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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乾每次来县城都要住上二三天，不仅要到商铺里看看，还喜欢到奴隶市场邹游一圈，住客栈当然没有住自己家舒服方便。
鹿泉县交通便利，周围有鹿泉河、太平河、滹沱河、清水河、洨河、金河，还有古运河等河流，形成了南北交通大动脉，舟船穿梭、物流通畅、商贾往来云集，繁华程度不亚于恒州所在地真定。
唐代以人口户数划分州县等级，州县的等级和官员的级别对应，户口二万以上为中州，三万以上为上州，亲王任中州下州刺史者，亦为上州。以六千户已上为上县，三千户已上为中县，不满三千户为中下县，其赤畿望紧等县，不限户数。并为上县。缘边州县，户五千已上亦为上县，二千已上为中县，一千已上为中下县。
唐代共设置有358个州，1557个县，县的长官叫县令。县之管理规模的大小和行政级别的高低，或根据区位地理而定，如京城附近的重要县域曰“京县”，又曰“赤县”；或依地域条件的优劣美恶而有“畿县”“望县”“紧县”之别；但更普遍的是根据土地面积、人口、财政税收的多少而分为若干等次，如划为上县、中县、中下县、下县四个等级。像万年、长安、河南、洛阳、太原、晋阳等大县，谓之“京县”，县令为正五品，相当于我们后世深圳、厦门、大连、青岛、武汉等副省级市的市长。京兆、河南、太原三府所管诸县谓之“镇县”，县令为正六品，相当于后世地级市的市长。诸州上县县令为从六品，相当于后世湖北省仙桃、天门、潜江等副地级市的市长。中县县令为正七品，中下县县令为从七品，下县县令为正八品，则只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乡长镇长了。所以，县令并非个个都是“七品芝麻官”。
鹿泉县户数超过六千，自然为上县，县令正六品。
上县设有县令一人、县尉一人，和县丞、主簿一到二人，这些都是官。县衙中不仅有官还有吏，司户佐四人，史七人，帐史一人；（万户已上增置二人、史四人、帐史一人。）司法佐四人，史八人；（万户已上增置佐一人、史二人，余同畿县。）典狱十人；问事四人；白直十人；市令一人，佐一人，史一人，帅二人，仓督二人；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加起来超过了一百多人。
唐代的户籍制度有两个最重要的功能：一是保障征税征役，二是实现社会管理控制。历代王朝建政之后，首先必做的事情之一便是统计、登记全国人口。
申报户籍信息的时候，还必须接受一道叫做“团貌”的程序。“团貌”，继承自隋朝的“貌阅”制度，意思是说，县衙门在居民登记户籍时，要验查户籍上所有人的年貌，以防止有人虚报年龄或假冒残疾来逃避赋役。验查无误之后，便根据年龄大小在户籍档案上注明“黄小中丁老”，按唐代的法律，男女3岁以下为“黄”，15岁以下为“小”，20岁以下为“中”，男性居民21岁以上为“丁”，60岁为“老”，成丁即意味着要承担赋役。
唐代的户籍档案通常还记录有人户的体貌特征，如肤色﹑身高﹑面部有何特点。注明了诸如“右足跛，耳下小瘤，面有黑子”之类的文字。古代没有照像技术，这些对体貌特征的描述相当于照片，可以防止作伪，也可作为民户脱籍逃亡后的追捕线索，这也显示唐代的户籍制度已发展得更加严密了。
在甄乾看来，唐代户籍制度还不严谨，许多隐户根本无法统计，家生子、婢生子等等都在内部消化了，有些山林水泽中的人口根本不与外接来往，真正有多少人口恐怕就连当地人都说不清楚。
唐代大部分州县的布局都参照长安城的设计，只不过规模小了许多，虽然没有见过长安城的雄伟壮阔，鹿泉县城有十六坊，东西南北各有一条最宽的街道贯穿整个县城，县衙坐落在县城的北面，整个县城东西宽，南北窄，最宽处有四里，最短处也有三里。
鹿泉县中的坊市结构同样严整，坊是居民区，市为商业区，一般每座坊市县城中都有一个市，长安城中有东西两市。市内设有一列一列的“行”或“肆”，一般称有三十六行，七十二行，甚或三百六十行等等说法，同业店铺常集中在同一行或数行之中，对百姓进行交易。
后世的市场一词就是源于此，市场设有专职的管理官员，且有严格的管制规定。其后为便于对业界的联系和管理，设有“行首”或“肆长”，一般由县衙任命，也可能由行业自行推出再由县衙任命。
坊市制度到唐代末期已经松弛，到北宋中期以后就完全崩溃了。
坊市制度的起源是为了对城市实行有效的管理，同时兼有军事功能，市、坊严格分开并将居民区用围墙圈起来，实行坊里邻保制、按时启闭坊门制、宵禁制等有利于加强对城市居民的管理和控制的配套措施。
唐朝政府还规定“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忽略了各地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和消费者的实际需要，唐后期草市的大量出现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这一整套城市管理制度和相关规定仍旧具有众多合理之处。首先，将商品分门别类设立专门的行，既便于市场管理又有利于市人交易。其次，加强对度量器物的管理，有利于维护交易秩序和消费者合法权益。再次，加强质量管理和禁止非法牟利，有助于维护交易秩序。最后还有对市门的修缮和禁止在市中聚众扰乱等规定，都有利于维护良好的市场环境。
从唐初社会的发展来看，坊市制基本上能够满足城市居民经济生活的需要，对于唐前期城市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具有积极的作用，只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城市结构已经不合时宜了。
（本章完）
第100章 琉璃宝镜（）
甄乾很讨厌唐代的坊市制度，但也不得不承认，坊市对于城市的规划治安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虽然有诸多的不便，对居民的生活造成了限制，就当时的社会结构来说，已经是非常先进了。
有需求就有供给，鹿泉县有一座官署市场，但在各坊中同样有很多小商铺，很像后世的便民小超市起到的作用。
马车行进到鹿泉县的西门，高大的城墙首先映入眼帘，从墙体、女墙、垛口、城门和瓮城都能看得出一座县城的规模大小。
唐代的城墙高度都不高，除了边疆防御重镇外，就连京城长安的城墙也只有六米，和明清时期动不动就十二米的城墙根本没法比，当然这也和军事技术像呼应，当攻城器械越先进，城墙的高度也会随之升高。
鹿泉县四个城门都有瓮城，是军事重镇防御体系之一，通常在城门外（亦有在城门内侧的特例）修建的半圆形或方形的护门小城，瓮城城门通常与所保护的城门不在同一直线上，以防止攻城槌等武器的进攻。
城门口站着几名身穿皂衣的衙役，对出入县城的人口进行检查，当然这些人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检查，衣着鲜亮的人自然就被“无视”了。一些进城的小农深受其害，吃拿卡要早已经习以为常，稍有反抗，轻者拳打脚踢，重者按上一个流民盗匪身份关上几天再寻常不过了。
甄乾的马车自然不会有人阻拦，马车在城门口停了下来，甄乾从车窗伸出头来：“郝班头今天可在？”
一名衙役屁颠颠的跑了过来，谄媚的从甄乾手中接过百文铜钱：“这是给兄弟们的酒钱，天寒地冻的暖暖身子……”。
“我带众衙役谢过甄大郎……！郝班头家中有事，可要我去通知郝班头？”
“不用了！看见郝班头，帮我告诉他一声！”
秉承着与人为善的观点，阎王好见小鬼难缠，甄乾跟鹿泉县的衙役关系都不错，虽然算不上知己，每次的酒肉都不会少。
“甄大郎慢走！”
在一片恭维声中，甄乾马车驶进了鹿泉县。
鹿泉县县令姓封，山东平卢四大家族的旁支，和甄乾关系不错，酒庄的三成干股给了县衙，以前元日之前甄府都会把一年的红利送到县衙，今年也不会例外。
考虑到甄乾是初来乍到，封县令也没有难为甄乾，和往常一样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
唐代官员的薪俸存在很大的弊端，诸州县官员的薪俸都不是官府统一发放，而是通过诸州县的公廨钱利息供给。
公廨本钱又称“诸色本钱”、“诸色食利本钱”、“食利本钱”、“息利本钱”，或简称“公廨本”、“公廨钱”、“借食本”、“本钱”、“官本”、“本”，是各官衙用以“出举回易”取利的货币。
公廨本钱本意是好的，但和尚念歪了经，以至于成为了唐代一朝高利贷的代名词。公廨钱始于隋而盛于唐，“先是京官及诸州并给公廨本钱，回易生利以给公用。至开皇十四年六月，工部尚书安平郡公苏孝慈等，以为所在官司因循往昔，以公廨钱物出举兴生，为利是求，烦扰百姓，败损风俗，莫斯之甚。
尽管公廨本钱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各级官吏的俸料及办公用费的问题，减少了国家财政的支出，但是随着公廨本钱的发展，其弊端也日益突显。
弊端之一金钱本质，随着时代的发展，管理职能逐渐削弱，造成各部门各自为政，纷纷经营以自肥。
弊端之二以权谋私，唐代的公廨本钱制度开辟了商人入仕的新途径，与正常的科举取士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只要利息不亏，在交完一年十二个月的全部息利后，捉钱令史即可参加吏部遴选，被授予官职。府史、胥士也可能在纳利满岁后得到流外官品级上的升迁。
弊端之三特权扰民，公廨钱的用意养贤之禄，国用为先，取之齐民，未为利下。何用利本息利，法商求资。皇运之初，务革其弊，托本收利，以绳富家，固乃一切权宜，谅非经通彝典。顷以州县典史并捉官钱，收利数多，破产者众。散诸编户本少利轻，人用不休，时以为便，付本收利，患及于人。
弊端之四官商勾结，许多商贾富户投身要司，置为捉钱户，与官府勾结在一起，依托官本，广求私利。通常采取的手法是把私钱放在官本之中，一同以官府本钱的名义举放，依官府之势征催息利，中饱私囊。依仗官势，横行乡里，危害非常之大，官本的举放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
弊端之五加重剥削，巨额的息利款，不是掏捉钱人的腰包，而是劳动人民的血汗钱，这里还仅仅只是算了国家和地方给以经营的官本。而实际上还有捉钱人私添的“依托官本”的私本出举。政府收取的息利款已经相当沉重了，再加上商贾从中牟取暴利，对劳动人民的危害之大是难以计数的。
尽管公廨本钱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各级官吏的俸料及办公用费的问题，减少了国家财政的支出，但是随着公廨本钱制度的发展扩大，其弊端也日益突显。
很多人也许不知道公廨钱的作用，自然也不会知道公廨钱的危害，但是不少人都知道北宋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增加朝廷的收入，将民间借贷转变为官府借贷，造成的后果在历史上已经显而易见，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公廨钱就是官府的高利贷，在强权压迫下，官商勾结的双重挤压下，破产的小农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