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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索尔维制碱法的原理和化学反应式是个化学家都知道，也能在实验室里轻易的合成，但为什么真正的工业化生产的技术工艺却被垄断了呢？实验室制备和工业化生产是有巨大的差别的，最大的一个差别是连续生产。在实验室里从这个试管里把刚才反应好的化学物质再移到另一个试管里与其他的试剂，或是在这个试管里滴上几滴试剂进行新一轮的反应，但要在工业化生产中怎样实现刚才的步骤却不会简单。批量生产在近期除非有大笔的资金和足够多的设备以及原料，当然最重要的是技术人员，特别是专业的化工工程技术人员，而不是化学家，他们在工程技术装备方面比化学家要强。
不过好在李默涵现在就有这么一支科学家团队，和他一起“围观”这瓶磺胺的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日本京都帝国大学范旭东、苏州东吴大学化学硕士陈调甫、上海大效机器厂的厂长兼总工程师王小徐、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电气化学专业毕业生李烛尘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博士侯德榜，这是中国近代企业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团队。
按照范旭东的想法，本来他们一帮人是要先改良盐业的。但是李默涵派人将他们请到徐州来，告诉他们磺胺这个还没有被人发现的巨大药用价值之后，范旭东等人就改变了主意，毕竟如果磺胺药物的研发成功了，不光是中国，就是全世界也会有数以亿万计的人得救。
李默涵说道：“我们就先从磺胺砒啶开始，然后慢慢向外延伸。我只知道磺胺砒啶的分子式是C11H11N3O2S。接下来的，就要靠各位专家了。”
侯德榜是这群人中的化学大拿，他说道：“砒啶的分子式是C5H5N，六元杂环化合物。具有与苯环相似结构，一个氮原子替换了苯环上的一个碳原子。磺胺的分子式是C6H8O2N2S，我想我们已经知道这些线索，下一步应该不是很难。”
范旭东等人也都是点了点头
李默涵高兴地搓着手，说道：“如果研究成功了，你们就是世界上千千万万人的救星。你们对科学和人类健康的贡献，将载入史册。”
范旭东笑笑，说道：“我们只是想为国家做一点事。”
这时，刘慕圣在不远处清咳一声，然后走了过来，将拜帖递给李默涵，“少爷，梁启超差人送来拜帖。”
“卓如先生？”包括李默涵在内的众人都是一阵肃然起敬
李默涵打开拜帖一看，笑着对范旭东等人说道：“卓如先生约在明日前来登门拜访，但是我是急性子，等不及了。不如现在就去请卓如先生来一叙吧？”
众人也都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便纷纷说好。
刘慕圣立刻来到大门口，找到了常茂昆，让他带路，自己去请梁启超。
梁启超刚刚在客栈安顿下来，没料到李默涵这么快就差人来请，便也洗漱一番之后，坐上李默涵那辆标志性的福特汽车来到了巡阅使署。随后，李默涵和梁启超同车前往徐州省立第七师范学校的大礼堂，为了迎接梁启超，李默涵紧急把在徐州所有的中高级官员和学校学生都召集起来，场面十分隆重，给足了梁启超的面子。
宾主见面之后，各自客套了几句，很快便切入了正题。
梁启超用带着广东口音的官话侃侃而谈，说道：“方今之世界，非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所争者国民之素质也，国家的治乱兴衰，皆由国民之素质决定。”
梁启超以新颖的理论和犀利的笔触，剖析国民腐败堕落之根源，提出改造国民道德的新方案，一时声震天下，顿开改造国民讨论的新风。新者，即革新也。所谓新民思想，就是要革新人的思想。有了新的思想，才有可能培养出有自由、有个性、具备独立的人格、有权利、守义务的新国民。而这就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科技。通过学习西方的思想来打破传统的束缚，使民智大开，敢作敢为，从根源上来医治国民的灵魂，这才是救国救民的根本所在。
梁启超认为新民德的任务就是要剪除中国人的劣根性，这些劣根性表现在首先缺乏国家思想，国家观念不强，爱国心薄弱；其次缺乏社会公德，人虽多却不能为群体谋利，反倒成为群体的拖累；第三缺乏权利和义务的观念，中国人奴隶性十足，主要表现为没有政治热情，没有责任感、义务感，对公共事务麻木冷淡；第四缺乏自由思想，中国人丧尸了独立的人格和自主、自信、开拓进取的冒险、尚武精神；第五缺乏自治能力。梁启超认为只有能自治，才能摆脱被治的地位。但是中国人缺乏社会公德、法律观念和勇于进取的精神。甚至傲慢、放荡，这些弱点造成了中国人自制能力极差的现状。
梁启超认为，国家思想、社会公德、权利观念、自由思想和自制能力是资产阶级国民必备的素质。而中国人眼下恰恰不具备这样的素质，因此就需要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造，否则西方式民主的那一套对中国人来说还为时过早。
但是，事实真是这样吗？
李默涵有些不以为然起来，梁启超的见识在这个时代的中国，已经是出类拔萃的了，但是他依然有时代的局限性，李默涵虽然在学问上比不过梁启超，但是作为后世的穿越人，他有太多的例子可以佐证。
正好梁启超扭头看过来，李默涵便笑着说道：“我对卓如先生的观点只能同意一半。”
梁启超有些好奇，笑道：“哦，是哪一半？”
114。梁启超来访3（）
李默涵说道“中国是一个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国家，民性保守，追求的是安居乐业，没有游牧民族的野性和血性。千百年来，由于受儒家伦理纲常的潜移默化，所谓：“温、良、恭、俭、让”处处怀着“和为贵，忍为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不知道去争取自身正当的权利，没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以至现在积重难返，愚昧落后，甘为奴隶居之。因此我部分赞同先生说的，如今世界的竞争，在于国民素质还不在于国家的强弱，国民素质高，国家可以由弱变强，国民素质不佳，国家也会瞬间由盛转衰。但是，先生所言，国民素质决定制度，我不敢苟同，我以为，制度才是决定国民素质的关键，若无良好的制度，则永远没有思想健全的国民而制度。但是~”
李默涵话锋一转，说道：“中国人的素质真的差吗？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先问一下中国人的素质为什么会这么差？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两条，要么中国人天生是劣等民族所以素质差，要么就是中国的制度造成了中国人的素质差，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说中国人天生的劣等民族大概没有这个胆量也不符合事实。如果说中国是天生的劣等民族那又何来汉、唐的灿烂文明和强盛国力？中国人既非天生的劣等人种，那么造成中国人素质差的原因就非制度莫属了。那么中国数千年来一直实行的是什么制度？是专制。所以说中国人的素质如此之差皆由专制制度而来不过份吧？远的不说，就说明清吧。明朝的八股文把读书人都弄成了书呆子。满清的文字狱，造成社会恐慌，摧残人才。许多人才不敢过问政治，从而禁锢思想，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梁启超依旧不以为然道：“如果是在中国，尚可说是制度不如别国，而为什么到了美利坚，中国人依然如此？橘生淮南则为橘，这不正说明了不是制度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吗？只有先提高国民素质，到时候好的制度才能建立起来。如果是制度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人身上有的毛病，美国人、日本人身上就没有呢？或者说没那么严重呢？”
李默涵淡淡一笑，答道：“还是制度问题，请先生试想一下，美国可是华人的家？华人在美国饱受歧视，美国人甚至专门立法来排斥华人。试想一下，在这样的地方，华人怎么可能产生归属感？没有归属感自然自轻自贱，做坏事就没有道德底线。我给大家讲个故事……”
有7个人组成了一个小团体共同生活，其中每个人都是平凡而平等的，没有什么凶险祸害之心，但不免自私自利，他们想用非暴力的方式，通过制定制度来解决每天的吃饭问题——要分食一锅粥，但并没有称量用具或有刻度的容器。大家试验了不同的方法，发挥了聪明才智，多次博奕后形成了日益完善的制度。大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方法一：指定一个人负责分粥事宜。很快大家发现，这个人为自己分的粥最多。于是又换了一个人，结果总是主持分粥的人碗里的粥最多最好。阿克顿勋爵作的结论是：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
方法二：大家轮流主持分粥，每人一天。这样等于承认了个人有为自己多分粥的权力，同时给予每个人为自己多分粥的机会。虽然看起来平等了，但是每个人在一周中只有一天吃得饱而且有剩余，其余6天都饥饿难挨。大家认为这种制度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方法三：大家选举一个信得过的人主持分粥。开始这位品德尚属上乘的人还能基本公平，但不久他就开始为自己和溜须拍马的人多分。不能放任其堕落和风气败坏，还得寻找新思路。
方法四：选举一个分粥委员会和一个监督委员会，形成监督和制约。公平基本上做到了，可是由于监督委员会常提出各种议案，分粥委员会又据理力争，等分粥完毕时，粥早就凉了。
方法五：每人轮流值日分粥，但是分粥的那个人要最后一个领粥。令人惊奇的是，在这个制度下，7只碗里的粥每次都是一样多，就像用科学仪器量过的一样。每个主持分粥的人都认识到，如果7只碗里的粥不相同，他确定无疑将享有那份最少的。
结论是：制度至关紧要。制度是人选择的，是交易的结果。好的制度浑然天成，清晰而精妙，既简洁又高效。其实一个国家制度的最重要的职能就是提高人们的素质，引导人们向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不是被动地等人们的素质达到所谓的标准之后再实行某种制度。所以中国人的素质差正说明现行制度之差，正说明现行制度要改革。
李默涵的故事博得掌声一片
梁启超也鼓了掌，但是他依旧说道：“李将军的辩才堪称无双，但是并没有说服我。”
李默涵倒也不着急，说道：“卓如先生，我最近正要回商丘一趟，不如先生一起去商丘看看？”
梁启超拱手道：“恭敬不如从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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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途的颠簸之后，梁启超终于到了商丘，他对商丘的第一印象，就是到处是工地，到处是脚手架和围墙。高鼻梁蓝眼睛的外国技术人员比比皆是，更多的则是穿着蓝色工作服戴着柳条盔的中国苦力，和他们在一起奋战的，还有无数巨大的工程机械。
福特汽车载着李默涵和梁启超巡游商丘，一路上走来，干净、整洁的市容令梁启超很是意外。往来人群和车马井然有序，并行不悖。梁启超注意到，在每个路口都站着一个穿着黑色制服的警察站在一个路灯杆下。灯杆上，一红一绿两盏电灯很是醒目。
“吱呀”一声，行驶中的汽车戛然而止，梁启超抬头一看，前方亮起了红灯。
此刻正是衙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