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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孙珲也并没有随哪路大军行动，而是带着叶楚楚和胡丽英飞回了东京。
现在前线基本已经不需要他了，他要做的，是保障张叔夜和宗泽大军的后勤线路的安全，顺便看着赵佶，不让他受那些爱针对武将生事的文臣的影响，断了大军的后勤供应，防止出现功亏一篑的情况。
在他的监督下，赵佶没有象蔡京当政时那样的没脑子，而是恢复了即位之初时的气象，勤于国政，百般为大军筹措粮草军资，运往前线，在这样的接济下，张叔夜和宗泽得以放手展开行动，宋军进展迅速，很快，燕云十六州全境宣告收复。
事实上，宋军自太原一战大胜之后，金军便再不敢同宋军交锋，而是一路向北狂逃，燕云十六州的大部分地区都是直接放弃，宋这只是前去接收而已，这期间只发生了一些小规模的战斗，而慑于宋军的声威，西夏人都退出了一趁宋金交战之机占领的宋朝土地。
对于恢复中原，孙珲有自己的一整套构思，派宗泽去开封城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给开封城披上铠甲。
开封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不能没有外围防线。一马平川的地势，如果没有黄河天险的隔断，河东河北等地的拱卫，它本身再坚固，也无法应对外敌。孙珲夺下燕云十六州，就是要将宋朝的国防线北移。
夺下燕云十六州后，如何经营成了大问题，在这个时候，宗泽显出了他无与伦比的才能。
他全心全意地经营着幽州城，在极短的时间里创造了一个奇迹。他竟然让废墟一样的幽州城变成了空前强大的堡垒。
宗泽到达幽州城时，他看见的是断壁残垣的街市，楼橹尽废、兵民杂居的城防。大白天里，盗贼随处可见，老百姓没吃没穿，这是一座废城、死城。
宗泽是那种能在逆境里振作起来的人，他深信自己的民族是强大的，只要当政的人理智些，稍微勇敢点，奇迹一定会出现。
他先是抓了几个知名的盗贼，宣布从此以后恢复宋朝律法，敢偷抢犯罪的，不管赃物是多少，一律军法从事。也就是砍头。
宗泽说到做到，几颗血淋淋的人头一落地，幽州城的秩序立即恢复原貌。接着，他建设城防，在幽州城各处修补战械、重建敌楼，额外造了一千两百多辆战车。之后，他走出城外，到了郊区。两次东京保卫战给了宗泽一个非常沉痛的教训，就是宋朝每次都是第一时间丢了城外的设施。
宗泽在城外险峻地段构筑了二十四个防御点，这些和幽州城本身的防御有机结合，这就在郊区筑起了第一道防线。这时，在幽州的周边，说是民兵也好，盗贼也好，这种民间武装力量大得惊人，动辄几十万人聚集在一起。而且他们不但痛恨金人，还厌恶宋朝，让他们归顺可以说是极其困难的。但宗泽所到之处，十余万人立即被收编，成了宗泽的部下。这样的事一次次地重演，如王善、李贵、杨进等人都在这时站到了宗泽的身旁，成了他的助手。每一个人都这样放弃了自我，抛开了对宋朝的成见。之所以会这样，只能归功于宗泽个人的威望。
宗泽就是这样，让新收复的燕云地区的军队与日俱增，在短时期内达到了一百万人以上，同时军纪严明。有了这些基础之后，他扫平了周围的金营，在燕云十六州的周边险要之地建立了像鱼鳞一样的连珠寨，同时招募流民，开垦土地，使这片饱经战火的地区迅速的恢复了生机。
对于宗泽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巩固燕云十六州的防御，孙珲也是非常吃惊的。他可以说小看了这个年近七十岁的老人的才能。
第313章 不堪重负（）
有宗泽在，大宋就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将分离已久的燕云十六州真正的融入版图之中。
在确定燕云十六州重回中原之后，宋徽宗赵佶和满朝文武都欣喜若狂，赵佶大赏群臣，并兑现诺言，封张叔夜和宗泽为“长平郡王”和“安平郡王”，又刻了“再复燕云碑”，并在碑铭中着意强调了孙珲这个“麒麟仙人”的丰功伟绩。
对于孙珲来说，这些都不算什么，在恢复燕云故地的这些日子里，他一边监督着大宋朝廷的运转，一边观察着金国的动静。
宋军在收复了燕云十六州之后，朝野上下都极为振奋，康王赵构甚至提出趁势逐灭金人，将辽国故地纳入大宋的建议，得到了不少的朝臣支持，但却给孙珲暗中通过宰相何栗和副将孙傅给否掉了。
以现在饱受战争摧残后的经济力量，支撑着收复燕云十六州已经是扩张的极限了，不可能支持夺取辽国的战争消耗，即使将辽国拿下了，也无力管辖，搞不好还会陷入到战争泥潭之中不能自拔。
这就好比一个体弱多病力气还没有全部恢复的人，突然吃下太多的美食，不但会“消化不良”，甚至有可能一下子撑死。
如果能够有几年缓冲时间，让他把宋朝缓过劲来，将原来辽国的土地吃下去也是有可能的。
在他看来，现在的宋朝，最大的敌人，已经不是金人，而是自己。
在张叔夜率军出征后，孙珲便一直担心大军的饷钱不足和粮草辎重难以补充，但宰相何栗这一次却向他信誓旦旦的保证，大军的军需绝对不会出问题。
不出一个月，何栗便告诉孙珲，他给大军筹措到了1600万贯的款项。孙珲吃了一惊，问他这钱是怎么来的，何栗回答是增税。
熟知历史的孙珲知道，北宋初期，盐、酒两项收入只有500万贯，到现在为止，这两项收入合计可以达到了4300多万贯，增长了八倍还多。
现下的宋朝能够增收到这么多非农业税，乃至让非农业税达到整个税收比例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并不是因为现在比以前更富裕，本质就是更大程度的盘剥而已。
宋朝由于酒税榨取太甚，导致酒价过高，卖不出去，为了征收到预定的税额，不得不强迫百姓买酒。有些地方根据居民财产划定级别，上户、中户、下户各自规定必须出多少钱买多少酒。更有甚者，还强迫百姓缴纳尝酒钱。
孙珲记得一些史料中有极为离奇记载：当阳县“每遇人户纳夏秋二税，并令先纳尝酒钱，以家业多少为率，自五百至三千，虽赁地侨寄之户亦令地主抱认，一年两次尝酒钱将近两千贯”。也就是说，尝酒钱实际上成为当地两税的附加税了。但居民们缴纳“尝酒钱”，能否尝到酒，从史料上还看不清楚，但有的地方缴纳所谓的“吃酒钱”，可以肯定地说，是吃不到酒的，仅仅成为宋朝官府“别求课利”中的一项课利而已。
能尝到酒的还算运气不错，更直接点的酒影子都看不见，直接把钱摊派给老百姓，不管你吃不吃酒，都必须要交。甚至发展到直接拦路抢劫的地步：“隆兴府进贤县之土坊镇，‘居民不满数十，商旅稀少，强名曰镇，而有酒税务一所’”；通一岁之所入，此镇之酒税却达两千多贯。那么，这两千多贯是怎样剥取来的呢？“所谓酒者，初无酝造，亦无发卖，系于镇户量其家第之高下，抑令纳钱，一户或四五十文，或三二十文，或七八文，以是为月解，岁亦不过千数百贯而已”。所得虽然不多，“本镇却有酒税官一员，专拦数辈，恶少爪牙数十人，皆蚕食于数十户之市民，甚则罗织村氓，攘夺商旅，又甚则拦截客舟于二三十里之外”。从摊派到公然抢劫商旅客舟，为“别求课利”创造了骇人听闻的手段。
而且宋代是政府直接控制的专卖收入更高，商税的收入，鲜有高过专卖的时候。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商税收入简直难与专卖收入同日而语。
有文人甚至称：“自古取民之财之多无如本朝者，天下税务、酒务无处无之，且如cd一府税务二十一处、酒务三十五处，其岁额皆四十万以上，然此大郡也，若夫中郡如凤翔者，税务亦十有五、酒务亦二十有五，当世之民何以堪哉？至于金人来犯之后，又有所谓经总制钱、月桩之类。所谓月桩者其取之尤为无谓，其间殊名异目皆是于常赋之外、经制之余，巧生别计，然皆当时权宜不得已而为之。”
这种盘剥表明了宋代百姓的税负之重，也让孙珲看到了，宋代百姓的生活，并不象后世的一些人描述的那么幸福。
事实上，在第一次北伐燕云的时候（那时也是赵佶当政），宰相王黼把枢密院踢到一边，在三省设立经抚房，专门为北伐筹款，命令每一个宋朝的成年男丁都要上缴免夫钱，这一项他刮到620万贯。想了想，他觉得意犹未尽，北伐的时候是要过黄河的，那么顺便把黄河也修一下吧。修黄河利在全国，像淮、浙、江、湖、岭、蜀等地的，和黄河不贴边的男丁们也有责任，太远出不着力是吧，那么出钱。每人至少20贯，这样他又刮到了1700多万贯。当然这笔钱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而何栗的手段比王黼要差一些，但1600万贯也是个不小的数字了。正是在这笔巨款的支撑下，宋军能够有足够的武器和物资同金军对抗，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胜。
但这些也让孙珲看清了一个实情，那就是虽然宋代商品经济高度发达，但高度发达的商业对社会的瓦解力量也是巨大的。
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和他对中国朝代灭亡的规律的深刻理解是分不开的。
而每一个朝代的灭亡，基本都是这样的规律。
第314章 国富民穷（）
每一个朝代在建立之初，都依赖有一个富有威望和能力的领导人，控制有一支强大富有战斗力的军事武装力量，否则它就无法在战斗中打败众多竞争对手，无法用武力迫使各种势力接受默认它的统治。所以在朝代初期，军事暴力关系是维持统治的决定性因素。
随后随着领导人的更替，领导人自身素质的变化，军事关系逐渐黯淡，这时必须有意识形态来维系中央政权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正是这种合法性权威性使得国家中大批知识阶层精英阶层为维护统治而效忠出力。这是朝代中期维系统治的决定性因素。
而到朝代末期，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则开始瓦解意识形态，激化社会矛盾，腐蚀行政能力，导致国家无法行使正常职能（比如救济灾民，抵抗外敌），最终整个社会在动乱中崩溃瓦解。
所以中国历史上一个朝代（建立在大规模民族压迫之上的政权不在考虑范围中）的命运本质上是由军事力量、意识形态力量、商业力量这三者之间的消长关系所决定。当军事力量起决定性作用的使用，一个国家能够打破常规的利益格局，最大限度的调用整个社会的物力资源和人力资源，建造许多大型工程，发动对外战争，并且实施许多平常状态下阻力重重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但军事力量却是无法持久的，它本身取决于统治者的个人素质，个人能力，军事经验，威信。而一个朝代的统治者却是在不断更换，如果依靠军事暴力维系统治，一旦统治者的能力达不到那种严苛的要求，统治就会发生危机，社会就会崩溃。
所以中国历史上的短周期皇朝基本上都是军事力量没有顺利转化交接给意识形态力量的朝代，秦朝是如此，隋朝也是如此。
当军事力量转化为意识形态的力量，也就是说在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