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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那里拿笔写几个字，就多要咱们两千两了！
你他娘的不如去抢了！
魏公公则是一脸坦荡。
咱家奉公守法，熟读大明律法，又身为朝廷中人，岂能抢人钱？咱家是合理合法创收，你们要不服，可以到官府，到紫禁城告咱嘛！
借钱收利，天经地义！
这官司打到天边，咱家都有理。
有理，咱怕什么！
第七百二十三章 大炮开兮轰他娘（）
公公他老人家腰杆真是笔直笔直啊。
讲道理，借钱还利，天经地义。
讲律法，欠条借条都有，大明律可是保护贷款从业者的。白纸黑字，你们不能耍流氓啊。
讲人情，咱家雪中送炭救你们急，不说要你们谢我祖宗十八代，至少也要有一颗感恩的心，别过河拆桥啊。
要是这大明朝人人都像魏公公这样急公好义，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还有什么度不去的难咧！
当然，西商如果还是不服，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对待，受到了提督海事内臣魏某的欺压勒索，他们可以告，提督内臣尊重他们的诉讼权利，并毫无保留的支持他们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这是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
公公这人最具有法治精神了，视线内自家儿郎凶神恶煞的样子甚得他老人家中意，这才是威武之师嘛。
但想西商们真是告到皇爷那，皇爷怕也没逼脸跟他魏公公细较此事吧。
说到底，小魏的亏空跟你皇爷脱不了干系。
准你皇爷天天逛青楼，就不准人小魏没事逛逛半掩门了，爬爬墙头了？
程序正义，道德也不亏，公公没什么好怕的。
再说，他做这些也是为了彻底摸清大明朝经济机构，好对症下药，促进大明经济快速发展，从而在和西洋人的竞争中能保持优势。
绝不是为了钱！
天地良心，公公不是爱钱的人！
这个，是可以摸着胸口对天，对地说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高利从业者是个极其特殊的存在，社会发展离不了他们，但同样他们的存在也局限了社会的发展。
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公公他老人家忧国忧民，一想大明朝和华夏大地遭受的苦难，以及未来有可能和二叔一起度劫，他就难过忧虑的一夜夜的睡不着觉，撸干了也睡不着！
有鉴于此，他就得弄明白根子到底出在哪。
只有找出根子，才能度劫成功，一跃而为元婴老怪。
家事那块，公公不去想，他老人家格局很大，小小的朱由检他都不正眼看。
他要看的，是天，是地，是天与地！
原先，他一直认为是小冰河导致的恶劣天气以及满州人的入关，使得大明朝崩塌。
所以，要救大明，要救华夏，拯救汉民族，就得解决国内的天灾人祸，同时坚定绞杀满州。
但在江南这段时间，经过实地调研，他认为暴力固然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手段，但若同时辅以经济手段，那效果就会更佳。
只有发展了经济，改善了国内民生，军事斗争才能顺利开展。这个观点和一开始劝皇爷发洋财是一体的。
明朝的经济肯定是出了问题的。
但根子真的出在以东林为首的士绅集团上嘛，答案显然不是百分百。
公公认为高利贷限制了明朝的良性发展，从而导致民生的败坏，商业的萎缩，政府的腐败。党争只是加剧了这一过程，而不是真正的凶手，或者说是半个凶手，另半个就是高利贷。
高利从业者，在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
有史可查，最早的高利贷应当出现在春秋战国。《管子》一书中讲述的“倍贷”、“倍称”现象，便是明证。
到了春秋后期，一些大高利贷商人甚至向王侯天子借贷。贵为天子的周赧王，就被债主逼迫，以至于要筑“逃债台”来躲避。
债台高筑一词，就是来源于此事。
汉代以后，随着矿产开发和货币增加，大量专门以放贷为生的“子钱家”出现。其放贷取利至少放十取三，有的时候甚至十倍取之。就连汉朝中央政府平定七国之乱，也必须向这些大高利贷者筹措经费。
唐宋时期，高利贷已然发展为和百姓息息相关的行当，再普通不过。官员借贷过日子在史书中也是层出不穷。放贷者也不再局限于商人，僧人，而是发展成社会上所有人都可以参与。
大明朝发展到现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并且受到海外贸易的剌激，在南直及中国南部已经出现空前庞大的工商业阶层。
这也是后人常说的资本主义萌芽。比如江南地区就有大量以生产商品为目的的家庭手工业团体出现。海贸所需要的商品基本都来自于这些手工作坊。
工商业的高度发达必然进一步剌激到高利行业，而较之从前，明朝的高利贷不但规模扩大，参与放贷的人数更多，范围更是史无前例。
魏公公临时起兴搞个左手出，右手进，来回倒腾多弄人家二千两，不是真的不要逼脸，非要讹这些西商，捞来银子落自个腰包快活，而是在用经济学的手段温和解决问题，解决那个限制明朝发展，限制资本主义发展的幽灵。
当下社会，高利贷产生的原因无非是青黄不接与灾荒变乱，导致生活无着产生的借贷；赋税徭役沉重产生的借贷，婚丧嫁娶、起屋盖房等产生的借贷。
但无论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乡村高利贷的利息都相对较高。青黄不接时产生的谷物借贷，年利率比“九出十三归”还要黑，是百分之百！
在吴淞时，公公了解到苏州贫民向富户告借粮米，秋收时还债，借一还二。松江府有个人借了十石谷子，两年后作三十石归还。只有在富户在赈济乡里或者官府在灾荒时做国家救济，才将利率定在年利二成或三成。
高昂的利率，不但摧毁了明朝农村的一般生产和生活，加速了小生产者的破产过程。还吸纳了商人因经商和经营手工业而产生的资本，使它们不能融入到手工业和商业的扩大经营中。
一般出现商人较多的地方，大多是地狭田少的贫瘠之地，种田不足以谋生，才有很多人去从事手工业和商业。
但商人们在赚钱之后，又习惯将积蓄投入到家乡的土地上，一则是购买田产，二则是放贷收息。
这就回到了传统的地主加债主模式。
高利息在剥夺农民财产的同时，也推高了本地地价，导致官府的税赋加重。双重作用下，这些地区从乡村自耕农经济，逐步向农庄与农奴经济退化。
这就使得长江以南包括江北一部分农村，实际上已经失去向朝廷缴纳赋税的能力。
而变成地主加债主的商人则是海事图的第一环，也是最底层的一环。
因为高利贷的限制，商人及手工作坊主的经商和手工积累的一定财富，并不能像欧洲一样升级为扩张产业的商业资本，而仅仅停留在商业中介和高利贷事业上。
在商场上稍有积蓄，随即在城中开设债典，放钱出贷，从行商转为坐贾。而大量的资金居于高利贷业，也使得无论农户和小工商业者更难于取得廉价的启动资金。
虽然很多地区的农户和手工业者都拥有令欧洲人和东南亚用户惊讶的手工技术，其产品在海外有极好的销路。但辛苦劳作的结果，大部分利润归于高利贷者。不多的一点结余，无力支撑这些拥有丰富经验的从业者完成从工匠到手工工场主的转变。
而在第二环，即闽浙海商这一块，高利贷更是困扰他们的恶魔。
据陶杰、张安二人陈述，闽浙海商由于泛海出洋风险很高，为了分摊风险，多采用众人合股的办法进行。
根据各自承担的责任，又有散商、绅商、仆商、船商等区别。
其中船只的所有者又称为船主，并拥有丰富的资本。航海商人需要从船主处借到船只和本钱，然后放船出海。
但与欧洲海外经营不同，明朝的海外合作经营过于偏向船主、船头的利益。这就使得真正经历风浪、躲避官府而进行贸易的经营者所得利润很少。导致航海出洋并没有成为经营者积累资本的途径，反而成为一种变相的高利贷。
船主则据此坐收出洋之利，只需向海上大势力交纳保护费便可肆意吸取商人利润。
在此情形下，海商最终只会向海盗集团发展，或者由大势力垄断，而做不到大范围参与。
一个只有少数人垄断的行业，自然不可能成为朝廷的经济支柱，更不可能左右一个国家的未来。
历史事实证明，不管是甲必丹李旦，还是开台王颜思齐，或是东亚海霸王郑芝龙，都无法将海贸真正做大。
他们更多的局限在家族利益，使得下游的广大商人和手工作坊主、生产种植农民，无法分润庞大的海外贸易利润，最终培育不出真正的资本主义。一盘散沙的他们，面对满清铁蹄的入侵，自然也没有任何自保能力。
这个结果，可不仅仅是因为中国重农轻商思维的影响，更不是党争导致的后果，实则明明白白便是经济的限制。
高利贷，一个让人瞧不起甚至痛骂的勾当，就这么严重影响了明朝商业的发展。等到满清入关，那可怜的资本主义萌芽自然就胎死腹中了。
魏公公现在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为了知己知彼，深入敌人内部，他老人家这才小试牛刀，摇身一变成为高利贷从业者。
“九出十三归”不过份，且只是试点，未来，他老人家定然会进军放贷业。
但和别人是为了收高息，坐地生钱，不思开拓进取不同，公公他是想把商人们引导到茫茫大海上，为手工作坊主们提供大量启动资金，带着他们一起扩张产业，使萌芽真正转变为巨兽。
这就是质的区别！
同样的手段，不一样的目的，公公为给自己的“无耻”行为披上光荣的外套，十分的满意。
不管你们信不信，咱是信的。
全民下海，才是终级。
…………
谁赞成，谁反对。
没有人赞成，也没有人反对。
徐寿荣回到家后，忍着万分的憋屈和委屈，将几张合在一起约四千两的银票递给了“护送”他回来的小田手中，然后让管家将账上的现银取了三千两过来。
小田将欠条和借条递给了徐寿荣，然后告诉这位胖乎乎的财主，魏公公有特别嘉奖给他。
“特别嘉奖？”
徐寿荣张了张嘴，却没有任何好奇和欢喜。
他已经麻木了，一直以来，他以为自己已经够不要脸的了，但没想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那个年纪轻轻的魏太监才是不要脸的终极者。
小田也是例行公事，贫民出身的他，天生对有钱人不待见。他直接将公公给这个胖子的特别嘉奖摆在了桌上。
是一张白纸。
可能是为了节省纸张，还是裁剪过的。方方正正，大概一块巴掌大小。
纸上写了那么一行字——“海事提督衙门特许海事开发准入证。”
右上角有个数字，写的是“001”。
落款是魏公公的大名。
徐寿荣看着这张白纸，内心里是不屑一顾的，什么狗屁海事开发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