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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工程师-第2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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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客们定睛一看,才发现茶楼门口的一张桌子边,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已经坐了五个兴国伯虎贲师大兵。大兵们穿着范家庄军装,悠然自得地坐在那里,仿佛是在享受茶馆的绿茶,仿佛根本没看到外面的青皮。

    范家庄的大兵一个可以打三个青皮,手上有刀剑更可以打五个。五个大兵这里一坐,哪里还有一个青皮敢上来闹事?

    青皮散去了,听报的茶客们面面相觑,又看向了读报的年轻人。

    那个年轻人舔了舔嘴唇,又念道:“《武知远十四年前抢夺民女为妾,嘴脸令人发指》”

    “十四年前武知远在江西永修县为知县之时,觊觎一民家妇女美貌,用卑鄙手段害人破产,最终逼得民女丈夫卖妻还债。武知远当时年已不惑,仍然恬不知耻花七十两买下二十三岁的民女为妾。”

    听到这劲爆的消息,南皮县的茶客们一个个脸上发红,十分激动。这消息传出去了,武知远的知县是当不成了!众人听完读报人的颂读,转头看向了茶楼里的两个秀才。

    那两个秀才头戴四方平定巾,身穿穿着茧绸直辍,显然是士绅子弟,正坐在茶楼里喝茶。两个秀才是在武知远手上通过县试的,武知远算是他们的座师。此时听到武知远的新闻,两人脸色发红,坐在那里好不尴尬。

    等众人看向他俩,他俩已经无地自容了,两人以袖掩面,扔下几个铜板就逃出了茶楼。

    茶客们见两个武知远的“学生”如此狼狈,心里十分畅快,哈哈大笑。

    那个读报人也摇头笑了笑,继续读了下去。

    今天的天津日报似乎是为了武知远而印的,大篇大篇攻击武知远的文章。那下面还有武知远的龌龊事情,读报人一篇一篇地念了下去。

    “《武知远崇祯十一年借官司勒索绸缎商人许荣义,敲诈五百金》。。。”

    “《武知远南皮任官三年,在天津卫城妓院翠玉楼花费一千一百九十三两》。。。”

    读报人正读着,茶楼外面突然传来一片喊打声。众人转头一看,看到十几个衙役拖着武知远的旗牌,抬着武知远的轿子飞快地往县衙跑去。

    那本该高高举着的旗牌歪倒在地上拖着,像是拖着一个累赘,本该大摇大摆举着水火棒的衙役像是丧家之犬,狼狈至极。

    轿子的后面,几十个本县的秀才、童生拿着大块的石头追着武知远的轿子扔,口中还大声喊道:

    “砸死武知远!”

    “打死他!”

    “打死这个士林败类。”

    在大明朝,龌龊事情是可以做,但不能被说出来的。武知远是南皮士林之首,他的龌龊行径被曝光出来,南皮的士人们一个个都无地自容。年轻气盛的秀才、童生们撩起袖子,开始攻击武知远,清理门户了。

    马路上嬉戏的儿童少年看着这情景这么有趣,也拿起石头砸武知远的轿子。石头不断向武知远的轿子飞去。抬着武知远的轿夫们跑得飞快,像是打了败仗的溃军,撒开脚步往县衙里逃去。

第四百零八章 投献() 
赵立精是静海县大田乡的农民。

    崇祯六年,因为被衙役欺压,他每年爬起来交纳的田赋都在增加,到最后每亩田每年要交一斗九升的田赋。他那时候被衙役欺压得十分贫困,过年都吃不上一口肉,就带着田地投献到同乡的袁老爷家了。

    袁老爷是秀才出身,和县衙门里的户房吏司有交情,是不用交田赋的。赵立精带着田地投献袁老爷后,田地就变成袁老爷的私产,但还是给赵立精耕作。赵立精每年每亩地交纳一斗四升地的地租给袁老爷。

    当时袁老爷和赵立精都十分高兴,赵立精签了地契把田地送给了袁老爷。

    虽然土地不再属于赵立精,但至少每亩地少交出去五升粮食。赵立精的二十三亩旱地,一年可以省下一石一斗的粮食。这一石的粮食,可以让赵立精一家三口人过年时候做一套新衣,吃上一口肉了。

    最关键的是,袁老爷说话算数,说好了以后不会再加赵立精的地租。比起那些贪得无厌不停增加田赋的衙役,这稳定的地租就弥足珍贵了。

    带着土地投献袁老爷的不止赵立精一家。袁老爷对投献来的农民收很低的地租。农民一个个跟风来投。

    大田乡越来越多的农民投献到袁老爷家中,交田赋的农田就更少。那些没有投献到士绅门下的小农就要加纳更重的田赋,于是投献的人更多,交税的田更少,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这几年,大田乡起码有两百多户没有势力的农民都带着田地投献到了袁老爷家中。袁老爷的田地越来越多了,渐渐成为了大田乡的首富。

    然而到了崇祯十四年,事情变化了。

    崇祯十四年,天津的兴国伯改革税制,均平田赋,向士绅收税,原先免税的袁老爷也要收税了。虽然袁老爷审时度势,并没有把增加的田赋增加到地租里,没有向投献来的农民收取额外的地租。但兴国伯的税务人员廉洁公正,每亩地每年只收七升一合的田赋。因此自耕农的田赋,只有袁老爷地租的一半。

    赵立精不禁动起了脑筋。如果自己带着投献来的田地离开袁家,那每年可以省下一石五斗的地租!

    其实不少投献到袁家的农民,此时听说了兴国伯的税收制度,都有了离开袁家的想法。但当初投献到袁家时候,是写了地契把田地送给了袁家的。如今地契在袁老爷手上,这不交地租,闹到官府去是要吃板子的。

    但赵立精是什么人?他的脑袋有多灵活?他四处打听,知道兴国伯的政策一贯是保护小农的。到了九月,赵立精又听说,兴国伯在静海县设置了“法庭”,专门处理各种官司。而且这个法庭比县老爷还要厉害——法庭判的官司如果和县老爷判的结果不同,以兴国伯的法庭为准。

    袁老爷在县衙有关系,在兴国伯那里可没有关系啊。赵立精听到“兴国伯法庭”这个消息,当时就有十拿九稳的把握打赢这一场官司,把投献到袁家的田地重新拿回到自己手里。

    九月十五日,赵立精就带着媳妇和儿子,到法庭门外敲鼓打官司了。

    和县衙一样,李植的法庭外面有个大鼓,要打官司的人击鼓鸣冤,法庭就会开庭。

    法庭的法官开了庭,在法庭上听完了赵立精的陈述,派人传讯叫来了地主袁秀才。法官仔细检查了地契,发现那二十三亩田的地契上确实没有交易金额,田地是在崇祯六年由赵立精赠送给袁秀才的。袁秀才虽然支支吾吾,但也承认这些田地是无偿送给自己,送给自己后仍由赵立精佃租,可见这些田地确实是投献的田地。

    如今兴国伯降低了小农的田赋,赵立精要拿回自己投献到袁家土地。

    这倒是个棘手官司。

    法官看了看袁秀才,袁秀才坐在法庭中间的椅子上,大声说道:“大法官,赵立精当初已将这田地确实送给了我。我如今是田地的主人。赵立精如今见兴国伯均平田赋,又想出尔反尔要回田地,这是违背黑纸白字订下的地契,是吃了东家吃西家,是首鼠两端。”

    在李植的法庭上,原告被告有椅子坐,倒不是袁秀才有特权。

    法官觉得袁秀才说得有些道理,又看了看赵立精。

    赵立精一家三口坐在椅子上,哭得涕泪横流。赵立精大声说道:“大法官,我每年交纳一斗四升的地租给袁秀才,也不算少,可见我家原先被衙役盘剥有多狠。兴国伯若是知道我家的凄苦,一定会帮助我这样的小民?说起来,像我赵立精这样投献自家的土地给别人,岂不是被逼得没饭吃才有的下策?谁愿意把自家的田地送给别人?赵立精所做的,是在官府的压迫下的求生,是掉进了袁秀才和官府衙役联合设好的圈套里!”

    “如今兴国伯既然保护小农轻徭薄赋,那我赵立精也该和其他小民一样,享受兴国伯的新政,怎么还能白白交纳高额地租给袁秀才呢?”

    这赵立精不似一般的苦哈哈贫民,颇会说话。法官听了他的陈述,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原先的官府率兽食人,又怎么能责怪小民投入豪门偷逃税赋?

    赵立精的案子虽然只是一个二十三亩旱田的小案子,却关系重大。要知道静海县投献到大户名下的小农,可能有几万人。更别提整个天津了。而赵立精的案子一旦宣判,可能整个天津都要引以为式。

    赵立精的案子,直接决定天津镇已经投献土地小民的未来出路。

    法庭的法官都受过兴国伯的培训,知道这样影响重大的官司不能随便宣判。法官让赵立精和袁秀才回去等宣判,自己则整理资料,把赵立精和袁秀才的种种情况写成书面材料,送到了天津总兵府,给兴国伯裁定。

    九月十七日,案子送到了李植手上。

    李植早上起来就去处理公文,看到了静海县法官发来的资料。崔昌武已经提前看了材料,摇头说道:“伯爷,这案子事关重大,要伯爷亲自裁定。”

第四百零九章 新军() 
李植看了看资料,想了想,说道:“投献土地的小民们奸猾耍诈,加重了老实种田其他农民的负担,和逃税的士绅同流合污。这是这些投献小民的罪。如今我们纠正了士绅偷税渠道,他们又想拿回自己的土地。”

    “这些小民如果留在士绅门下,是白白便宜收地租的士绅。士绅么是偷税的主犯,让他们得利道理上说不通。但如果简单把土地还给投献土地的小民,又助长了这些奸猾小民钻政策空子的习惯。对这些投献土地的奸猾行为,不罚不行。”

    “当初投献的土地,不是普通的买卖,而是属于偷税犯罪的赃物。投献土地的小农和士绅联合起来逃税,坑害其他重税的农民,这是犯罪!一旦证据确凿证明是投献偷税的田地,全部没收。既不让逃税的士绅保有这些田地,也不让投献土地的小民得利。没收来的土地归于总兵府名下,小民可以继续佃租,但地租是一斗米每亩,高于一般的税赋。”

    崔昌武听到李植的话,拱手说道:“伯爷英明,如此一来,既惩罚了逃税的士绅,又教育了奸猾小民,更扩大了总兵府的收入。”

    李植点头说道:“把我们的政策传达到各个法庭。再遇到类似的案子,便统一这样处理。”

    ####

    很快,等李植的政策传达到基层,静海县的法官没收了赵立精的投献田地,李植的政策就传开了。

    加上九月十八日的《天津日报》登载了赵立精的案子,这个案例便更加家喻户晓。

    前来打官司上交投献田地的小民在法院门口排起了长队,一个个都宁愿付一斗的地租,愿意上缴自家投献的田地。毕竟比起士绅的地租,总兵府没收田地后给出的每亩一斗的地租,还是轻了不少。

    各县法庭里的几名法官哪里能应付这么多案子?最后各法庭都规定,如果案情简单证据清楚的,不需要法官庭审,投献的小民直接到打板子的地方找书记员登记,便能立即把投献的田地变成公田。

    这样的政策一下,士绅们名下的土地大量流失。士绅们元气大伤。一些士绅想留住农民,便主动把地租降低到了一斗以下。最后整个天津,接受投献田地的士绅都把地租降低到了很低的水平,也就略高于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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