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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了！”
台下师生纷纷怒吼起来。
周赫煊却在跟侯七悄悄说话：“候兄，你手里头人少，满打满算也就200来号，千万不要跟关东军硬碰硬。”
“我晓得，”侯七哈哈笑道，“周先生，你可别忘了，咱以前是干啥买卖的？马匪的本事就是来去如风，能打就打，打不赢就钻林子逃跑，我还能干折本买卖？”
周赫煊嘱咐说：“候兄，我希望你能把部队打散，七个人一组，分头去投奔东北各地的义勇军。义勇军最缺的就是后勤补给，关内捐赠的财物很难运到，而你手底下的师生正好有这个长处。他们已经把《七人背》教材背熟了，也动手做过许多实验。只要有他们，东北各地的义勇军就能源源不断的获得手榴弹！”
侯七叹气说：“我尽量吧，但现在东北太乱了，分不清哪些是真心抗日，哪些是想要投敌的汉奸。”
周赫煊对此也很无奈，东北如今的状况，怎么说呢？有点像晚清日俄战争的时候。
各地的义勇军虽然都高喊抗日口号，但却各自为政、互不统属，还有很多趁机发展自己的势力，义勇军各部之间互相火拼都实属常见。
张作霖给东北人做出个很坏的榜样，现在有好些义勇军领袖，都想复制张作霖的成功之路，想要趁乱坐上东北王的宝座。
449【饭桶胡适先生的努力】（）
张学良跟周赫煊之间的关系，变得有点微妙。从锦州战场回来以后，张学良就没有再见过周赫煊，两人甚至互不通信，就像彼此根本不认识一般。
“张学良此人，误国甚矣！”
这是胡适来天津拜访周赫煊，见面说的第一句话。
“九一八事变”对胡适刺激很大，此后他几乎每年都要写关于东北的文章，并第一个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于九一八”的观点。
“九一八”的第二天下午，胡适就写了一首诗：“南天民主国，回首一伤神。黑虎今安在？黄龙亦已陈。几支无用笔，半打有心人，毕竟天难补，滔滔四十春！”
这首诗写的是刘永福、唐景崧等人，当年在《马关条约》签订后率众拒日保台的事迹。他把当日的台湾，比作今日的东北，怀念刘永福这样的抗日志士，又恨自己书生无用，不能提刀驱赶日寇。
胡适如今在北大担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他和林徽因、梁思成夫妇是邻居。 1号住着陈垣、傅斯年，3号住着梁思成、林徽因，胡适则住在4号。
“可恨啊，可恨，”胡适痛心地说，“日人欲侵略我东北土地，其狼子野心早就暴露无遗。可上至南京政府，下至奉系军阀，都忙于内斗争地盘，竟把广袤的黑土地让于日人！”
正如胡适所言，不仅是周赫煊这个穿越者，当时好多国人都看到了日本对东北的威胁，却只能眼睁睁的目睹局势恶化。
胡适有个朋友叫丁文江，是北大的地质学教授。
丁文江早在1927年，就给胡适写信，说他最近在研究日本问题，深切地感觉中国存亡安危的关键在于日本。就在九一八爆发前夕，胡适和丁文江还同游半个月，多次提到日本的侵华野心。
周赫煊无奈地说：“就像甲午海战一样，国人的心要被彻底刺痛，才能奋发图强。”
胡适苦笑道：“我们以前喊学术救国、科学救国、文艺复兴，现在国难当头，学术和科学都不顶屁用。在君兄（丁文江）前两日自嘲，说知识分子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言语虽粗鄙，但说的却是实话。”
“饭桶也是有些用处的。”周赫煊安慰道。
胡适说：“我这个饭桶，最近也在苦思自己的作用。最后发现很无奈，顶多站出来喊几声口号，真的百无一用是书生啊！”
周赫煊说：“口号也需要有人喊。声音大了，才能震耳发聩，国家和人民才能团结起来。”
“我也是这个想法，”胡适说明来意，“我们不仅要喊口号，还要喊得有策略性，喊得有学术性。我跟几个朋友，准备创办一本《独立评论》杂志，专门讨论国家和世界局势，以开国人耳目眼界。明诚你是这方面的专家，还请加入进来！”
《独立评论》属于30年代非常出名的政论性杂志，主编胡适、丁文江和蒋廷黻都是义务担任，不拿任何工资报酬。这本杂志存在了五年，期间发表大量时评文章，在开阔国人眼界的同时，也为抗战产生了积极作用。
其中蒋廷黻还因为在《独立评论》写文章，被常凯申三次召见，最后受邀担任中央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抗战胜利后被任命为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
周赫煊当即答应道：“这种事我当然要加入，每周一篇政论文章，定然按时保质地送到。”
“如此，谢过了，”胡适高兴地说，“有明诚的醒世文章，必然能够取得良好效果。”
胡适此人虽然在政治上很天真，但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处理，他的观点非常理性且正确。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只想着依靠美国和国联解决，却迟迟不肯跟日本交涉。
当时日本内阁还没有偏向军方，主动提出五项谈判原则，大致上想要把东北恢复到“九一八”以前的状态。按照日本内阁的要求，虽然中国会失去部分利益，但完全是可以接受的。
胡适多次写信给宋子文，主张及早跟日本人交涉。但南京国民政府就像一头鸵鸟，把脑袋扎进沙子里，既不敢对日宣战，也不敢跟日本谈判，白白浪费了大好的外交时机。
事实上，只要当时中国和日本达成外交协议，那么就在法理上站稳脚跟。即便日本内阁反悔，中国这边说起话来也更硬气，会导致日本的国际外交状况更加险恶。
这是个很扯淡的事情，不知道中央政府当时在想什么。
前些日子，国际太平洋学会预定在上海举行，胡适被推选为会议主席。由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胡适决定延期举行会议，后来经过仔细考虑，又决定不延期。胡适认为，“因为本次太平洋会议是个极好的机会，可以提出中国事件供讨论”，他想利用会议谴责日本的无耻行径。
可惜一群国际知识分子开会，根本翻不了天，顶多也就激起外国学者对中国的同情心。
周赫煊也是接到会议邀请了的，不过会议期间，他跟随张学良去了锦州。
对于张学良，胡适在文章里是如此评价的：“东北的沦陷，虽然不是那一个人应负全责，然而张学良先生以军政两方的全权领袖资格，负的责任最重最大，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少年的得志，几乎完全毁了他的身体和精神……以身败名裂的人，妄想支撑一个不可终日的危局，将来再要寻一个可以从容下台的机会，怕不容易得了。”
周赫煊送走胡适，摊开纸笔开始抽烟思考，良久动笔写下标题——日本政治的二元属性以及关东军的东北扩张计划。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菊与刀》一书虽然全面阐述日本，但许多细节不可能写清楚。
既然胡适创办了《独立评论》，周赫煊正好借助这个平台，深入剖析日本各国的情况。每篇文章写一个方面，几年下来，至少能给中央政府那些官老爷们提供点抗战参考意见。
450【文章】（）
东北腥风血雨，关内争斗不休，奉化乡下却犹如世外桃源。
下野回老家的常凯申，似乎完全不理会国际国内的纷争，整天游山玩水过得好不快活。他在1月1号的日记里写道：下午与妻及大伟往奉化城北游行，天朗气清，颇得一时之乐。又在1月2号的日记里写道：上午祭慈神后与妻等往游妙高台、雪窦寺。下午下山游仰止桥中山亭观瀑……
只在1月上旬，常凯申就外出游弋了五次，期间总结自己的政治斗争经验，全部都记录到日记中。
但这并不意味着，常凯申跟外界彻底隔离，他甚至把部分侍从室搬到了溪口老家。
侍从室，名字听起来很普通，但再过几年，常凯申的侍从室就能让人闻风色变。
常凯申此人嗜权如命，大小权利都要一把抓，遇事喜欢独断专行，谁来劝都没用。他曾多次说：“我的决定就是命令，不要再在行政院讨论。”
用陈布雷的原话来讲：（常凯申）处理国事如同处理家事，事事都要亲自处理。
这种如同皇帝的独裁统治，就需要身边有一个机构为他办事，为他谋划，为他控制人事和收集情报，还要为他提供安全警卫保障，于是“常凯申侍从室”诞生了。
“常凯申侍从室”是一个畸形怪物，从30年代中期开始，成为所有政府部门的太上皇。有点像雍正的军机处，辅佐皇帝处理军国要务，用谕旨的形式对各部门和各地官员发布命令。
清晨，农家小院。
常凯申正在陪大病初愈的宋美龄散步，侍从副官李大伟默默跟随，周围还站着一些负责安全的侍卫。
在院子里走了几圈，常凯申坐在石凳上，说道：“今天有什么消息？”
李大伟立刻拿出一封电报函：“苏联再次提出，希望能够用大公子换回牛兰。”
“大公子”就是常凯申的儿子尼古拉同志，如今在莫斯科兵工厂担任政治军事课老师。而“牛兰”本名雅各布·鲁德尼克，则是共产国际联络部中国站的创立者，前不久刚被国党抓捕关押。
苏联用常凯申的儿子换回共产国际中国总联络人，这对双方来说都似乎是划算的买卖。
常凯申拿着电报看了片刻，吩咐道：“不予理会。”
“是。”李大伟立即记录“圣谕”。
常凯申想起那个不省心的儿子，心中颇为感慨，闭眼道：“继续说。”
李大伟又拿出一份文件：“南京政府那边，第五次发电邀请总座回宁主持大局。”
“不急，慢慢来，时机还未到。”常凯申说。
李大伟又拿出一份电报说：“东北密电，溥仪已经选出了新的皇后人选，很可能下个月就登基称帝。土肥原贤二已经担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黑龙江的马占山，有投降日寇的倾向。”
常凯申眼睛猛地睁开：“致电张汉卿，让他稳住马占山。马占山是东北抗日的旗帜，这面旗帜倒不得。”
李大伟陆陆续续又汇报了一些消息，最后拿出一叠报纸和杂志，供常凯申独自阅览。
常凯申随手翻找，抽出《独立评论》说：“这是什么杂志？以前都没见过。”
李大伟解释道：“这是胡适、蒋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等人新创的杂志，昨天从上海送来的，听说颇受政界和知识分子青睐。”
“咦，居然有周明诚的文章！”常凯申迅速浏览目录，翻到周赫煊的文章那页。
只见文章写道——
“历史上，任何一种政治制度，均是其国家、民族政治文化传统与所处时代相互作用的结果，日本政治的二元化权力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正是对此的一个典型解释案例……古代的日本政治，长期处于权力与权威分离的二元状态，但又与现代具有不同的内涵。日本古代二元化权力体系，初期表现在天皇朝廷与摄政、院政二元对立共存，后期表现为天皇朝廷精神权威与幕府的二元对立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