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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长林一脸凝重的神色，认真地对朱启根说：“我不这样认为，你要是相信命运，就首先应该相信命运能够掌握在自己手里。你和林风他们几个人一样，都是农民的儿子，原来也都是那样的单纯和诚实，但是，后来你变了。我们家乡也有一句俗话，叫做‘移苗带点老娘土，来年开春不用补’，‘老娘土’是指树苗或者菜苗移栽前赖以生存的土壤，树苗和菜苗从一个地方移植到另一个地方，如果根上不带一点原来的土，就很难成活，第二年还要补栽，你恰恰就是把应该带着的东西丢掉了。”
听了班长坦诚的话，朱启根觉得很惭愧，脸色羞得和西边天际的晚霞一样红。
（本篇完）（。）
士官复员（一）（）
这是一个被秋风调节得不冷不热的宜人天气，正在进行秋收秋种的原野上，散发着成熟庄稼和新翻泥土的芳香。袁长林无心欣赏家乡的田园风光，下了公共汽车，就提着行李箱急急忙忙地往家里赶。
妹妹又有半年多时间没有见到哥哥的面了，袁长林刚进了院子，她就接过哥哥手中的东西，缠住他不停地问这问那。妈妈也想好好地端详一会久别的儿子，问问他半年多来的生活情况，但只是简单地说了几句话，就连忙到厨房里准备饭菜去了。这时，堂屋里传出一声干咳声，那是病床上的爸爸听到外边的声响，急不可耐，想早一会和儿子见面的信号。
袁长林丢开妹妹，跨进堂屋，奔到爸爸床前，握住老人家的手，深情地喊了一声“爸爸！”
躺在病床上的老人的肢体已经不听大脑使唤，他只能用热切的眼光拥抱着自己的儿子。老人已经做了两次手术，一次又一次推开死神伸过来的魔爪，他终于盼来了儿子回来的这一天。袁长林俯在爸爸面前，亲热地与他说着话，老人用点头或摇头表示着“是”与“不是”。
邻居们知道袁长林从北京回来了，聚集在院子里，等着和他说话。袁长林热情地和他们打招呼、搬板凳、递香烟，给孩子们分发糖果。
老耿奶是袁长林家的隔墙邻居，她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走到袁长林跟前，张着缺牙漏风的嘴说：“孩子，听说你现在在部队当军官了？”
袁长林搀住老耿奶的胳膊，让她在板凳上坐下来，提高嗓门对着她的耳朵大声说：“老奶奶，我不是军官，是士官。”
老耿奶说：“噢，不是军官，是个官，这“不是军官”和‘是个官’有啥不一样？”
袁长林笑了：“老奶奶，军官是个官，士官不是官。”
老耿奶不解地摇摇头说：“一会是官，一会又不是官，听不明白！”
晚上，袁长林不听妈妈的劝阻，坚持和爸爸睡在一张床上。
他又听到了爸爸那熟悉的咳嗽声。
爸爸老早就患有慢性咽炎，夜里总是咳嗽，他从小就听惯了爸爸的咳嗽声，听到爸爸不断的咳嗽声，他睡觉时心里才感到踏实。
爸爸的咳嗽声，对他来讲，是人世间最动听的催眠曲。
这一次回到家里来，袁长林没有像以前回来那样探亲访友，而是陪着父亲一直在家里待着，在他耳边给他说话，为他端饭递水，翻身按摩。
五天以后，袁长林就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家人。
这一次袁长林选择坐慢车回北京，坐慢车虽然比坐高铁要多坐十来个小时，但是可以节省两百多块钱。他在火车站没有买到坐位，随着进站的人群挤进车厢，在过道上找了个适当的位置站了下来。
身前背后全是人，他呼吸着从男人女人大人小孩从嘴里呼出来的混和气味，等待着列车启动，盼望着新鲜空气的拥入。
一声汽笛响过，火车在跑前边的路，袁长林在想后边的事。
爸爸将不久于人世，他的人生这部书已经书写到了最后的篇章。妈妈说过几次，袁长林在家的这几天，爸爸的精神不错，他想念儿子最厉害的那两天滴水难进，见了儿子以后，每顿饭居然能喝半碗稀粥。对于一个病入膏肓的人来说，药物有时在他身上已经起不了作用，但是亲情能在他身上产生奇迹。早上离开家时，他紧紧握住老人家的手，久久地不愿意松开，老人似乎是稍无生息，无望、无助地看着他，两行混浊的泪水滴落在枕头上。袁长林离开爸爸几步，忍不住又回头想再看看他时，只见老人脸上多皱的皮肤痛苦地痉挛着，他紧盯着自己的身影，只剩下灰烬的眼睛里又闪烁起希望的火星，寄托着对儿子的祝福和期望。面对着可能的生离死别，袁长林心痛欲裂，胆肝如焚。这次回部队之后，他不可能收到家中关于爸爸康复的信息，但是也不愿意收到家中只能是凶多吉少的电话。
袁长林还记得，自己当兵满三年时候的那次探家，当时爸爸的身体还很强壮，家里的房子旧貌换新颜，地里的庄稼年年大丰收，好日子似乎是才刚刚开始。离家归队的那一天，爸爸推着自行车在前边走，后衣架上捆着自己的提包，他和妈妈、妹妹跟在后边，刚下过小雨的土路上留下爸爸明显的足迹，那足迹，是写在大地上的诗行，那诗行，只有当儿子的才能看得懂。爸爸勤劳一生，使自己从小就能过上比同伴更好的生活，走在爸爸的自行车后边，他觉得自己比那些坐着老爸的奔驰、奥迪车，到超市购物、去公园游玩的孩子们，拥有更多的幸福感。
火车在一个车站停了下来，中途有不少的旅客下车，袁长林看看身前身后，没有见到再有站着的老人和小孩子了，才在旁边的一个空位上坐了下来。
他又拾起来断了的思绪。
去年，县医院的一张ct片子像一团乌云，遮住了自己家里上空的这块蓝天。
接到妹妹电话的那一天，他伏在宿舍的床上，大哭了一场。
袁长林这一次回家来，除了给爸爸买了一口上等木料的棺材，剩下的一万八千块钱都交给了母亲，那是他当兵几年积攒下来的。他给妈妈留下了钱，也给妹妹留下了嘱咐。妹妹很懂事，一再表示，要听妈妈的话，照顾好爸爸，让他满怀忧虑的心得到了些许的安慰。
袁长林下了火车，刚刚走出出站口，就听见有人在喊“袁班长”，他看到部队机关农副业生产基地汽车班的司机小赵正在向自己招手。
“怎么这么早，我在电话里说不是不让你来接我吗！”
“是基地李主任让我来接你的，我今天开的是后开门吉普车，明天是周一，他让我接你回去时再拐到早市买点蔬菜，下午再分好，明天送机关。”小赵从袁长林手中接过提包说。
袁长林知道，农副业生产基地每周一给机关领导家里送一次蔬菜，基地种植的蔬菜品种不全，还要从市场买一些搭配起来，装进印有生产基地名字的纸箱子再到机关去送。
朝霞红透半边天，老天又为大地分娩出一个朗朗白日来。
军用吉普车驶出了早市，载着袁长林，奔向位于北京市郊区的部队机关农副业生产基地。（。）
士官复员“二”（）
城市苏醒了，夜暗隐藏的秘密渐渐地被晨曦所揭穿。
崔玉屏上班的饭馆的老板，要求他雇用的姑娘们四点钟起床，四点半钟开始工作。这些当年在农村大部分只上过小学、读过初中的女孩子，在城市里重温了读过的课本里“半夜鸡叫”的故事，而且自己还扮演了其中的角色。她们被老板从被窝里喊起来，有的起了床还在继续着刚才的梦，直到水池子里的凉水撩到稚嫩的脸颊上，才会猛然回到现实中来。
越是没有机器的地方，越是能培养人的机械动作，崔玉屏和她的同伴们分别承担了择菜、掏米、洗碗等不同的工作，整天像机器人一样重复着简单而繁重的体力劳动。
干一天活之后躺倒在床上，姑娘们觉得身上的关节好像都错了位。一天的工作时间是多长？在不同的地方是不一样的，机关里品茗抽烟，保持着正常的血液循环，不慌不忙处理公务的人，是八个小时。喜欢晚来早走、迟到早退的人，每天的工作时间更短。而崔玉屏她们每天要干十三四个小时的活，每月的报酬只有两千两百块钱。她们进城以后，了解了一些过去所不知道的情况，多长了一些见识，脑子里也多了一些疑团，原来总是说现在的分配原则是多劳多得，而实际上，在很多地方都是多“捞”多得，特别是那些当官和做生意的人。
当然，也有一些女孩子，在大城市的花花世界里花了眼，昏了头，自愿或不自愿地靠出卖贞操和色相赚了一些钱。
不知道是城市的空气污染了她们纯洁的心灵，还是她们头脑里罪恶的萌孽在城市的适宜温度里得以滋长。
姐妹们都睡熟了，崔玉屏拿出纸和笔，在卫生间的灯光下给家人写信，家乡的年轻人都用上了手机，老年人依然喜欢通过信纸了解在外子女的信息。
崔玉屏运用自己丰富的想象力，首先描述了城里的生活，上班时大家一块干活，下了班到商场去玩，双休日又和同伴相约去公园，她希望信封里邮寄回去的是笑声，而不是眼泪和哀怨。然后，她又询问了家里的情况，从父母的身体、哥哥的对象到地里的庄稼，纸短情长，载不下她对家中的重重思念。
写完后又读了一遍，她觉得心里酸酸的。
姑娘们睡的床实际上是几块木板拼在一起搭成的铺，崔玉屏把伸到自己位置上的几条胳膊腿轻轻地移开，才勉强躺了下来。
崔玉屏躺在床铺上并没有很快入睡，她心里在想，自己来到北京城里快一年时间了，在浸透汗水的存折上，已经有了一万多块钱的积蓄。她不想和有些农村打工的姑娘一样，过两个月就把钱寄回家里一次，而是准备在适当的时候把钱带回家，集中使用。村里很多人家都是草房子换成了砖瓦房，自己家的几间破屋子还在迎着风雨熬年头，不盖好新房，哥哥连一个合适的对象都找不到。
她憧憬着未来的生活，在不知不觉中，走进已经在梦乡里等待她的伙伴中间去了。
双休日客人多，饭馆里也显得格外忙碌。崔玉屏和姑娘们把手脚都调节到最快的频率，个个都像是刚充满了电的机器人，额头的汗水都顾不得擦一把，有时候只能抬起胳膊用袖口匆忙地抹一下。
崔玉屏和其他姑娘一样干活，但是并不想和其他姑娘一样把自己变成只会赚钱的机器，她很有心计，平时对老板的经营之道，对厨师的烹饪手艺，都格外留意，尽管平时干活很累，她仍然要抽时间记笔记，用蝇头小字把又是数据又是体会的内容写满了两个小本子，她把饭馆既当成挣钱的地方，也当成学习的场所。
可能很多打工妹都有自己的一本心酸史，作家们可以把她们每个人的经历都写成一本书，而且出售时还要搭配一条毛巾，以便让读者们擦眼泪。
为了赚钱，她们付出了劳动，有的还要付出尊严甚至是贞操。不屑的目光、轻蔑的冷笑，对她们来讲，几乎和一日三餐一样平常。还有些别有用心的人，竟然把进城的农村女孩子当成了可以肆意采撷和蹂躏的闲花野草，让姑娘们伤心惨目，心有余悸。
崔玉屏并不想在这个饭馆里干太长的时间，她要推开更多的窗户来观察外面的世界，寻找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