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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得多孬种啊，日军只攻打了上海几天，南京政府就一窝蜂的往洛阳逃跑。
近两个月来，常凯申、汪兆铭、宋子文等人，他们根本不敢长留南京，分别住在一节节火车上，在陇海线来来回回。今天洛阳，明天郑州，后天可能就到了开封、徐州，或者突然出现在上海、南京。
谁都不知道他们究竟忙些什么，有人干脆戏称为“火车上的国民政府”。
以中央政府的这种恐慌态度，如果日军不顾一切进攻，恐怕华东、华南地区会跟东北一样，轻轻松松就被日本给占领。
说张学良没有骨气，一枪不放就丢弃东北，其实常凯申也好不了多少。大哥不说二哥，大家都特么差不多。
幸好，日本鬼子没有充足的侵华准备。早在3月初，日军就在英法美诸国的调停下宣布停战，并没有进一步入侵上海。
即便如此，常凯申也不敢松懈——日军还没撤兵。他虽然隐约感觉到日本人的真实意图，但还是拿不准啊，生怕小日本疯了会不给列强面子。
于是乎，迁都洛阳的工作一直在进行着。
如今中央机关都差不多迁过来了，挤在洛阳城里扎堆，南京只剩下何应钦维持军事和治安，罗文干主持外交，实业部长陈公博和卫戍司令陈铭枢等人处理相关事务。
至于国家主席林森，则安安心心待在洛阳，他年纪大了不想折腾，爱咋咋地。
说起咱们这位林主席，堂堂的国家元首，却精于“无为而治”。陈继承被林森任命为洛阳卫戍司令，高兴之下跑来谢恩，林森却避而不见，让秘书传话道：“武官直接去见常凯申，文官直接去见汪兆铭，别到我这里来。”
你看，人家林主席这甩手掌柜当得多好啊，深得黄老之学的精髓。
……
周赫煊沿陇海线坐火车来到洛阳，只见火车站人山人海，中央各级机关政府全往这边搬。南京虽然还是首都，但军政人员大部分都搬来了陪都洛阳，眼下的情况乱得跟菜市场一样。
周赫煊在火车站傻乎乎等了半天，都没有叫到黄包车。因为人实在太多了，好不容易发现一辆空车，立即就有十多个客人争抢，洛阳的黄包车夫倒是生意好得很。
“周老弟，你也来洛阳了啊！”突然有人喊道。
周赫煊回头一看，却是上海青帮大佬黄金荣，他立即笑道：“黄老板，好久不见！”
黄金荣笑呵呵地介绍身边的同伴：“周老弟，这位是全国商会理事长、上海各界抗日会常委，王晓籁王先生。”
周赫煊抱拳道：“原来是王先生，久仰久仰！”
“周先生说笑了，应该是我久仰您才对。”王晓籁哈哈大笑。
王晓籁是读书人出身，参加过光复会，后来又经商开了许多纱厂，成为上海商界的知名人士。然而他暗地里却是青帮大流氓，跟常凯申、陈其美等人交往密切，属于上海政商界和混混界响当当的人物。
这次在洛阳开的是国难会议，主要讨论救国和救灾问题，全国各行各业的代表人物都有邀请，颇有些全国政协会议的味道。
只不过，像黄金荣、王晓籁这种大流氓都来开会，这特么开的是什么国难会议？
“咦，那个是孙秀才？”黄金荣指着远处说。
王晓籁回头一看，顿时有些不高兴，咒骂道：“这人也好意思来开国难会议？”
黄金荣所说的“孙秀才”，正是已经下野的大军阀孙传芳。王晓籁当初支持北伐的时候，曾被孙传芳下令通缉过，所以两人之间很不对付。
不止孙传芳来了，吴佩孚以及天津好多“寓公”都来了。他们名义上是来“共纾国难”，其实是打着爱国旗号，想要借机重新出山捞好处。
如今大军阀、大流氓齐聚洛阳，此地简直群魔乱舞，周赫煊倒生出些看好戏的兴头。
磨磨蹭蹭好半天，周赫煊和黄金荣等人终于来到洛阳城内。
30年代的洛阳，古建筑保留得极为完整，让人感觉仿佛一下子穿越回明清时代。不过洛阳毕竟是河南的省会，经过吴佩孚、冯玉祥等人大力开发，已经拥有了机场、铁路、兵营等设施，偶尔一两座现代建筑夹杂在古城中，说不出的怪异之感。
中央政府给参加国难会议的人员，专门安排了旅店，周赫煊在此遇到好些知名人士。
比如胡适就来了，而且身份还很高，相当于文化界的一号会议代表。另外还有诸多民主党派、各行业人士，众人在旅店里喝酒划拳打麻将，吵吵闹闹的哪有半天遭遇国难的样子？
464【签名游戏】（）
有人在喝酒、划拳、打麻将，也有人是真心为国纾难，许多军政官员和民间人士都在悄悄串联奔走。
比如立法委员戴任，这位老先生已经70岁了，联合18人准备提交《应付国难计划案》，对“作战时”与“媾和后”两种情况提出预备计划。议案指出：“日本并吞中国，由台湾而朝鲜，而满蒙，进而再侵入沿海及腹地，为明治以来传统的大陆政策，历数十年而未尝稍变也。”
戴任分析了日本的国情和国策，认为对日问题绝非短期内可以解决，应做长期抵抗的准备，就算和谈成功也不能掉以轻心，只是一时之安而已。戴任说：“我料日本必不能牺牲此传统（大陆政策）就此罢手，不出五年或十年，势必卷土重来，中国再为日本枪炮、坦克、飞机、军舰所蹂躏，变成残酷黯惨的大修罗场。”
另有刘成灿等人准备串联提交《限期充实军备编练民团一致御侮案》，提出“（国党）党员45岁以下，暨中学以上学生，一律受军事训练”，这是要号召全民皆兵。
反正大家绞尽脑汁，各种各样的提案都有，靠谱的、不靠谱的，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周赫煊在旅店住下以后，很快就有两拨人跑来找他。一拨人撺掇周赫煊在《航空救国案》上签名，号召大力发展航空业，打仗的时候才有能力和日本人进行空战；另一拨人撺掇周赫煊在《纾难救灾案》上署名，希望政府加大救灾力度，严惩贪腐舞弊的救灾官员。
周赫煊仔细把两份提案都读了一遍，发现没什么大问题，就刷刷刷签上自己的名字。
这些人前脚刚离开，商界代表后脚就跑来了，串联周赫煊一起署名《抵制日货案》。商人们认为日货充斥国内，每年要攫取无数利润，只有抵制日货才能限制日本经济发展。
嗯，这个很有道理，周赫煊又刷刷签名。
不得不说，大家的热情都很高。因为许多参会人员都来自民间，好不容易能为国家出谋划策，当然不愿意放过这次机会。
很快重头戏就来了，张君劢、童冠贤、杨端六等人来到周赫煊房间，希望周赫煊能够支持他们的主张。
“周先生，好久不见，”张君劢笑着握手道，“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童冠贤先生，这位是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杨端六先生。”
“幸会！”
“幸会！”
众人互相握手问候。
童冠贤直奔主题，说道：“周先生，我们准备在国难会议上，提出‘结束训政、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的议案，希望你能够支持。”
周赫煊把他们的提案仔细看了看，基本上明白了他们的意图。这些人属于“民主立宪派”，强烈反对训政和独裁。不仅要求制定宪法，而且还提出设立中央民意机关，召开国民代表大会。
周赫煊苦笑道：“诸位先生的想法是好的，但恐怕很难实现。”
杨端六说：“不管难不难，总得争取一下。”
这次国难会议，其实就是在社会各界要求改革实行民主的呼声压力下，中央政府才被迫决定召开的——提议者是蔡元培。
张君劢也说：“这是个民主立宪的好机会，我们必须抓住。”
周赫煊摇头道：“就算中央答应民主立宪，也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
童冠贤道：“即便只是做样子，也总比不做样子更好。民主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只要我们长期争取，就迟早有真正实现的那天。”
“好吧，我签名。”周赫煊再次刷刷署名，他对这些追求民主的学者还是很敬佩的。
童冠贤收起那份提案，抱拳道：“多谢！”
“举手之劳而已。”周赫煊笑道。
“民主立宪派”绝非这几位，很快中国青年党的也来找周赫煊，希望周赫煊支持他们“******，制定民主宪法”的提案。周赫煊也不推脱，大大方方的在提案上署名。
反正不管是什么提案，只要对国家有好处，就算没有实现的可能，周赫煊也把名字签上再说。
一天下来，周赫煊已经在十多份提案当中署名，好像他来洛阳就是为了签字儿的。
不仅洛阳这边要求“结束训政、民主立宪”的呼声很高，全国的报刊杂志也在集体呐喊。
《申报》公开质疑训政的效果，明确提出“此则所谓训政，特变相之专制耳”，还在社论中提出“我们所要求的是真的民主政治，是以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民主政治”。
周赫煊已经很少插手《大公报》的业务，这次胡政之和张季鸾亲自写社论，要求国党开放政权，认为在目前形势下，不必奢谈立刻实行宪法，应先谋分工化及专门化（主张提高政府效率和能力）。
张季鸾的文章内容把周赫煊吓了一跳，居然明确提出“开放党禁”，而且还说要把共党也包括在内。他认为，只要共党不领导暴动和割据土地，也完全可以参与到国家建设中来。
另有一批反对国党专制和汪蒋执政的人，坚决不肯参加国难会议。他们纠集在一起，大肆鼓吹民主，攻击党治和训政，舆论影响力大得可怕。
可以说，除了少数既得利益团体外，全国上下都在集体抨击中央的训政，可见南京国民政府都多么不得人心。
国难会议在洛阳召开那天，原定500多人的会议，实到者只有140多人。其中上海和平津的大部分“国难会员”，因为汪兆铭提出的“不谈政治”会议纲领，纷纷放弃前来开会。
天津《益世报》对此评价说：“国难会议，及以至是，其信用、其效用实已无可挽救。”
会议都还没召开，就已经沦为一场闹剧，想要通过会议让国党取消训政的人，恐怕要大失所望了。
周赫煊跟胡适等人，一起从旅店出发来到会议现场，坐在比较靠前的位置。
直到国难会议正式开幕，席位上都是空荡荡的。那些空置的椅子，勾勒出一张张阴暗的大嘴，似乎随时都能把专制的国党给咬死。
465【扯淡会议】（）
“全体起立！”
周赫煊随众人一道站起来，林森、常凯申、汪兆铭、胡适等人站在最前排。
主席台墙壁正中央悬挂孙中山遗像和党旗，众人庄严肃穆的三鞠躬，并由张继恭读《总理遗训》。一切仪式化的内容搞完，国难会议才算正式开始。
林森做为国家主席，首先代表中央政府发表讲话。接着是常凯申和汪兆铭，分别进行慷慨激扬而又恳切沉重的发言。
汪兆铭还解释了国难会议三次延期的原因，强调了抗日御侮和振兴民族的意识。接着话锋一转，开始警告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