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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叔存笑道：“以前的飞机和潜艇，也只是科幻小说里的想象物，现在不照样成为现实了？要我说啊，文学也是科学的推动力之一。”
“这个人造卫星理论是周先生提出来的？”冯文炳好奇道。
周培源想了想说：“确切地说，是牛顿最先提出的。牛顿先生提出猜想，在高山上发射一枚炮弹，炮弹速度越大，落点就越远。由于地球是圆的，当炮弹速度达到一定的时候，炮弹就不会落下来。这个设想，就叫做‘牛顿的大炮’。”
徐志摩拍手赞道：“牛翁真乃奇人也！这个人造地球卫星，该不会真能制造出来吧？”
周培源仔细思考道：“很难。日月的引力、地球的引力、大气的阻力，这些力场交织起来非常复杂。最重要的是，如何让人造地球卫星具备足够的初速度，以现在的科学手段很难达成。”
如今的周培源，已经在进行量子力学的研究了。再过几年，他还会到美国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院从事理论物理研究，并参加爱因斯坦亲自领导的广义相对论讨论班，从事相对论引力论和宇宙论的研究。
直至抗战爆发，周培源秉承科学救国的志向，毅然把研究方向转为流体力学——这倒是跟火箭和人造卫星有关联。
周培源对《泰坦尼克号》里的人造卫星很感兴趣，可惜这里一堆文科生、工科生，没法跟他深入讨论理科话题。
徐志摩他们这边还在谈文学，政治话题圈子那边已经讨论完宁粤之争，陈岱荪突然问：“听说孟和兄最近准备去欧洲？”
“下个月就动身，”陶孟和笑道，“荷兰海牙召开世界社会经济会议，邀请我前去参加。”
陈岱荪自己就是经济学家，他有些羡慕地说：“还是孟和兄有影响力啊，世界社会经济会议都主动邀请你。是不是又有什么新的研究成果了？”
陶孟和说道：“刚刚完成一个调查报告，研究对象是中国的工业和工人。”
“哦，孟和兄快说说。”陈岱荪对此很感兴趣。
陶孟和讲述道：“中国的工业发展非常畸形，工人大都集中在以纺织为主的轻工业工厂，其次是矿山和铁路。资本家为了攫取利益，大量雇佣薪资相对较低的女工和童工，这种现象在外资公司里面尤为常见。女工数量增加得特别快，十年前女工只占全国工人数量的三分之一，这个数据到现在已经变成了45。7％。童工在轻工业部门一直在使用，而且朝着低龄化的方向发展，我这次调查走访了六个大城市，年龄最小的童工竟只有6岁！”
陈岱荪苦笑道：“资本家嘛，为了利益可不管什么童工不童工，不论欧洲还是美洲，尽皆如此。”
陶孟和又讲：“中国和美国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具体情况更为恶劣，传统的包身工和学徒制也延续到现代工厂里面。一些穷困的底层家庭，为了让孩子学到谋生手艺，就主动送去工厂当学徒。学徒要在工厂里面拜师，刚开始只能打杂，一年或数年时间都没有工资，直到被工厂和师父肯定后，才能从微薄的工资拿起。甚至有些狠心的师父，还要截留徒弟的工资。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日资工厂，日本人把工厂学徒工称为‘养成工’。”
徐志摩听到这边讨论的话题，顿时气愤道：“真是岂有此理，日本人也太可恶了！”
“更可恨的是包身工，”陶孟和说，“包身工主要出现在矿业和纺织业。有些采矿公司，全部使用包身工，就连规模较大的新式矿业公司，也有27％—77％属于包身工。其次是纱厂，老板常常派人去乡下招工，利用乡民的无知横加盘剥。这些包身工毫无人身自由可言，劳动强度极大，却只能拿到微薄的薪水，甚至过着非人的奴隶生活，被资本家榨干身上流淌的每一滴血。”
陶孟和的这番话听得众人瞠目结舌，金岳霖惊讶道：“这些包身工，跟以前美国的黑人奴隶有什么区别？”
“还是有区别的，”陶孟和说道，“黑奴是奴隶主的私产，就像咱们养鸡养牛，得好好照看着，不能让畜生轻易死掉。包身工的待遇就要差得多了，他们被武力胁迫，只能在厂矿里日以继夜的工作，累死、病死、被打死都很稀松平常，反正死了一个包身工，还能再招来十个。”
众人听了默然，中国包身工居然连美国黑奴都不如，但他们又对糟糕的现状无力改变。
……
就在林徽因在家里开沙龙时，中文名叫《爱情方舟》的《泰坦尼克号》，迅速在南北方的大城市热卖起来。销售状况比《枪炮、细菌与钢铁》好了不知多少倍，毕竟学术专著受众面狭窄，而消遣性质的爱情小说却面向广大群众。
特别是那些妙龄少女、进步青年和深闺怨妇，特别吃《泰坦尼克号》这套，几天时间就卖出三万多册。
跟张恨水正在连载的《金粉世家》相比，《泰坦尼克号》多了几分异国情调，描写的还是高大上的豪华游轮之旅，富家女与穷小子之间的爱情套路也百看不厌，能够畅销热卖实属正常。
茅盾还在左联机关刊物《文学导报》上，专门为此发表了评论文章：“周先生的《爱情方舟》（原名《泰坦尼克号》）并不仅仅是一本消遣小说，我们要看到作者对封建礼教的批判，看到男女主人公追求爱情与自由的坚定，看到人性当中的真、善、美。当灾难降临时，除了少部分道德败坏者之外，人们将生的希望留给女人和孩子，这是难能可贵的人性光辉……”
鲁迅没有专门写书评，但也在他的杂文中提到这本书，给出的评价偏向于肯定。
至于咱们的北大校花马珏同学，这些日子整天捧着《爱情方舟》反复阅读，对周大先生崇拜到了骨子里。
432【国事】（）
火车从江苏进入山东，就宛若换了个世界。
铁路沿线，江苏到处是青绿稻田和金黄麦子，而山东却一片荒芜景象。偶尔能看到些贫弱消瘦的农夫，顶着烈日收割小麦，但却丝毫见不到收获的喜悦。
连续多年的战乱和天灾，已经让山东成为人间地狱。以红枪会为首的民间拳会，以一贯（和谐）道为首的邪教组织，把控着山东的大小村镇，就连军阀都需要借助他们的力量。
周赫煊看着那些劫后余生的农民，不由自言自语道：“山东又要遭灾，不知这些人能否撑得过去。”
“山东又有什么灾祸？”张乐怡忍不住问。
“当然是天灾啰。”周赫煊无奈地说。
1931年的夏季大水灾太有名了，灾害波及10多个省，数千万人受灾。其中以长江和淮河流域最严重，有统计的死亡人数便达14万人，还有无数难以统计的死亡人口。
去年由于中原大战的影响，全国粮食歉收，百姓苦不堪言。今年好不容易迎来粮食丰收，结果又遭遇全国性大水灾，老天爷简直不给人留活路。
中央大学那边爆发“换校长风波”，就是在水灾后闹得不可开交的。因为中央大学的主要教育经费来源于江苏财政，而江苏又成为水患重灾区，只能挪用教育款去赈灾，导致中央大学无米下锅，几乎到了停课的地步。
即将爆发的大水灾不但属于天灾，更是人祸。中原大战带来的饥荒且不说，还有自北洋时期以来，各地政府根本没有好好的兴建维护水利设施，结果洪水一来，那些老旧的水利设施纷纷不顶用。
大水灾发生后，全国怨声载道、民不聊生。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筹集款项，在随后的一两年内，以工代赈，勒令各级政府修建大量水利工程。
这是国党统治的数十年中，仅有的一次借用外债，大力发展水利工程的举措。并非中央政府勤政爱民，而是大水灾已经撼动国本，再不好好补救，绝对盗贼横生、起义频发。
周赫煊想想即将爆发的全国大水灾，又想想即将来临的九一八事变，突然生出深深的无力感。他能做的，也只是摇旗呐喊，激励人心，捐款提供点财力支持而已。
火车终于驶出鬼蜮般的山东，周赫煊的心情瞬间明朗许多，他抱着儿子逗弄道：“维烈，快数数给爸爸听。”
小维烈愣愣地看着老爸，就像个弱智呆傻儿。
张乐怡好笑地给儿子起头：“1、2、3……”
“4、5、6、7、8、9、10。”小维烈顺着往下数，数到10就已经到了极限。这表现足可称得上神童，1岁零1个月的孩子，能够数到10难能可贵。
当然，小维烈并不知道数数的意义所在。丢三块糖在他面前，这小子只会塞进嘴里吃，根本无法说出糖果的数量是三。
看到儿子又聪明又呆傻的模样，周赫煊突然笑起来。中国未来的希望，都在年轻的下一代身上，而周赫煊他们能够做的，只能是尽到每个人的职责。
周赫煊刚刚穿越时很怕死，很怕民国这个吃人的社会。但现在各种情况见得多了，他似乎变得没有那么惜命，如果哪天真需要周赫煊为国家去死，他多半也会硬着头皮冲上去。
不过除非万不得已，周赫煊还是会选择苟活，他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呢。
回到天津三乐堂，周赫煊继续过着潇洒的小日子。平日里在家逗逗儿子女儿，跟着崔慧茀一起练习书法，偶尔陪大小老婆出门逛街，再去北平那边给清华学生讲课，或是被北研院历史研究所请去指导学术，过得清闲而快乐。
跟周赫煊的快活小日子比起来，张学良则是焦头烂额。
自今年开春以来，日本在东北相继制造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最近还在沈阳街头公开搞军事演习。这一连串的无耻行径，激得东北人民义愤填膺，展开轰轰烈烈的排日活动，这些活动很快便蔓延至全国。
对中国的商人而言，他们是乐见其成的，日货因排日活动再次被抵制，国货趁机借着爱国之名占领市场。
张学良和常凯申可不这么看，他们生怕排日活动激怒日本，引发日本关东军的武力入侵。
常凯申给张学良发电报说：“发生全国的排日活动，恐被赤党利用……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他又发表《告国民书》称：“排日运动，荼毒国家，并损坏而已。”
之后，老蒋严厉取缔南京等地的排日活动，想要缓和跟日本人的矛盾。
张学良的做法虽然更温和，但他的思考方式跟常凯申一致，那就是万万不能激怒日本人。
张学良和老蒋都不是傻子，小日本今年在东北频繁挑事，就是为了获得武力入侵借口，他们能做的只有忍让、忍让、在忍让。
没办法，中国的局势太复杂，两人都没有做好迎战的准备。
老蒋在今年初的日记里写道：“广西之桂逆，江西之红匪，山西之判部，山东之冯部，四川之劣军，皆须处置妥善，不使牵一发而动全身。仿鲁军（孙连仲部）能遵命开至江西，则红匪与冯部皆有办法。至于桂逆，只求其解散张发奎所部，李、白迅即离桂即可矣。而山西急于四川，亦应速办也。”
从日记中可以看出，老蒋想要掉冯玉祥的旧部去山西，跟我党的军队两败俱伤。桂系那边以安抚为主，四川暂时可以放着不管，他的当务之急是吞并消化阎锡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