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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已经丢掉了一切党政职务，变成普普通通的小老头儿，可以毫无拘束的跑去中国访问。
远洋旅途之中，阿瑟·亨德森与萧伯纳聊得很愉快。他们是老朋友了，而且拥有相同的政治理念，不断讨论着工党的未来，以及如何在英国施行渐进社会主义。
周赫煊离开中国的这三个多月，发生了许多大事。
比如常凯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将“攘外必先安内”定为基本国策，并纠集63万兵力，对红区展开第四次军事围剿。
又比如日本正式开始向东北武装移民，移民按军队形式编组，发给武器，实行边耕边战。那些抗战胜利后留在东北的日本移民，没一个是无辜的，因为他们就是军人或军属！
就在周赫煊离开英国的时候，东北抗日救国军重创日本关东军，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关东军就此展开报复行动，杀害贾家沟、平顶山、千金堡的3000余村民，制造出灭绝人性的“平顶山惨案”。
当周赫煊乘船抵达上海时，国联调查团发布《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承认东北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否认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是“合法自卫”，确认伪满洲国是日本违背东北人民意愿而强力炮制的工具。从这些内容来看，国联似乎在为中国主持公道，然而这份报告书还加了一条内容——主张在东北建立一种受外国保护的高度自治的特殊制度。
也即是说，国联企图将东北三省变成国际共管区域，从而取代日本对东北的独占地位。
就像自家的房子被恶霸强占，然后请来一群恶霸主持公道。那一群恶霸说，这个房子不是谁专有的，应该拿出来给大家共享。
此报告书一经发布，立即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同时也遭到日本关东军的强烈反对。
两国的情况比较微妙，中国和日本政府都倾向于接受国联的裁定。但中国政府碍于民意沸腾，不敢公开表示支持，而日本内阁则受制于军部，表现得反反复复、唯唯诺诺。
再过半年，日本内阁就要屈服于军部的威胁，公开宣布退出国联，《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因此成为废纸。
当然，国内也不是没有好消息，比如南京政府宣布推行义务教育政策，并颁布《第一期实施义务教育办法大纲》和《短期义务教育实施办法》。
《大纲》规定：1932年8月到1935年7月为“第一期”，要求各地在此期间设立“义务教育试验区”，并对学龄儿童采取强迫制——不读书属于违法。《办法》对历史遗留问题进行了补充：为了救济年长的失学儿童，可推行短期义务教育，并设立“短期小学”用以扫盲。
整个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最努力办事的恐怕就数教育部了。不管蔡元培、李石曾的派系斗争多激烈，他们的目标和理想却是一致的，那就是“教育救国”！
为了实现教育救国的目标，蔡元培、李石曾及其党羽，认真制定了各种教育法规。并根据中国糟糕的现状，想出了各种补救办法，比如大规模设立“短期小学”来扫盲，结果出现师资力量严重不足，于是又连忙设立免收学费的简易师范学堂，专门培养小学教师。
1931年的时候，全国简易师范学堂的学生人数只有20875人，等到1932年大力推行开来，至1933年这个数据已经猛增到59006人。这批简易师范学堂里毕业的学生，很多都走上了小学教师岗位，为后来新中国的扫盲运动贡献了巨大力量。
从1929年到1936年期间，中国各级政府对教育的投入比较稳定，不说中央政府，稍微脑子正常的地方军阀都会重视教育。
什么民国教育经费必须占财政收入的30％，这种话都是骗人的，只有脑子抽了的果粉才会相信。虽然没有30％，却有3。3％（《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数据，1991年版），南京国民政府在教育事业上，做得明显比北洋政府更好，即便发展缓慢，但至少也在发展。
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国的教育状况才再次跌入低谷。大学和中学老师被拖欠工资属于常有的事，小学老师更是几乎领不到工资，许多小学教师只能一边打工糊口，一边用满腔热血来教书。像电影《驴得水》里的那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用毛驴来吃空饷？呵呵，休想！
教育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是头等大事，丝毫不亚于发展工业和军事。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能够飞速发展，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即便是普通的农民工，识字和不识字也有天壤之别，这是隐藏在中国民间的超级财富。
印度不是想超越中国吗？麻烦先把教育普及了再说。
轮船缓缓驶向上海码头，费雯丽站在甲板上眺望，颇为高兴地说：“中国比我想象中更加繁华，我还以为是又一个印度呢。”
周赫煊笑道：“你看到的，是中国最繁华的城市。”
阿瑟·亨德森和萧伯纳也走上了甲板，萧伯纳说：“我曾收到过中国读者的来信，还在信中讨论过中国戏剧，听说中国的京剧在美国引起了轰动？”
“你可以跟中国的梅兰芳先生交流，他是顶级的戏剧大师。”周赫煊道。
“呜~~~~”
汽笛声响起，轮船开始靠岸。
周赫煊发现码头上占满了人，大部分都是来迎接萧伯纳和阿瑟·亨德森的。一个是名满中国的英国戏剧泰斗，一个是英国前外交大臣，文化界和军政界人士肯定要蜂拥而至，迎接的盛况丝毫不亚于当初爱因斯坦访华。
505【虚伪的老头儿】（）
上海市长已经换人了，由国党元老吴铁城担任。前一任上海市长张群，因无法应付高涨的学生反日运动，只能被迫辞职，灰溜溜的荣升湖北省主席之职。
吴铁城比较倒霉，他刚当上市长，就遇到日寇进攻上海。
由于战乱的特殊原因，吴铁城被迅速委以重任，1月初兼任淞沪警备司令，1月底又任外交委员会委员，3月复任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反正上海局势就扔到了吴铁城手里，他暗中奉常凯申之名，以私人身份跟日军将领密谈。
谈些什么只有鬼知道，反正不外乎妥协求和。《淞沪停战协定》的软弱基调，很可能就是吴铁城定下的，而幕后决策者自然是常凯申。
吴铁城此人早年属于坚定的革命派，曾被袁世凯悬赏两万大洋捉拿，而且他的施政能力不俗，当县长时政绩斐然。但也仅限于此，吴铁城这时完全变成了政客，常凯申说啥，他就干啥，抗战期间甚至成为常凯申的“幕僚长”。
如果制作一款战争策略游戏，吴铁城的属性应该是“派系争斗—5”，他最大的能力就是平衡各派关系。
“亨德森先生，萧伯纳先生，鄙人上海市长吴铁城，欢迎两位携夫人前来中国考察！”吴铁城热情地走过去，说着流利的英语跟二人握手。
阿瑟·亨德森点头道：“吴先生，你好。”
萧伯纳开玩笑道：“吴先生的英语，比我的中文流利得多。”
“萧伯纳先生真幽默。”吴铁城乐呵呵道。
吴铁城又分别跟阿瑟·亨德森和萧伯纳的妻子握手问候，才终于找到周赫煊握手：“周先生，一路旅途劳顿，辛苦了。”
“有劳吴市长挂念。”周赫煊笑道。
吴铁城又疑惑地看向费雯丽，惊艳地问：“这位小姐是？”
周赫煊介绍道：“英国著名戏剧演员费雯丽小姐。”
费雯丽主动伸手说：“你好，我是周的女朋友，你可以叫我薇薇安，或者玛丽。”
吴铁城瞬间搞清楚状况，笑道：“玛丽小姐你好！”
随行的上海党政要员们，纷纷上前握手交流。林语堂等文化界名流，则只能站在旁边当背景板苦等，从始至终没有什么说话的机会。
就在此时，人群当中有位大佬喊道：“让开，让开，我要过去！”
负责维护秩序的警察如临大敌，连忙举枪阻拦，那位大佬怒道：“我是章士钊，谁敢杀我！”
警察们面面相觑，其中一个警察低声说：“放行吧，章先生是杜老板（杜月笙）的门客。”
其他警察闻言，纷纷把手里的枪放下，恭敬地让出一条道来。可笑大名鼎鼎的章士钊，居然要借助杜月笙的威名，才能把上海的警察给吓退。
章士钊径直走到萧伯纳面前，热情地说：“萧伯纳先生，我是章士钊。”
萧伯纳有些不明白，周赫煊连忙介绍道：“章先生是中国极有名的学者，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律师。”
“哦，”萧伯纳这才点点头，跟章士钊握手道，“章先生，你好。”
吴铁城有些看章士钊不惯，打断说：“码头上风大，我们先回饭店吧，我已经摆好了宴席给诸位接风。”
章士钊脸皮很厚，自来熟地跟在萧伯纳身边一起走，说道：“先生，你在中国很出名，学生们非常喜欢排演你的戏。”
萧伯纳笑道：“在中国出名有什么用？中国又没有加入国际版权协定。”
此言一出，在场的中国人尽皆变了脸色，感觉受到莫大的侮辱。因为萧伯纳的这句玩笑话，在中国人听来就是歧视，在公开场合说出来，等于当众打中国人的脸。
当然，也有感到惭愧的，吴铁城就尴尬的说：“萧伯纳先生，中国的情况有些特殊。但我相信，未来的情况一定会变得更好，中国加入国际版权协定是迟早的事。”
“或许吧。”萧伯纳挑挑眉头。
周赫煊对萧伯纳的态度极为不满，他们在英国聊得好好的，怎么一到中国，萧伯纳就毫不掩饰地表现出不屑？
难怪历史上，鲁迅和傅斯年在会见萧伯纳以后，都那么讨厌这个英国老头，估计就是被萧伯纳鄙视了。
傅斯年更是专门写文章，大骂萧伯纳是钻进钱眼里的骗子，说萧伯纳晚年擅长抄袭，而且锱铢必较——连英国大学生在学校演萧伯纳的戏，这老家伙都要收取版权费。
林语堂和鲁迅这一对多年好友，也因此彻底闹翻，几乎形同陌路。原因是林语堂疯狂崇拜萧伯纳，专门办杂志大加吹捧，还提倡什么幽默主义。而鲁迅对此嗤之以鼻，不但讨厌萧伯纳，更讨厌萧伯纳虚伪的假幽默。
众人前往饭店吃了接风宴，然后被安排住下，吴铁城派专人带着他们到处参观游玩。
随后的几天，孙夫人、蔡元培、鲁迅、杨杏佛、林语堂等名流，纷纷前来拜会萧伯纳。而张君劢、李璜、曾琦等人，则来拜会阿瑟·亨德森，一起讨论社会主义的建设问题。
鲁迅被气坏了，因为萧伯纳明摆着看不起中国，还说什么“中国没有文化可言，有也只在乡间田野”。说白了，萧伯纳看不起中国整体的文化学术水平，只对中国传统的戏曲、小调、民歌感兴趣。
鲁迅后来在文章里吐槽，说萧伯纳到中国是“本来玩玩的”，只有旅游的心思，根本不关注中国的抗日。
周赫煊倒是看得极为明白，萧伯纳轻视中国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中国没有加入国际版权组织，上海书店里到处是萧伯纳的书，萧伯纳本人却拿不到一分钱版税；第二，萧伯纳在游玩上海的时候，非常不喜欢中国闹哄哄、乱糟糟的情况，认为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