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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在北京读了四年大学，毕业以后，曾经想过回家乡展，他也知道家乡的展空间有限，计划回家乡主要还是想承担部分家庭责任，但崔长兴态度坚决地反对儿子的意见，他希望大林能够在大城市里站稳脚跟，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才能有个好的前程。他也想让村里有些瞧不起他的人，特别是崔千顷的儿子崔双来看看，自己的儿子不但上了大学，而且还在大城市里找到了工作。
大林理解父亲的苦心，心里也有些埋怨父亲不了解外面的世界，给自己施加压力，像自己这样的条件，在大城市要想有尊严的生存下去会非常艰难，在大城市里并不是想干事就有工作，想上班就有单位，大城市里也不是遍地都是钱，弯腰就能捡。
在大学四年再有个学期就要毕业的时候，崔长兴对在老家过完寒假将要返校的大林说，家里的事由他和二林应付，让大林不要操心，毕业后抓紧时间在北京联系工作。
大林离开家里的时候，崔长兴递给他个早已准备好的破旧牛皮纸信封，让他在外边最困难的时候再打开。
大林接过父亲的信封，他不相信辈子在土里刨食的父亲会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有什么锦囊妙计，只是把信封当作长辈对孩子的牵挂和思念，仔细地收藏起来。
崔长兴知道大林在北京找到了工作，并且拿到第个月的工资之后，在电话里对大儿子说，他半年前给他的那个信封没有多大用处了，让大林拆开看过以后再处理。
部队大院的"；老百姓"；（二）③（）
大林打从抽屉里翻出来快要被自己遗忘的信封，看到里边有个纸条和三张百元大钞。 纸条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两行字，那是父亲的笔迹，那两行字是“你在外边真要混不下去了，就用这三百块钱打车票回家！”
这个“混”字在大林的家乡并不完全是“混日子”的意思，工作干得好的人也可以叫“混”，比如某某人“在外边混得不错”。
大林手里捧着父亲写的纸条流泪了，这是他到北京四年多的时间第次流眼泪，父亲并不是不知道个刚毕业的家在农村的大学生，没有关系与背景，在大城市生存和展的难处，他希望自己的儿子向最好处努力，也准备着接受自己的儿子可能出现的最坏结果。大林收藏好三百块钱与那张纸条，暗下决心，自己不但要在北京“混”下去，而且还要“混”好！几年来，那三百块钱他直很好地保存着，这些钱，放在银行里可以产生利息，放在自己身边可以产生动力。
二林比大林小三岁，他高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用他自己的话说，成了“社会主义新农村有化的代新型农民”。
大林直认为，弟弟并不比自己的智商低，他在读高时学习不太下工夫，是因为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家庭根本没有能力同时供养两个大学生学习。
农村青壮劳动力多数外出打工，对二林有很大的诱惑力，身居农村的青年人总是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特别是看到有些同龄人在外边赚了些钱，回到家里盖了房子、找了对象，心里总觉得有点酸溜溜的。但是，二林也知道，哥哥在外地工作，家四个老人需要自己照顾，他离不开家乡这块黄土地。
“家庭会议”由崔长兴主持，“主报告”也由崔长兴来做，但是未获“致通过”。大林的母亲对崔长兴的言用肢体语言表示“坚决拥护”，崔长兴讲了多少句话，她就点了多少次头。
大林同意父亲让他“在北京好好工作、别挂念家里”的意见，但是婉拒了父亲让他抓紧时间找女朋友的要求，他想争取多赚点钱帮家里还债，两三年之后再考虑个人问题。
二林也不愿意现在就去外地打工，他放心不下家里剩下的身体都不是太好的两个老人，他有个高时的同学在县城组织了个包工队，专门给建筑公司的施工工地干些杂活，二林准备投奔他，离土不离乡，既能赚钱，也可顾家。
“家庭会议”圆满结束，但是，大林觉得心里沉甸甸的，像是灌满了铅。
村里开私人诊所的医生柱子的奶奶，是崔大林爷爷的弟媳，大林的爷爷只有弟兄两个，柱子的爷爷排行老二，崔大林原来把柱子的奶奶喊为“二奶”。自从“二奶”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之后，大林就只好将柱子的奶奶也喊“奶奶”了，连农村的老百姓都知道，现在二嫂、二婶、二大娘都可以喊，“二奶”是不能再喊了。
柱子的爷爷三十九岁那年在生产队的菜地里用抽水机浇水时触电身亡，柱子的奶奶守寡已经守了四十多年，她与大林的亲奶奶样，小脚双，泪水缸，年轻时吃了不少的苦。
大林由柱子陪着，来向老人家告别。
柱子的奶奶性情开朗，爱说爱笑，十六岁了，满脸皱纹如同树桩上的年轮，记录着她历经的沧桑。老人家眼花耳背腿脚不听使唤，但是脑子不糊涂，嗓门特别高，喜欢有人与她说话聊天，尤其喜欢和大林的奶奶起用僵硬的舌头挖掘陈年往事，有时候她说话说到高兴处，会张着牙齿严重缺编的嘴巴笑上半天。她的笑声常常与东邻的鸡鸣珠联璧合，与西院的狗叫遥相呼应，让外人觉得她们的家里总是比别人的家里有着更多的喜事。
柱子对别人说过，他奶奶辈子最远的地方去过县城，老人家为人和善，生性乐观，在家庭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失望过、悲观过，遇到什么事情都能够看得开，拿得起，放得下，天天乐呵呵的，要不然，个早年丧夫的妇道人家很难逾越人生道路上的沟沟坎坎，把几个孩子拉扯成人。
大林这次从北京回来已经看望过她次，看到侄孙子又给自己带了些好吃的，老人家高兴得干瘪漏风的嘴合不拢，高声问大林“慌着走干啥，咋不在家多住几天？”
“我只请了十天假，明天必须走。”大林回答。
“端人家的碗，受人家管，这个道理我懂。上次我忘了问你，你在北京干啥活？”
“当编辑。”
“干什么？”
“编……辑……”
“咱们家有编筐的，有编篓的，你是编什么，我还是没听明白。”
“我是编……杂志……”
崔大林解释了半天，老人家似懂非懂，但是知道了面前这个别人都说很有出息的侄孙子，与他的弟弟二林整天在地里风吹雨淋不样，在北京干的不是力气活。
“你奶奶活着的时候，俺妯娌俩起说话聊天多热闹，她走了我还真是想得慌，不过，她走了也好，不用再在人世间受罪，而且还是与你爷爷块走的，这多好！”老人家感慨地说。“你二爷没良心，撇下我个人早早地躲清静去了。”
大林劝慰她“奶奶不能那样讲，今后的日子会越过越好，您把身体养好，健康长寿，比他们都有福气！”
“你说的也对，现在的老百姓的日子比过去好过多了。以前都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好日子，现在村里不少人家都盖了楼房，电灯电话也早就不是啥稀罕物件了，托**、**的福啊！”
苍苍，眼茫茫，提起往事话题长，老人家打开了话匣子，接着往下说
“现在的人真是能不够，你想不到的事，有人就能做得到，记得前些年有些年轻人都用‘屁屁机’，你在这边放个屁，几十里地以外的人都能闻见臭味。后来‘屁屁机’不用，改用手机了，起先我对柱子说，‘级’不就是人的头吗？柱子说手机就是手拿的电话机，有了手机，间隔着几百、几千里地，不用扯电话线就能互相说话。我说用那玩意儿说话可是不保险，你说出来的私房话在空飘啊飘啊，要是飘到半道上被别人截了去该咋办？”
老人说到高兴处，洪亮的音调又越过院墙，声震方，惊动四邻。
大林和柱子都被老人家的话逗笑了。
“不过，乡下人的日子再好过，也没有人家城里人的日子好过，他们比咱们会享福，我听说城里人没事在家里的时候，冬天怕冷放暖气，夏天怕热放凉气，出门的时候，冬天怕冷坐火车，夏天怕热坐‘冻’（动）车。我在家里的时候，天气热了扇扇子，天气冷了烤煤火，出门的时候，以前坐过牛拉的‘太平车’，现在坐过拖拉机。那年我去公社……”
公社改成成乡已经好多年了，老太太依然把桥头铺称作“公社”。
“……赶集。”老太太接着往下讲，“看见街上停着辆间高两头低的鳖盖车，别人说那叫小卧车，我围着那辆小卧车转着圈子看了半天，也没有分清楚哪是头哪是腚。”
部队大院的"；老百姓"；（二）④（）
老人家与大林越说越高兴，直到看见大林起身告辞要走，才想起什么似的对大林说“你今个晌午别走了，会儿让柱子他妈给你擀面条吃。 ”
大林笑着对老人说“我今天已经约了几个人在桥头铺聚聚，以后回来了在你们家吃饭。”
出了柱子奶奶的家门，柱子对大林说“我奶奶总是不愿意出远门看看外面的世界，这辈子去过的最远的地方是咱们县的县城，去过最大的地方也是咱们县的县城，她也不愿意接触新事物，有时候净说些几十年前的老话。奶奶平时最喜欢听收音机里的地方戏，不喜欢看电视里演的艺节目，有次，个演员在电视里唱歌啦……啦……啦啦啦……奶奶在旁说，电视里的节目可真不好看，结巴舌子也能上去唱歌。去年咱们村里通了线，可以上互联，我与俺爸商量着准备花几千块钱买台计算机，在上能浏览各种信息，看到有用的资料还可以下载。奶奶在旁说，买只‘鸡’怎么会要那么多钱，等你买的‘鸡’下了崽，抱给二林只。她有时候爱管闲事，有时候也爱打岔，次她问我，与你小时候玩得挺好的那个墩子这两年怎么不来了，我说墩子现在在省城读博，奶奶惋惜地咂咂嘴说，原来那是个多么好的孩子啊，干点什么事情不行呀，怎么学会‘暏博’了，而且还跑到省城去暏！你说可笑不可笑？前不久放假墩子到我家里来看我，奶奶知道了墩子现在是个有大学问的人，非常高兴，非要留他在家里吃饭，墩子说他的时间太紧，还要赶快回学校去答辩，不能留下来吃饭。墩子走了之后，奶奶便问我，他是不是嫌咱们家的茅房不干净，为啥非要去城里‘大便’？”
大林开心地笑了，对柱子说，老年人适应了种环境，后辈人不定非要强行去改变它，应当尽量保留和创造适合老年人传统生活的条件，幸福和快乐都是种心态，自己认为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别人认为的幸福自己不定会感到幸福。让老年人随心所欲，做他们高兴做的事情，他们就会觉得幸福，就会感到快乐。
柱子说“大哥说得很对，我也是这样认为，老年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有相对固定的活动范围，有自认为正确的做人准则和道德取向，后辈人应当理解他们，尊重他们，并且尽可能地去适应他们。只要他们过得舒适，吃好穿暖，心里高兴就行了，至于互联与打鱼有什么区别，百度和摆渡有什么不同，不定非要让他们知道。当然，老年人身处于现代社会，有些事情不可避免要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他们的生活，这种影响对他们来说，只能是随遇而安，顺其自然。我在县卫生学校学习时候的个女同学，去年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