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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回忆家乡之事，局面并非那么容易处置，以自己的才干，外加湖广精兵正好驻扎于江陵，也是很废了一番手脚，才把那伙人消灭。以战斗力算，那帮人绝对算得上悍贼。不过范进所说的话确实也有道理，正是靠着自己的名望，很多人不肯附逆，真正抵抗官兵的人并不多，不少团练乡约还出兵助剿，才保证那些人没一个逃脱。如果当时的局面变成百姓都起来对抗官兵，那胜负就难说了。
他看着范进，“那你说该当如何，才叫合格的牧民官？”
“牧民如牧羊。如果只用牧羊犬，那当然轻松了，自己找个地方一躺就是了。可是日久天长，羊只认牧羊犬，认不得牧羊人，因为两下离得太远了。乃至把牧羊犬做的坏事欺负自己的仇恨，也记到牧羊人头上，牧羊人没有惩罚牧羊犬，背这个锅也应该。照这么发展下去，官就很难管住民。要想让百姓认同官府，首先就是要让他们离得足够近。百姓能看到自己的父母官，能让父母官为自己做主争利益，自然就会认同他。哪怕最后真吃了亏，也就认了。毕竟百姓还是好哄的，只要肯用心，就能哄住。这次冯邦宁在江宁的行为，按说千刀万剐百姓才能解恨，可是只打了几板子，不疼不痒，老百姓也就满意了，原因就在于此。”
“退思，所以你你这次要求罢内织染局，改为官督商办，就是为了让百姓满意？我承认，这样确实于商贾及百姓有利，于万岁而言也未必是坏事。可是这样一来，可知要得罪多少宦官？毕竟他们都指望着内织染局发财。你又能给他们什么好处，让这些人不记恨你？为了一二商贾，就得罪中官内侍，你这样做于国确实有益，但对你自己，只怕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我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闯祸精，要想让我支持你的主张，就给我一个过得去的理由。”
范进点点头，随即答道：“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两个字：公道。老百姓要公道，商人也要公道！这次查抄黄恩厚，不算报效朝廷，他自己这些年积累私财达六十八万两有奇，这还没算上他在老家盖的房子，以及在家乡追赃的进一步结果。这些钱不管是河工还是漕运款，说到底都是民脂民膏。江宁的商贾被他迫害的事更是不胜枚举！他们心里如何不怨？万岁花了钱，百姓不高兴，这样的衙门，还有什么设立的意义？至于宦官能得到什么利益，小侄说不好，但是小侄可以给天子带来利益，宦官为天子家奴，主人家有了利益，做奴婢的就吃点亏也是应当。”
张居正道：“事情哪有那么简单。就以你说的官督商办，做主的就成了商人。商人重利而轻国法，如何保证这些人用心？官督其实是督不住的，未来势必变成商贾尾大不掉要挟官员，这一点退思可曾想过？”
“商贾求财，并不至于尾大不掉，只要在总商上想想办法，势不可能要挟官府。国初百业凋敝，国无积粟，所以才要重农抑商，以求粮食丰盈。如今国泰民安，粮食的情形已经比国初改善许多，无粮不稳无商不富，也是时候该考虑商道了。”
范进心里暗自嘀咕着，大明朝自己是个什么作风，难道心里没数？把富翁巨商当肥鹅杀的事干了多少，自己心里清楚着。搞得现在东南地区有钱人都以存钱为愚蠢象征，商人怎么可能尾大不掉？从某种意义上说，给商人自己能对抗官府的错觉，让他们主动参与到国家大事之中，然后懂得存钱，才是对整个国家最有利的事。不过这些话只好闷在心里，嘴上不提。
“商道兴旺，物资便可流通，南北杂货互通有无，将整个大明国土做成一盘活棋。边关上的粮食，由商人运输，缺米的地方也可以让商人把粮食贩卖过去。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一些地方没有米吃，一些地方却要把粮食烧掉。当然，朝廷在里面也要控制，这就是小侄说的官督。要督就要有本钱，小侄提议官收粮食，就是保证藏粮于国，藏富于民。国库当然需要钱，但是官府的风格世伯是知道的，钱存的一多，就有无数人眼热想把他们花掉。前朝的封桩钱，也没逃脱这种厄运。如今国用不足，积累些钱财自是应该，为了国库充盈之后，想要保住这笔钱，只怕花的心思气力更多。”
张居正点头道：“那事我想过了。不过那时候费心费力，总好过为了没钱发愁。这就是我要问你的下一件事，官督总要有钱，想要藏粮于国，也要有钱买米，这部分钱财从哪里来？诚然，黄恩厚的赃款我可以做主留在江宁，修水利买粮食都够了，可是将来怎样？你的后任总不能光指望杀肥鹅，你得给他们想条路，也得给东南官场想条路。”
“这一点小侄想过了，不过开源节流四字。世伯管理官吏，节流上已经做到极致，下一步就是开源。”
张居正摇头道：“开海？你该不会也和那狂徒一样，想要大明水师去攻打诸夷，搞什么殖民？”
“无知妄语不值一提。海外封国难以遥制，云南一个黔国公，朝廷办起来都如履薄冰，若是海外之地，怎么保证为朝廷所用，二三锦衣携中旨一封，即可擒拿十万边军之主将。这种事在海外万不可得，我们不能给任何人造反的机会，海外封疆势必不可。但是除了海外封疆裂土，还有一个办法开源：做生意！”
第四百六十九章 范进的修、齐、治、平（下）（）
“做生意？”张居正看着范进，眼神颇有些玩味，“退思，说实话，你让老夫有些失望。这个建议如果是其他人提出来，老夫会觉得恨满意，但是对你来说，这个方法太泛泛了，与你的雄心壮志和往日的表现大为不和。自月港开海以来，朝廷与外藩的贸易并不少，但是收益却十分有限。月港每年岁入不过两万两，就靠这么点小钱，能济什么事？”
“月港两万两，是因为太监在管。大头的收入进了太监的口袋，所以朝廷的收入便少了。其次，便是征税的法子有问题。月港不是良港，夷船不易停泊，之所以选在月港开海，是因为其地在闽省，便于漳、泉两州百姓领取船引，出海便当。倭寇之中多有闽人，开海的目的就是给闽人一条活路，不让他们铤而走险，是以开海不为牟利，只为安民，这样的港口，确实所得也有限，朝廷的收入就只有船引钱，以及出海货物税款。这里面的收入不大，真正的大头控制不住。依小侄之见，要想开财源，就要多开港口。不但要把货卖到夷处，更要把夷商请到大明来。不要把夷人当贼来打，而是要当朋友交。正德年间，我大明水师就曾打破佛郎机舰队于海上，但是两下并未因此成为生死之敌，反倒是将壕境租与夷人居住，年得款两万零六百两。昔日壕境本为不毛之地，岁无所出，租赁与夷人便成广东地方一处重要税源，一进一出，利害不言自明。”
范进又道：“其实我们广东人都知道，夷货是禁不住得。朝廷嘴巴上说要禁止番货，实际广州城里就从没少过番货卖。小侄上京时送的礼物，就有不少是南洋夷货。可见这东西拦不住，与其硬坐恶人，不如因势利导，就让番货光明正大进来。以我之有，尽遂夷人之需，两下商贾互通有无，朝廷以官方督办，按值抽分。这里面自然要有太监监督，但是也要设文官作为掣肘，以免好处都落到太监的口袋里，更放着他们盘剥商贾夷人，坏了通商大计。以沿海丝、茶、瓷器等物，易夷人之银，这样的开源远好于收税。官府不把眼睛盯在百姓的钱袋上，愿意让国内有钱人越多越好，才是人间好世界。”
“我先不说开海有多难，只说你说的利，此利利在商，于官何益？相反，夷人可以自由往来，我大明海疆虚实尽收其眼下，他日若兴兵来犯，我大明机密尽为人所知，又如何抗敌？”
“世伯。夷使进京一样要沿途周转，我大明还有什么虚实是他们看不见的，又何必怕多几个商贾？再说，我国的商贾出海，对方一样可以询问。只要开的价码合适，商贾们一样不会为大明保守机密。是以机密之事没什么可考虑，该泄露的总会泄露，能保住的总能保住，不在于他来或是我去。嘉靖二年，宁波争贡事发，朝廷曾严肃海禁，海上片帆不见，倭寇之患却比未禁海时猖獗百倍。直到先帝时月港开海，倭患为之大减，如今已成癣疥之患，不足为虑。可见备敌如治水，不在于堵，而在于疏。只要朝廷有足够的钱粮可养大兵，百姓腰包丰厚，不去铤而走险，纵然有人兴师来犯，也必然全军覆没，难逃公道。以我泱泱大国，何惧番邦诸夷？”
范进顿了顿，又道：“再者，这次小侄也见了几个夷人，了解过海上局势。夷人眼下在大明总归是少数。只要没有本地人帮衬，他们闹不起什么风波来。而百姓们若是有衣有食，不至于饿死，谁又愿意为夷人效力？再者当日倭寇风头最盛时，海上以汪五峰为首。只要招募五峰，则海疆可定。只是王本固之流坏事，将一桩好好的招安变成了一场祸事，让倭寇之乱又多了几十年。如果我们可以招安海上一路巨匪，令其拱手来降，每年向朝廷缴纳大笔税金约束海上诸盗，则国库可以充盈，海防也可安稳。”
张居正看着范进，“你是说，如今海上又出了一个五峰？”
“五峰因势而成，不可能再出第二个。如今海上再不可能有那种海王，无非是几只像样的螃蟹罢了。这次所谓的暹罗使，实际便是大员岛主门下。那一路人马颇有些气力，又有心来投朝廷，小侄认为可以考虑……”
张居正脸色一寒，“住口！你可知通倭是什么罪名？”
范进心道：通倭是罪名，捅倭又不知是什么罪名。这倭寇头领被我捅的都快生孩子了，这又怎么算？但是嘴里说道：
“世伯明鉴，小侄天大胆子也不敢通倭。这大员岛主乃是大明子民，无论如何也不是倭寇，海上之人，亦商亦盗，本就是常态。此人于大员聚众数千人，已成一方豪强，且与夷人有所结，颇有几分气力。最难得者，此人于国朝赤胆忠心，情愿接受招安，为大明镇守一方。只要个名分，就愿意为大明镇守国土。大员虽为大明版图，然澎湖巡检司名存实亡，大员亦缺少衙门约束，岛上土人猖獗，有大肚番自立为王，不奉王化。似此等不毛之地，以大兵相攻，兵费开支庞大，得不偿失。如任其自生自灭，则此地朝廷就难以干涉。像这样的豪强，正好是朝廷藩屏。当年郑和封施氏于旧港，百年之后，物是人非，施氏灰飞烟灭，于大明既无益也无损。如今大员距离远比旧港为近，朝廷如果支持一个肯接受羁縻的土司，远好过容忍一个不知天威为何物的土司。如若他日不奉节制，只要不予扶持，也不过是施氏第二而已。何况如今大员之贼若为盗，则可糜烂沿海，十年未必得平。若为我所用，则可保沿海安宁，商路通畅，为大明节省兵费无数，个中利害，望世伯三思。”
张居正冷哼一声，“他们送了你多少银子，值得你为他们那么说话？”
“世伯明察，他们虽然送了银子给小侄，但是小侄的言语确实是为了朝廷考量。把他招安于朝廷帐下，总好过逼到佛郎机人那边。这些人是大明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