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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女》毫无疑问带着艺术探索性质，作者营造出一个魔幻而现实的宏大世界，让人很难分辨出虚与实的差别。或者说，根本不用去加以分辨，读者只需要徜徉在那个梦幻世界，随着女主人公经历一个个冒险即可。河神、山神、土地、城隍、狐仙、幽灵……一个个陌生而又神秘的东方传说陆续登场，它们似乎是女主人公的想象，又似乎真实存在过……《神女》是代表着当今世界文学高峰的巨著，具有惊世骇俗的艺术力量和思想力量。作者试图通过女主人公的遭遇，与虚幻荒诞的民间传说相结合，带着一颗悲怆的心灵，去寻找中国迷失的温暖的精神家园。”
真正让周赫煊名声大噪的，是罗曼·罗兰的评论文章：“我读了《神女》，深受感动。我只记得青年时代，拜读雨果的《悲惨世界》、巴尔扎卡的《人间喜剧》时，才有着如此震撼的阅读体验。周赫煊先生的作品《神女》，既有雨果的浪漫，又带有巴尔扎克的批判讽刺，于黑暗之中向往光明，于冰冷当中寻找温暖，于荒诞之中呼唤正义，这是一部难得的伟大作品。”
罗曼·罗兰此时定居在日内瓦，他早已被法国抛弃，甚至被法国主流文学界讥讽为虚伪。但他的影响力却非常巨大，拥有无数粉丝和崇拜者，他的高度赞扬，瞬间让《神女》在整个欧洲扬名。
反倒是《狗官》，由于写得太过直白，不那么讨法国文学界喜欢，虽然读者们对《狗官》的评价也颇高。
1929年，这是二战前法国出版界繁荣的最后一年。
《神女》的首周销量便达到3万册，第二周增至11万册（总销量），第三周才终于减缓下来，总销量刚刚突破15万册，《狗官》的同期销量是7万册。
从没有哪个远东作家的作品，能在法国图书市场取得如此耀眼的成绩，《神女》甚至在法国带起一股“东方热”。
连带着周赫煊的学术专著《大国崛起》、《枪炮、细菌与钢铁》、《菊与刀》，都随之热卖。特别是前两本史学著作，因为顺应了此时法国史学界对“新史学”的批判潮流，以其超越时代的学术观点和方法，受到法国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界的巨大关注。
正好费弗尔和布洛赫的《经济社会史年鉴》杂志创刊，许多力图推翻“新史学”的学者，纷纷加入学术大讨论中，这本杂志瞬间成为法国史学革命的阵地。
怎么说呢，就相当于中国五四时代的《新青年》，这本《年鉴》杂志成为了史学革命的旗帜。
而周赫煊莫名其妙就成了法国史学革命的旗手，没办法，他那两本书太超前了。别人还在号召摸索新的史学研究方向，他直接扔出两本现代史学巨著。
这就好像科学家在研究模拟信号的移动电话，周赫煊直接生产出智能手机，没法不让人感到震撼。
吕西安·费弗尔在《年鉴》杂志中直言：“《大国崛起》和《枪炮、细菌与钢铁》，无疑引领着世界史学研究潮流，如同茫茫大海当中的灯塔，引导着世界史学界的前进方向。周赫煊先生，无疑是当今世界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他的作品具有不可替代的开创性。”
嗯，周赫煊这个“现代史学开派祖师”是当定了。
由于周赫煊的几部作品，同时在法国文学界、史学界、人类学和社会学界引起轰动，瞬间成为最耀眼的学者明星。
法国的各种报刊杂志，纷纷加入对周赫煊的大讨论中，称周赫煊为“继泰戈尔、辜鸿铭之后，东方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
而这种响亮的名气，正在以法国为中心，向整个欧洲飞快扩散。
第289章 288【诺贝尔候选人】（）
巴黎高等师范学院。
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先生，正在台上用法语做着演讲：“中国的思想和文化改革，是有着巨大阻力的。就拿穿西装来说，菲律宾人摩登的西式装扮，令我非常吃惊。他们穿着最时尚的欧式服装，显得十分惬意。与他们相比，中国人差得很远，还有好多人在穿长衫马褂。我震惊不已，思索良久之后恍然大悟。事情其实很简单：以前菲律宾人并不穿衣服，他们都光着身子行走。有人给他们衣服穿，他们自然就穿了……”
“哈哈哈哈……”台下的法国佬一阵哄笑。
张伯苓继续说道：“中国人就不同。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按照自己的方法，依着自己的方便和性子量体裁衣。这样就是衣服总是顺着中国人，适合中国人，一旦穿上西方人的衣服，就觉得很别扭，没有日本人和菲律宾人那样自在。文化和思想也是如此，即使在直接受西方影响而产生的现代化问题上，中国人依然保持着自己的传统和习惯……向外国文化学习能够帮我们处理好国际关系，保持中国应有的国际地位，但也要注意外国文化有许多局限性，决不能让外来文化成为民族精神之魂……为此，中国青年决不能忘本，只有充分了解本国历史，才能热爱本国历史，才能置身于国家发展的潮流中，带来有益的革新，而不是损害民族文化！”
“啪啪啪啪！”
掌声雷动，现场的法国人和中国留学生热烈地拍着巴掌。
等张伯苓演讲结束，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校长杜卡尔，热情地和他握手道：“张先生，你的讲话非常幽默生动，你的爱国情操也令本人十分佩服！”
“您太客气了，”张伯苓说，“还要多多感谢贵校，对中国学生的照顾。”
杜卡尔笑道：“中国学生非常刻苦，他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学生。”
民国时期，特别是20年代，留法的中国学生非常多，数量仅次于美国。
因为法国很多学校免收学费，而且一战后法国人口锐减，需要大量的廉价工人。为了增加自身在中国的影响力，以及招收更多的中国劳工，法国政府积极鼓励中国人赴法留学。
只1919年7月份，法国政府就赠送了500张船票给勤工俭学的学生，还向中国的留法预备班提供奖学金。
于是乎，无数追求进步，但又没钱留学的中国贫寒子弟，便有了一个难得的留洋机会。
来自全国各地的穷学生疯狂涌入法国，年龄最小者才10岁，年龄最大者54岁（女性）。他们的学习环境极其艰苦，干的是最廉价、最辛劳的工作，还要在做工之余努力学习知识。
我党的多位领导人，都有在法国勤工俭学的经历，具体名字就不说了。
李石曾为什么在民国教育界那么有影响力？
就是因为他在留法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不仅和蔡元培等人一起组织留法活动，而且还自己在法国开设豆腐坊，为留学生创造工作岗位。
至于张伯苓这次到欧洲，主要是来为南开大学筹集经费的，顺便做为中国代表参加日内瓦国际教育会议。
聊了一会儿中国留学生，杜卡尔突然问道：“张先生，你认识周赫煊先生吗？他是一位著名的中国思想家。”
“当然认识，我的学生正好和他创办的电台有合作。”张伯苓笑道。
张伯苓这次筹集办学经费的旅行，是从东北开始的，找张学良忽悠了20万大洋。然后沿西伯利亚铁路抵达苏联，再从苏联南下经过德国，随后来到法国，他还准备去西班牙看看。
自从来到法国后，张伯苓不管是跟谁打交道，对方都要问起周赫煊，这让他大感诧异。
张伯苓看了报纸才知道，原来周赫煊的小说和学术著作，这段时间正风靡整个法国，已经成为法国人最熟悉的中国人。
张伯苓在前几天寄回国的旅欧游记中写道：“周先生在法国的受欢迎程度令我吃惊，无论大众报纸，亦或学术期刊，谈及中国者，必谈周赫煊。对法国人而言，周先生之于中国，正如泰戈尔之于印度，具有着代表国家和民族的意义。而中国留法学生，亦将周先生视为偶像，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张伯苓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做完学术交流，又会见了一些当地的留学生，这才继续南行前往西班牙。
在火车上，张伯苓阅读报纸时，又看到好几篇提及周赫煊的文章。
不过另一则新闻更加引起张伯苓的注意，题目为——《在国联会议上，第一次听到中国话！》
国联就是联合国的前身，召开国际会议只用英、法两种语言。
而就在前两天，中国驻德奥公使蒋作宾，坚持用汉语在国联会议上发言，这让许多参会者感到吃惊。
甚至在散会之后，日本代表专门找到蒋作宾，恭敬地说：“鄙人极为敬佩您的勇气，能在国联里用本国语言讲话，以后我们日本也要学习。”
果然，日本代表明年在伦敦开会时，也首次使用了日语发言。
这位首倡用汉语在国际上发声的蒋作宾，也是少有的清醒人啊。如今苏联与中国已经断交，好多人都觉得苏联是中国的劲敌。而蒋作宾却大声疾呼：中国最危险的敌人是日本，全国上下必须团结一致，枪口对外。
张伯苓看完报道，高兴地在日记中写道：“中国话可以在国联发言，中国人亦在法国受到尊敬，正是中国强大之征兆。吾辈当再接再厉，奋发向上，自强不息！”
而此时此刻，远在瑞典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正收到一份关于周赫煊的提名表格。
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只有几大专门机构和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才有资格进行提名，必须要提交对方完整的信息资料。
周赫煊对此事毫不知情，他是被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斯提名候选人的。而帮周赫煊制作提名资料的，正是负责出版《大国崛起》和《神女》的美国出版社。
诺贝尔文学奖每年的候选人提名截止日期为2月1日，当周赫煊的提名信息送达瑞典文学院时，已经是1月中旬了，还差不足半个月就到期。
第290章 289【急电】（）
一般而言，影响力越大的奖项，其评选的过程就越复杂，而且耗时旷日持久。龚古尔小说奖的评选历时半年，而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则长达整整一年时间。
去年九月份，诺贝尔委员会就向具有提名资格的机构或个人寄出了提名邀请信。美国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收到候选人提名邀请信后，选择了周赫煊做为提名候选人，并联系美国出版商制作提名资料。
今年一月底，提名候选人时间截止。
诺贝尔委员会要花两个月时间，从数百个候选人提名当中，筛选出15—20人做为初步候选人，并把名单提交院。
接着，又要花一个月时间，从这15—20人当中，选出5名最终候选人出来。
六月至八月份，瑞典文学院的成员，要花三个月时间，阅读5名最终候选人的全部作品，诺贝尔委员会还要准备单独的评选报告。
到九月份，瑞典文学院成员开始讨论，评价比较候选人的优点和贡献。
直至十月初，瑞典文学院成员开始投票表决，获奖者的得票必须超过半数才算有效。
接着就是准备颁奖礼，到12月中旬才开始正式颁奖。
周赫煊不仅不知道自己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数百名候选人之一，甚至连他的作品在法国引起轰动都不知道，消息从欧洲传到中国，至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