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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都一样的表示出谦恭，对收费的标准都一样的不认为不公。
在这个医院里看病难，住院更难，属于典型的“一床难求”，即便是医生给你开了入院证明，半年六个月才能等上床位也是常事。按照这个时间计算，越轨女孩子肚子里怀了孩子想住院打胎，等排上队的时候，只有准备去妇产科当产妇、品尝苦涩的禁果了。当然，这只是“理论数据”，打胎不一定非要住院，需要住院医生也会采取有力措施，不让你等那么久，以免私生子满大街跑。
挂号大厅里熙熙攘攘，张玉梁虽然穿着军衣，佩带着上尉军衔，但是却不能在“军人挂号处”排队挂号，因为他是带着父亲来看病，要挂地方人员的号。
张连根老汉六十多岁的年龄，看上去像是七十多岁的样子。被生活重担压弯了的腰佝偻着，整个人的身体成了一张弓，蜡黄的脸上沟渠纵横，书写着他在艰难环境吃苦受累的全部履历。现在农村的年轻人穿上时髦服装，与城市的年轻人相比，没有多大区别，但是上了年纪的人不一样，即使完全是城里人打扮，别人也会看出来你是农民，因为长期的农村生活会在一个人身上铭刻上无法磨灭的印记。
张老汉被大儿子张玉柱搀扶着，无力地靠在墙壁上，好像玉柱的手一松，他就会瘫坐在地面上。
张连根两眼已经昏花，但是二儿子玉梁那一团模糊的绿色身影，一直在他的视线内。
张连根在玉梁面前一直有一种负疚的感觉，在生产大队当党支部书记的那些年，他的一颗心都操在了大伙身上，对这个从小就不吵不闹、乖巧听话的二儿子，自己几乎就没有怎么管过。直到玉梁高中毕业考上军校，快要离开家的时候，他才突然意识到，多年来，自己没有尽到一个当爸爸的责任。现在的这个家在经济上主要靠玉梁支撑了，为了省出更多的钱补贴家里，玉梁把自己生活上的开支已经压缩到最低限度。不久前，是他今年第二次回去探家，他说回家是坐的火车卧铺，但他妈妈给他洗衣服时发现了口袋里揉皱了的一张硬纸片，玉柱对妈妈说，那是火车硬座车票。
“对象吹了？”今天早上下了火车一见玉梁的面，爸爸就问。他要对二儿子已经打电话告诉家里的信息再证实一遍。
“吹了！”玉梁肯定地回答。
“谈了一年多，咋就吹了？”
“前边是一年多，后边是一辈子。”
爸爸知道，女孩子给儿子吹的原因之一，是玉梁的家在农村，两个老人身体状况都不是太好，经济负担太重。
“大娃子，像这样的大医院，挂个号要多少钱？”张连根看玉梁还在蛇一样的长队里排着，有气无力地问玉柱。
“挂普通号要不了几个钱，挂专家号收费可能高一些。”玉柱回答。
“给你弟说，挂个普通号就行了。”
“我弟说了，这一次要找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不管花多少钱，都要把你的病治好。”
张连根听了玉柱的话不再言语，闭上干涩的眼睛，任凭嘈杂的人声冲击脆弱的耳膜。
今年春天，县医院的诊断结果出来之后，张连根并没有把自己得了肝炎的事告诉玉梁，农村得肝炎病的人不少。过去医疗条件不好，肝炎病不好治，老家农村就有“肝炎肝炎，活不了三年，条件不好，还要提前”的说法。现在医疗条件和生活条件都比过去好了，肝炎不算是难治的病，治起来比较麻烦就是了，“得了肝炎，住院半年，半年不好，没完没了。”这是一种新的说法。
也正是自己的心存侥幸和粗心大意，时间不是太长，张连根就觉得肝部越来越不舒服，县医院的医生对他说，可能是得了肝硬化，让他最好到大医院确诊，他这才也不得不让玉柱给玉梁打了个电话。
玉梁已经是二十五六岁的人了，好不容易谈个对象还吹了，张连根觉得，这比自己得了肝病还让人心里难受。
玉梁手里拿着挂到的专家号，走过来轻轻地喊了一声“爸”，张连根才艰难地把眼皮睁开。
住院（二）（）
卫生部办公楼里首长们办公的这一层，总是静悄悄的。水印广告测试 水印广告测试
杨文汉看看手表，再有七八分钟就要开会了，才连忙把桌子上的文件收拾起来，锁进保险柜里，拿起笔记本朝楼上的会议室走去。
“部长，请您等一下！”杨文汉刚走到楼梯口，秘书小方追上来，悄声对他说，“大营门来电话，说是你二叔从老家来了。”
杨文汉皱了一下眉头，为难地说“我家里现在没有人，你先安排他在招待所住下，我开完会再过去看他。”
杨文汉有点心神不定地开完会，赶紧往招待所走，心里猜测着二叔这一次为什么来北京。
二叔年近古稀，小时候有点调皮捣蛋，只喜欢四处瞎跑，不愿意进课堂念书，从小就跟着干活的大人们在田地里撒野。由于没有上过学，五尺长的扁担，一条横在面前，知道那是个“一”字，两条横在面前，不知道那是个“二”字。有一次生产队里分柴草，他不认识夹在柴草堆上写有自己名字的字条，看到别人一个一个地用架子车往家里拉分得的东西，他在一旁急得大喊“我在哪，哪个是我！”这件事在村里一度留下笑柄。
杨文汉的父亲去世比较早，妈妈带着几个孩子能够度过缺吃少喝的艰难岁月，多亏了二叔。
二叔虽说没有文化，但是身强力壮，在生产队里干活能拿男劳动力最高的工分，他在三十岁那年才与一个有点痴呆的女人结了婚。
有点痴呆的婶婶人很厚道，对二叔照顾也算周到，她与二叔结婚后的第二年，与肚子里的孩子一起，被村里的“赤脚医生”送上了不归路。
二叔此后没有再结婚，他与杨文汉的父亲只有弟兄两个，对自己的几个侄儿侄女如同己出，把杨文汉家的苦活、累活全包了。即使是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生活最困难的那些时日，他也能够帮助寡妇嫂子让孩子们开学时能交上学费、过年时能穿上新衣。
后来，杨文汉应征入伍、被推荐上军校、提干再后来，结婚、育女，一步，一步，自然得像是行云流水。
杨文汉的爱人是他在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学习时的同学，通情达理，宽厚待人。她知道二叔以前对待杨文汉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尽心，所以对待二叔也像对待自己的婆婆一样亲近。
二叔第一次到北京来，是在杨文汉结婚之后不久。
杨文汉小两口星期天陪着二叔玩了一天，上午去了颐和园，二叔说“这么好的一片地方，不种庄稼，只栽草种树，真可惜！”下午去了动物园，二叔说“这么多马和牛，不拉犁、不拖车，天天养着它们，白白浪费草料！”
二叔最不习惯的事是在城里边动一动就要花钱“喝一碗茶水就要花七毛钱，这日子让人怎么过？”
“一碗茶不是七毛钱，是两毛钱。”杨文汉纠正他。
二叔脖子一挺，说“怎么不是七毛钱，我喝一碗茶水花两毛钱，上厕所去撒了一泡尿，看厕所的老头又找我要了五毛钱，加在一起不是七毛钱吗？我不喝那碗茶水也不会去撒那泡尿！”
自从那天出去之后，二叔就再也不想再出去了。第四天就说住在城里憋得慌，催着杨文汉给他买火车票回家。
此后的很多年，二叔除了女儿上大学的时候来过一次以外，其他时间就再也没有再到北京来过。
“提前连个电话都不打，不知道二叔这次突然到北京来究竟有什么事？”杨文汉心里边想边朝招待所的方向走，一抬头，远远地看见方秘书正站在招待所的大门口等着他。
住院（三）（）
天气冷了，北风把树枝、电线都当成乐器，演奏着凄凉的歌。水印广告测试 水印广告测试施工机械不畏严寒，伸出长臂，挖掘着城市的土地，栽种下一幢又一幢的高楼大厦。
张玉梁不知道新建的高楼大厦是干什么用的，肯定不是用来开办医院，不然老百姓进城看病就不会那样作难。
为了节省开支，张玉梁将父亲和哥哥安排在了一个城乡结合部的小旅馆里。这个名为“益众”的小旅馆只有一个小院、十几间平房，每个房间每天收费七十元，一个房间两张单人床，没有单独的卫生间，一台小电视，一看就知道是从废品收购站低价买来的。房间里的被褥床单虽然破旧，但还算干净，枕巾是众多的男人和女人共同用后脑勺加工出来的“油毛毡”。
爸爸和哥哥在这里住宿条件虽然差一些，但价格比机关招待所便宜多了，要尽量省出更多的钱给父亲治病。
张玉梁让服务员更换了枕巾，往暖水瓶里补充了一些开水，与哥哥一起，搀扶着已经筋疲力尽的老人赶快躺下来休息。
爷儿三人简单地吃了一些从路边饭馆里买回来的食品，玉梁刚想抽一会时间和哥哥简单的聊一聊家里的情况，不料玉柱身体住床上一歪就响起了呼噜声。
他昨天在火车上照顾了老人一个晚上，今天又陪着老人在医院做了大半天检查，确实是累了。
玉梁坐在父亲床边的旧木头椅子上，仔细端祥着父亲的面孔，心里在隐隐作疼。无情的时光之手不停地为父亲做着整容手术，现在呈现眼前的是一张典型的老人的脸，满面的皱纹如同一团搅在一起的乱麻，蜡黄的皮肤像是跌落尘埃的秋叶。苦惯了、忙惯了的父亲，从村党支部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之后的这几年时间，由于以前身体透支太多，明显地衰老加速，当年的威严在这张脸上早已不复存在。玉梁还清楚地记得，在自己参军前后的那些年里，父亲那张自信、刚毅的脸，像是一面旗帜，引领着村里的父老乡亲开始是战天斗地、苦度春秋，后来是多种经营、寻求富路。父亲那时对家里的事基本不管，进了家门就吃饭，放下饭碗往外走，母亲总是说他把家里当成了旅店，但玉梁从来没有见他向母亲交过住旅店的钱。他对待自己的两个儿子，与对待栏里的羊、圈里的猪，似乎是没有什么区别，管你冷不冷，饥不饥，那些都是当妈的管的事。玉梁从小就敬畏父亲这张面孔，母亲在父亲面前说自己学习好的时候，父亲没有一句表扬的话，那张在家里边一直冻结着不变表情的脸上，看不出有一点高兴的表示。当父亲知道儿子学习成绩不太好的时候，也没有一句批评的话，严肃的脸上只会增加了一层霜，让玉梁看见心里发冷。玉梁小时候好像没有体会到什么是父爱，但是乡亲们对父亲的敬佩的表情、由衷的好评，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比父爱起了更好、更重要的作用。父亲以前微驼、现在佝偻的瘦小身躯，在他的眼里，始终是一块丰碑。
在玉梁体检合格，准备到部队前的那几天时间里，父亲的面孔有了一些微弱的变化，冷峻的脸上多了几分温情。在玉梁即将离开村子到县城集中的那一天，父亲用手有力地抓住他的胳膊说“二娃子，我不到县城送你去了，到部队好好干，别给村的乡亲们丢脸！”
玉梁的家在一个小山坡上，送参军青年的手扶拖拉机开出去很远很远。玉梁看到自家院子的大门门框里，还镶嵌着父亲的瘦小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