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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的管理方法以及技术因为土地和资金的限制，只能停留在一定的水准，无法实现规模经济。而更多的种植者，却还处于没有好种子、没有好管理技术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可以通过集约化农业实现规模效益，实现农产品的最大效益，而咱们国家因为体制上和人口等问题则无法享有这些优势，效益也就差很多。这应该就是为什么小农经济是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之一吧。
一个农场工人可能只是驾驶拖拉机播种，但在此之前，有专业机构已经检测了这块田地的土壤包括墒情肥力等诸多项目，相关机构也预测了今后的农产品供求关系和价格走势，得到专业部门的信息资料作为参考的农场主会决定种植何种作物，此时专门的种子公司和肥料公司就会根据那块田地的特性和农场主的要求配送好种子和肥料。其后的田间管理收获仓储售卖都有专业的机构为之服务，我们都说一个美国农民养活多少人，但不要忘记这个美国农民后面还站着多少人为他服务。
这种模式对国家组织和农民个人的要求都很高，在眼下的中国显然做不到。一个国家如果想全面走向近代化就离不开农业的近代化，民国没有实现农业的近代化，导致国家的整体近代化水平远远落后于列强，这也是导致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真正的资本主义的另一大重要原因。
除了美国模式之外，后世还有一个比较成功的集约化规模农业经营的例子，那就是生产建设兵团下辖的各个农场，尽管同样是承包经营，每个职工都承包了一定的土地，但农场的职工却没有单干而是在各级农场的统一组织下，拥有各个专业的农业机械作业队，各个职工除了是某块田地的承包人的角色同时也是某个机械作业队的职工或者股东再或者同为股东职工，作业队是按在田块中进行收费作业获取利润，田块的承包者是赚取所收获作物的得款与支付承包费以及种子化肥等支出以及机械作业等的服务费用的差价利润。而且农场还作为提供良种市场分析预测等专业化统筹性的服务，这使得这些农场成为国内不多的能与世界先进的农业生产差不多同步的种植业产业。
李默涵的土地改革的第二阶段，就是建设以规模化的农业辛迪加，农业辛迪加就是建立一个生产建设兵团性质的农业生产组织，成员以100－－200名工人组成一个连，一个连就是一个农场，在农场里单个民军拥有一定面积的田地，负责这片田地的日常管理，耕田播种灌溉收获以及突发性的灾害的防治由农场统一作业，种子化肥农药由农场统一调拨分配，种植计划也有农场根据上级计划和本农场条件拟定后报上级批准实施。在农场的机制内，单个成员既是自己所管理土地的拥有者又是农场的职工，在农场统一的集体劳作中，在他的地块，他是雇佣者，雇佣农场其他人为自己劳作，并按规定的价格支付费用，种子化肥农药以及灌溉用水都要支付费用，自己的地块上的出产尽管不能由自己支配出售，但却能按市场价格或合同价格折价，抵消前面花费和支付的租金税收后的所得就是自己的收入。这样成员的收入就与自己的地块的经营管理直接挂钩，保证了责权利的统一，能够调动民军的生产劳动热情，而农场在种植计划种子化肥农药等代表的技术支持和市场信息指导又在一方面上保证了这种农业是近现代化的大生产，田地由镇守使公署划拨出租加上农场的结构同时也保证了政府对农业改革的主导地位。
另外，农场里的成员也会接受军事训练，并挑选其中年龄较轻身体健壮的人组建农场民兵，而农场的连一级相当于原有乡村的乡级行政机构，营一级相当于镇级行政机构，结合大量征召基干农民，农场民兵的异地安置，以此彻底破坏原有农村中的士绅地主和宗族势力的统治基础，粉碎他们对农村政权的把持。这将为未来上级政府的政令得以顺利推行，避免出现好经被歪嘴和尚念歪的事情。
当然了，这些农业辛迪加自然不象后世那样叫做某某生产建设兵团，而是采用当时比较时髦的名字——某某垦殖公司的名义出现。
不过，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李默涵土改计划的第一步就遇到了阻力。豫东的土地改革依旧在进行，但是阻力也依旧存在。部分在政府任职的公职人员为了保住头上的乌纱帽，倒是老老实实的配合土地清丈工作，交出来的富裕土地，换取了或多或少的一叠商丘工业园的股票和债券，但是普通地主的抵抗情绪很普遍，越是距离商丘远的地区这种情况越是严重，甚至有地主豪强勾结土匪，武力抗拒土改。更有甚者，部分地区发生了袭击土改工作组的事件。
于是，党卫军内部一些激进派提出要武力镇压这些土豪劣绅，用枪杆子推进三七五减租计划的施行。
从内心来讲，其实李默涵是不愿意按照后世方式土改的，那种办法破坏性太大，但土地改革又是必须走的过程。以河南为例；全省土地八成几乎都掌握在土豪和地主手中。可地主阶层也并非一无是处，他们的子女全都接受过良好教育，很多人还出国留学，如果打得太狠，势必会导致这些人对新政权充满仇恨。打天下可以靠泥腿子，但是建设天下还是需要靠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自己之所以选择了三七五减租而不是别的土改方式，就是为了少流血，少积聚仇恨。
但是，几千年来传统思想的积淀，使得就是有那么些人转不过弯来。土地改革，解放生产力，推进工业化是必要也是必须进行的。谁如果要想要做拦路石，那么只能被敲得粉碎。
76。只能流血（）
地主，其存在有几千年历史，就其土地来源而言，地主资产的原始积累也有一个过程，也有不同的类型，有些“地主”的资财是靠勤奋劳作积累出来的，有的是在外地经商赚了钱，回家买了地，也有的是来自祖辈的遗产，不能说全是不义之财，不能说“地主”的资财都是抢劫来的、都是罪恶的产物。
中国地主的土地和财富有三种来源：一是祖传家业。有些人家，祖上好几代以前就拥有这些土地和财富。一般有钱人家总是送子弟读书，书香世家，守住家业，代代相传。许多财主家不幸出了个好吃懒做、嫖赌逍遥的后代，把万贯家财卖得干干净净，变为沿街乞讨的叫花子，反而因祸得福，被划为贫农。
二是在外地做官、经商发了财，回乡兴家置业，购买大量土地；中国几千年，一直是重农轻商的小农经济社会。那时没有银行，银钱放在家里，怕偷怕抢，存在私人票号风险很大不放心。那时工商业也不发达，人们压根儿瞧不起商人，不愿投资兴办实业。“要想家业稳，作田是根本。”有钱之后第一个念头便是买田。田是不动产，偷不走抢不去，年年增值，死后传给子孙，家人就不会饿死。
三是勤劳俭朴，聪明好学，善于经营，在本地被称为“田秀才”，一辈子省吃俭用，有点积蓄便买田，土地渐渐增多，慢慢上升为中农、富农、地主。他们代表着当时农村的先进生产力。他们农具比较齐全，资金比较充足，生产具有一定规模；他们经验丰富，接受新生事物较快，有能力选择和改良作物的品种；他们的农、副业产量总是达到当地最高水平；他们先进的耕作方法给贫苦农民起了示范、带头作用。如果让他们继续富下去，很可能就会变成其子女留学国外归来后办现代化农场，中国的农业或许会改变面貌，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
换言之，地主在现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并不是完全阻碍社会发展的力量，他本身有许多积极因素。绝大多数地主们青少年时期都受过严格的教育，是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也可称之为农村精英。经过较好教育进入官场、文坛、教育界、商场、工厂等上层社会的，大多数是地主家的子弟。
自西方文化东进以后，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农家子弟接受新式教育，尽量留在都市而不愿返回乡村。大学毕业集中于大都市，中学毕业也想方设法留在省城和县城。城市成为新知识分子的生活场所和工作活动中心。
中国传统社会约有90％的士绅居于乡间。大多数从政或游学的离乡士子；都将他们设在通都大邑的寓居视做人生驿站；最后都要返归故里。而留居乡村的知识分子亦多设馆授徒；耕读教化乡里；稳守乡村社会重心。科举废除中断了千年以来传统士绅阶层的常规继替；堵塞了由绅而官的便捷桥梁。乡间精英为寻找新出路不断外流；“在精英城市化的潮流下，乡村社会成为一个被精英遗弃的角落。
乡村教育日趋退化，乡村自治日趋衰败，乡村宗族组织逐渐萎缩，当无论是城市精英；还是地方精英；都纷纷放弃基层农村的时候；那里便成为了滋生各种问题的温床。所有隐匿的豪杰、不法商人、匪盗之徒以及诸如此类人物都从地下冒了出来；填补目前统治者倒台所产生的真空与此同时，土豪劣绅等乡村边缘势力乘机崛起。
而这些土豪劣绅往往有拥有一定的武装力量，凭借其财力成为一方团阀。其凭藉主要是武力，其权势资源为团练、帮会汉流。他们拥枪自雄，独霸一方，实际上是一地的“土皇帝”，时人称之为“团阀”，其势力范围，大者为一县或数县，小者为一区或数乡
在清末以前，民团领袖60％以上为有正途功名的士绅，民国时期转移到由地痞恶霸组成的“团阀”之手。这个时期，随着地方社会军事化的进程，“团阀”们凭藉强大的武力资源，重新塑造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形成民国前期省一级军阀割据，县一级“团阀”割据的格局。
“团阀”与军阀并无质的区分，悉视其军事实力而定。只要控扼部分军事资源，即可称霸一乡一区一县，成为叱咤一方的权势人物。这几乎成为当时边缘社会成员积累财源权势和谋求晋升之阶的捷径。影响所及，社会风尚和坐标观念亦为之丕变。民国年间，河南各地普遍流传着“要当官，去拉杆”的俗谚，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不为匪者，则“妻室恨其懦”，愿为匪者，则“父老慕其能”的怪象。
事实上，民国时期，防御性的民团与掠夺性的盗匪团伙已互相渗透，地方当局剿匪不成，乃转而采取“以匪治匪”的办法，对一些拥有较强武力的股匪采取招抚政策，给以地方保安团队的名义授其匪首以官职。民团领袖的社会构成亦因之而改变。
正是这些土豪劣绅与一方团阀勾结，狼狈为奸，武力抗拒土改。按照这样的情势来看，不流血的土改是不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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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王集是河南与江苏交界处的一个镇子，因为最早在明末时由张姓和王姓两个家族在这里安家落户而得名，时至今日，镇子上依旧是以张姓和王姓人丁最多，但是张姓势力最大。
张家的族长名叫张广德，今年已经五十八岁，自从二十三岁时跟着李鸿章的淮军四处征伐，光自己亲手杀死的长毛、捻子就不下百人。如今年过半百，依旧火气戾气不减当年。而且他还和张勋一样，依旧留着辫子。
租地就要按时交租，这不光是天经地义，而且还是白纸黑字立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