私利而败坏国事——你不懂军事就别插手，让那些军事行家们自己去打，做为最高统帅抓大放小即可。
其实黄老之学的治国思想，概括起来很简单，即搭好国家政府的整体框架，按照现有的局势和民意，制定一套有效的行政系统和司法体系，选择一个正确的方向和目标，领导者居中掌控大局，具体事务由专业人才去执行。
这里面的中心思路是“清静无为”，即上位者不可过多干预行政司法的运转。但又是“无所不为”，必须严格维护既定的行政司法体系，不论是最高领袖还是普通官员，都必须严格遵守定下的规矩，对犯错者该抓就抓、该杀就杀。
然而，常凯申坐在沙发上听了半天，只对黄老之学的权谋术感兴趣，真正关键的核心思想完全听不进去。
舍大道，而取小道，逐本求末说的就是这种人啊。
别提什么局势太复杂，派系太混乱，黄老之学无法施展。以常凯申现在的权势而言，明摆着可以在黄埔系统中推行这一套，比如蓝衣社就能坚定的执行既定策略。只要常凯申能坚持下去，就能从小圈子扩大为大圈子，并且吸引来无数仁人志士效力。
常凯申现在的做法刚好相反，通过暴力排除异己，通过利益聚拢人心。这样只能导致“贤者背离，小人汇聚”，一旦哪天常凯申无法调解派系利益，必然招致众叛亲离的下场。
事实上，常凯申现在已经被“众叛”了。很多几年前拥护他的人，现在一个个站出来反对，像蔡元培这种策划参与清党的人，虽然没有明着背叛，但也悄悄地搞各种抵制行动。
黄老之学讲“因天循道”，常凯申恰恰在“逆天行事”。现在的“天道”是抗日和民主，就算他暂时无法做到，也可以做出某种姿态来糊弄人啊，到时绝对可以收拢一大波民心。
黄老之学讲“立公去私”、“依法治国”，常凯申恰恰是“以私废公”、“以人治国”，带头破坏国家的行政司法体系。上梁不正下梁歪，国党只会越来越腐败糜烂，败走台岛只是迟早的事情。
整个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期间，一共出现了三次“宪政运动”。
第一次从1929年开始，至1932年发展到高峰，全体国民都希望能民主宪政。然而常凯申通过特务统治镇压下来，从此完全背离民心与大势。
第二次是从全面抗战开始，常凯申迫于压力，假模假样地搞“预备民主宪政”，同意所有党派和民主人士参政。虽然这次的民主立宪是假的，但已经足够振奋人心，只要继续假下去，大部分人还是拥护常凯申的。
然而即便是假民主，常凯申都不愿意去做。当日军的进攻放缓之后，常凯申立即抽手对付民主党派，搞得无数民主人士一脸懵逼，随即愤怒反弹。
于是就有了第三次宪政运动，各大民主党派原本的立场是扶持国党建设国家，被常凯申逼得联合起来推翻国党独裁，限制并督促国党实行民主宪政改革。
其中最好的例子就是张君劢，此人本来非常支持常凯申的假民主，认为假民主可以慢慢过渡成真民主。他坚决反对共产主义，坚决反对共党拥有武装，并督促共党把八路军、新四军的训练和指挥权交出来。
由于常凯申不断的倒行逆施，张君劢直接跳反了，开始积极寻求与共党合作。用董必武的原话来说：“他（张君劢）现在不但不反对我们扩充军队成立边区，他还怕我们的军队不够强大，怕我们的边区遭受袭击呢！他已认为我党是中国实现民主的一支必要友军。”
国党在中国大陆失败的过程，就是不断犯错，不断把自己的支持者推到共党那边去的过程。
周赫煊有闲心跟常凯申胡扯，只是想让对方提前施行假民主。然而常凯申回去以后，就再没有下文，他连哄骗民主人士都不愿去做，认为这种做法会招来更多的麻烦。
513【神女上映】（）
萧伯纳虽然被周赫煊怼得服软，但他依旧风光无限，甚至有文化界的学者，专门从北平、天津慕名南下来拜访。
阿瑟·亨德森就比较低调，整天跟张君劢混在一起。张君劢信奉的“国家社会主义”，其实也是一种“渐进社会主义”，两人的政治理论差不多，因此相处得极为融洽。
张君劢两年前在北平发起“再生社”（国社党前身），取“再造中华”之意。他目前正在准备创立“中国国家社会党”，走的就是英国工党路线，于是每天悉心向前辈请教经验。
阿瑟·亨德森感慨地说：“渐进社会主义路线是非常难走的，即便在政治体系比较完善的英国，也花费了20年时间才成为执政党。这种政治理念，严重影响了资本家的利益，必将受到来自资产阶级的反扑，所以现在英国的工党也成为了在野党。根据我这些天的考察，中国的政治环境很糟糕，渐进社会主义路线比英国更难成功。”
“贵党当年是如何上台执政的？”张君劢问道。
阿瑟·亨德森说：“早期就是不断的宣传工党政治理念，赢得中下层群众的支持，渐渐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工党的上台多亏了欧洲大战（一战），这种非常时期的国战，英国往往会组建联合内阁。而我们工党支持政府对德宣战，从而加入自由党的联合内阁，并以此一步步扩大自己的力量。”
张君劢立即醒悟：“我明白了，想要执政，必须先融入当局政府。”
“是的，”阿瑟·亨德森道，“没有政府支持的党派，永远只能做在野党，永远没有施展自己理念的机会。”
张君劢心里已经有谱，中日之间必有一战，他的国社党必须利用未来的战争，靠支持常凯申来赢得参政议政的机会。历史上，他也是这样做的，可惜常凯申的倒行逆施让他彻底死心。
张君劢跟老蒋是有仇的，他现在有一条腿瘸着，就是拜常凯申所赐。但为了壮大国社党，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在未来必须选择支持常凯申。
张君劢跟阿瑟·亨德森交流融洽，青年党的李璜等人则避而远之。因为阿瑟·亨德森不喜欢青年党的“国家主义”，认为那太激进了，而且没有清晰的治国主张。
当阿瑟·亨德森留在南京考察的时候，萧伯纳被孙夫人邀请去上海，大肆进行抗日宣传活动。萧伯纳的每次演讲，都要吸引来无数学生群众聆听，左派人士把萧伯纳誉为“国际和平主义圣人”。
然而，萧伯纳这个“圣人”，很快就在中国待得腻歪了，转而坐船跑去日本旅游。他对外声称是去做国际考察，结果在日本住了一段时间后，大赞日本人的秩序性和执行力。
周赫煊对常凯申无比失望之余，干脆啥都不管，一边陪费雯丽游玩，一边写《银河英雄传说》寄往英国。
十月底，这是周赫煊在南方停留的最后日子，过几天就要带着费雯丽前往天津。
南京，夫子庙。
这一带保留着诸多明清传统建筑，夹杂在这些建筑之间的，是一栋精美的三层钢筋混凝土大楼——首都大戏院。
首都大戏院去年初建成，楼上楼下共有1400多个座位，规模放在全国也是数一数二。
因为今天有一部好莱坞影片上映，周赫煊就带着费雯丽去看电影。两人来到戏院外，站在街上便能看到两副宣传海报，一副是好莱坞片《红尘》，一副是国产片《神女》。
《红尘》属于好莱坞电影皇帝克拉克·盖博的第二部作品，几个月前才在美国上映，现在居然南京也可以看到，可见好莱坞的海外发行能力之强。
事实上，早在20年代，美国的米高梅、派拉蒙、福克斯等八大电影公司，就先后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
由于当时中国关税没有自主，美国影片在中国上映，只需缴纳一次极低的进口关税。而国产片由于厘金制度，在运输过程中要被征税，在各地放映时还要征税，导致国产片在国内的发行成本，居然比美国片还更高。
自从南京国民政府收回关税自主权，并取消厘金制以后，国产电影就迅速繁荣起来，这是在北洋统治时期无法实现的。
周赫煊挽着费雯丽的手，走进首都大戏院的售票室，发现看电影的观众还挺多，他们必须慢慢排队才可以。
售票室里放着一种类似杂志的印刷品，是戏院的院刊，里面有新片预告、电影说明、电影评论等内容。
这年头居然出现了专业影评人，周赫煊对此颇为惊讶。院刊的新片预告也写得很详细，比如某月某日，将有某某电影上映，票价多少都写得非常清楚。电影说明也很有意思，演职人员表、故事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