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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欢驿一战，叶志超大败亏输绕过汉城退回平壤。本来损兵折将是要承担责任的，但叶志超谎报军情，谎称在成欢驿一战中以寡敌众给日军造成重大杀伤后不得已退回平壤。
清廷得到叶志超的奏折后，根本没想叶志超所奏军情是否属实，直接通报天下颁旨嘉奖云云。成欢一战的实情是经由国外报纸的刊载这才大白天下，但此时清廷对叶志超的嘉奖令已经发出，收回旨意等于是自打嘴巴，朝廷这才不得不捏着鼻子认了这个事实。
“临阵换将是兵家大忌，赏罚不明也是兵家大忌吧。”一个谎言往往要用无数个谎言来掩盖，石云开这话不无恶意。
“嘿嘿，赏罚不明确实是兵家大忌。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如果要追究这个责任，谁能承担？”盛星怀和曲章安没来，与会的都是自家人，石耀川说话也很随意。
石耀川这话说的颇为诛心，“赏罚不明”这事儿吧，确实是有，但没人敢追究这个事儿的责任。如果真要追究，那就要落到皇帝头上，恐怕只有那位十月就要过“万寿庆典”的“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太后才有这个权利。呃不对，就在这个月，光绪会在“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这几个字后面再加上“崇熙”两字。这就表示，慈禧太后以后每年的个人津贴也就是“体己钱”就要增加20万两白银，达到160万两白银之巨。
160万两白银是什么概念？清政府此时的年收入大概是每年3200万两左右，160万两白银大概也就是清政府年收入的百分之五。如果这么说还不太好理解的话，那么用后世2015年的政府年度收入15万亿元做比较的话，就是给太后她老人家的体己钱大约就是七千五百亿左右。
热，这么一算，还真不少！
“昨天晚上伤了多少？”石云开现在还无法理解160万两白银的购买力，他只关心昨天晚上打了半宿到底有多大伤亡。
这种数字也能从客观上反映出清军的实际战斗力。
“死了不到三十，伤了大概百多个。”石耀川参与了昨晚的战事，对于伤亡情况自然是知道的。
“打了半夜才死了不到三十？我听那枪响的挺激烈啊，‘乒乒乓乓’的打了半宿，怎么着也不会就这么点吧？”石云开估计昨天晚上的子弹消耗怎么也得四五千发，虽然没有动用火炮一类的重型武器，但怎么也不至于就这么点伤亡。
“你当他们打仗跟咱们伏击日本人的时候一样一枪一个呢？”石耀川也是老兵痞，对此时清军的作战方式知之甚深，言语间更为不屑：“他们这些人打仗，还是按照几百年前的老方式，打枪根本不瞄准的，凭着感觉大概照着方向直接开枪就是了，能打响就算是尽了心，至于能不能打到人，那就看老天爷长不长眼了。”
几百年前的火枪，大多是前装药的火绳枪及燧发枪，根本没有定装子弹这一说。由于制造工艺的原因，那时候的枪支很容易漏气或者炸膛，所以导致操作枪支的士兵根本不敢把枪支贴近眼睛瞄准后击发，这样一来命中率可想而知。为了追求命中率，当时的军队大多采用排枪齐射的方式，这也是“排队枪毙”战术的由来。
“我热，这这算什么？”真是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石云开实在不知道应该怎样评价。
众人都默然无语，面对惨淡的现实，众人心头都不期然的蒙上了一层阴影。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是打还是退回平壤再作打算？”石云开话没说完，如果真按石云开所想，现在就应该一口气退回辽东才对，起码那样的话日军摸不清清军的虚实，战争或许还有几分转机。
“天还没亮就派人回平壤报告了，且等着吧，估计到了晚上，就会有消息回来。”石耀川忽然感觉兴致全无，挥挥手解散会议。
到了晚上，果然有军令下来：全军返回平壤，坚守待援。
第六十二章 备战（）
（感谢江山烟雨遥的评价票和燃灯人的打赏，本想发个私信感谢下，但积分还不到500不能发第一更，过会还有一更，老马码字儿去也）
甲午清日战争，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是不对称的。和上下一心的日本人不同，清廷内部直到此时对于到底是战是和尚未形成统一认识。
以光绪皇帝和大学士翁同龢为首的主战派对于清日两国的实力对比并没有清醒认识，而对此认识比较清晰的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对于是战是和并没有决定权。
在这个决策的过程中，大学士翁同龢作为帝师，在决策的制定上起到了关键作用。翁同龢此人，是同治和光绪两代帝师，是晚清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书法艺术家，此人历任户部及工部尚书、还担任过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虽然担任过军机大臣，但翁同龢本人并不知兵，他之所以主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和李鸿章的私人恩怨。
翁同龢曾和他的门生王伯恭就清日两**力有过一番对比，王伯恭认为中**力不足，“力谏主战之非”。对此，翁同龢不以为然，嘲笑王伯恭是书生胆小。王伯恭与其辩论，翁同龢对王伯恭的敌我实力判断并不否认，最后抛出的一句话，令王伯恭恍然大悟：“吾正欲试其良楛，以为整顿地也。”这话什么意思？我正要借这个机会检验北洋海陆军，好以此作为整顿他们的理由。
军国大事就这样变成了私人恩怨的发泄口。
自从八月初九出击中和无功而返后，平壤清军再也没有主动出击的想法，一心在平壤修筑防御工事，准备在平壤和日军决战。
哪怕是这个决战，也是被迫逼出来的。
早在八月初，平壤诸军大总统叶志超就召集各军主将开会。在会上，叶志超提出“暂退瑷州，养精蓄锐，以图后举”，当时诸将依违参半，唯奉军将领左宝贵力言“敌人悬军长驱，正宜出奇痛击，使之不敢窥觎中原”。叶志超也知道此事非同小可，朝廷决不会批准放弃平壤，遂作罢论。
至八月中旬，清军在平壤已经修筑了很多碉堡工事以作防御，大概数一下，大同门外船桥里共修筑堡垒五座，外城东北隅，也就是盛军军营外依旧时胸墙修建一道长约半里的长墙，墙高丈余，军中名之曰“长城”。中城最北角景昌门外之高城，筑一大堡垒，设炮位，以防普通江西岸来犯之敌。中城南区有一高地，名叫仓光，在上面修堡垒一座，又设炮台，以固隅角及西南两面之防御。
内城的防御重点，在于大同门至朱雀门一线与城北七星门至玄武门—带。大同门至朱雀门一线，利用临江的城墙加强守御，以防止敌人从船桥抢渡。城北则于乙密台利用城墙增修胸墙，并加设炮位，以固城郭向北伸出之凸角。
城东北的牡丹台，是平壤的战略要地，清军在牡丹台峰顶设堡垒一座，又在牡丹台东北江岸边设了一座堡垒互为犄角，以防平壤东路来敌。又在牡丹台以西并岘高地附近筑堡垒三座以加强防御。
胜字营炮营的防御地点就在玄武门。
确切点说，石云开率领的炮营防御地就在玄武门附近的牡丹台，这里是平壤北部的制高点，设置在牡丹台上的炮台，射程可以覆盖整个平壤，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玄武门原本是由左宝贵率领的奉军防守。
左宝贵，字冠廷，1837年出生，回族，山东费城人。卫汝贵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1856年，左宝贵应募从军加入正在围剿太平天国的清军江南大营，随后，因在战争中有突出表现，至太平天国覆灭时，左宝贵已经积功升至守备。捻军起义爆发后，左宝贵从僧王曾格林沁担任忠勇营营官剿捻，至战争结束后升为参将。1871年，左宝贵任古北口练军后营马队营官，隶属于直隶总督李鸿章麾下。1872年升总兵，1875年升记名提督，1885年获广州高州镇总兵实缺，成为独当一面的领兵大将。
左宝贵率军进入朝鲜时，所率领的部队一部分是奉军，一部分是靖边军，共计3500人。这些部队抵达平壤后，派出一营兵力用于后勤运输，又派靖边军右营步队留防平壤后路安州、江原一带，左宝贵手下的部队仅剩奉军三营步队及一营炮队，共计1400余人。
叶志超进入平壤担任驻军大总统后，判断平壤城南是日军的主攻方向，就交由盛军、毅军等兵力较多的营头布防。而对于平壤城制高点的牡丹台，叶志超并不重视，反而认为这一位置易守难攻，在防御线中属于次要位置，交给左宝贵率领的奉军防守。
左宝贵从军多年，深知制高点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感觉兵力单薄多次致电盛京将军裕禄和直隶总督李鸿章，请求增派援军或者招募新兵。然而，他的要求最终因为“饷窘，械更缺”等原因而一一作罢。
胜字营舍人关一战，战果虽然不多，却也是清军唯一的全歼敌军的战例，在平壤驻军中已经是声名日隆。再加上盛星怀也是胜字营的人，叶志超也要看在盛宣怀的情面上加以照拂，于是，胜字营就被作为援兵，安置在叶志超认为相对安全的玄武门。
于是，当平壤防御战开始时，胜字营和左宝贵的奉军总计近2000人，就要面对日军早已秘密渡过大同江，绕到平壤后路的朔宁、元山支队，这支由立见尚文率领的部队，总兵力约7800人。
当然，石云开并不清楚这些战争细节，不知道他的炮营将要面对的艰难局面。石云开现在最想的是找条后路，只要见风头不对，就要马上撤退。不过军令如山，在未露败像的时候，作为军人还是要执行命令的，所以自从军令发布的第一天起，石云开就陷入了繁忙的军务中。
炮兵是个技术兵种，每次战前都要作大量的勘查工作，测绘大量数据以绘制射表，还要对牡丹台的原有工事进行修缮加固，修建保护炮兵的步兵堡垒、胸墙，对炮兵阵地的设置和防护更要亲力亲为。
就在忙完这一切的时候，石云开发现时间已经到了八月十五中秋节。1894年的中秋节，注定要被记入史册，这一天，日军出现在大同江南岸，即将发动平壤战役。
而到了这个时候，石云开才发现忘了一件大事。
石云开的便宜老丈人金奉恩一家人还住在大同门外，没有避入平壤。
这怎么行？石云开还没入洞房呢，可不能扔下老丈人一家不管。
第六十三章 先礼后兵（）
（第二章送到，老马接着码，如果有可能，把给江山烟雨遥的加更码出来。不过也不用等，今天不更的话，明天一定送到。）
距离上次石云开拜访金府已经过了半个多月，这之前石云开一直没有拜访过金府。
时过境迁，石云开再次来到金府，不再是那个前来找事的清军千总，而是金府的乘龙快婿，待遇自然不同。
虽然没有张灯结彩大肆宣扬，但是石云开的到来，还是令金府还是大开中门迎接，在金府管家周到但不殷勤的招呼下，石云开来到中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