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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多的任务、这样密集的中奖律，只能造成一个结果——破产！家破人亡级别的破产！且这还是次要的。更让人发指的是他们破产后的社会现象：谁也不敢发财了…
除非您能大展神威，一下子从下五等户一跃而起，升为第一二等户，不然只要是稍微勤劳点，赚了一头牛、几只猪、多种了几棵桑树什么的。邻居们、官府们立即就会来向您祝贺——您是有钱人了，至少是个三四级，呵呵！今年的衙前就由您多费心了…
而大宋立国近111年，普通黎民百姓就这样生活着…
觉得很绝望吗？不！这只是众多差役中的一种而已，其它还有里正、户长、乡书手等“头衔”来帮助下乡到户收税。有耆长、弓手、壮丁等“职务”去负责抓贼。有承符、人力、手力、散从等名目给正牌子的官员们服务。其它的再如县级衙门里的县曹司、押录。州级衙门里的州曹司、孔目，连同各级配备的杂职、虞候、拣掏等等，简直数也数不过来，都要由普通百姓去承担…
长此以往，这还是人过的日子吗？所以差役法定要废除！
身为现代人的我们当然知道：取代差役法的最好方案就是邮局、邮政，但古代的驿站都是由统治阶级垄断的，运送他们想要运的物品，比如杨贵妃要吃的荔枝。在不能动用官方驿站的前提下，王安石新法集团才不得已想出了“免役法”
简单说：免役法总原则就是“交钱免役”让从前需当差的百姓，通过交与自身等级相符的钱，买回自由身，去干他想做的那些事。而国家则用这些钱去召募想当差的人。
这办法好不好？它形成了一循环——百姓们通过交一定数额的钱，得到了从前想像不到的空余时间，用这些时间可去生财养家。国家得钱，去召募人员当差，可扩大就业人数，减少社会上闲散人员，不仅使国家正常运转，还把各种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
另外，王安石的“免役法”还有两大特色：1他把上等户加进来了。管你豪门大族、进士高官，从此别想高人一等！想逍遥？拿钱来——
2以前没负担的下五等户及单丁户、女户、僧道户、官户、坊郭户也要交钱。只是视家产多少，与同级别家庭的交税量减半。这叫做“助役钱”
除这两大特色外，还有一最具争议的规定：就是每年的免役钱、助役钱和夏秋两季的税一起交纳外，还要多收20％，用来防备水旱灾荒及突发性战争。这叫“免役宽剩钱”
这两大特色让王安石瞬间变成了全体特权集团的死敌，尤其是以前上四等户不管实际由谁来当差，都能隔年喘口气，可轮换下由别人接替。这回可好！每年两次没完没了，这实在让他们没法适应…
更别说从前不管国家情况如何，都一直逍遥自在享受的高门大阀们。这把他们美梦彻底击碎，且更重要的是。王安石伤害了他们的“尊严”
我们生来就是与众不同的，凭什么让泥腿子、下九流一样的人和我们一样待遇！我们就是要逍遥法外！
好玩的是，最先提出反对免役法、成为反对派经典言论的，居然是刚刚进入特权阶级的两个四川人——苏轼、苏辙兄弟。
看看他们说了些什么。先看小苏“役人之不可不用乡户，犹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以他这话，看来人生来就是有种族高下的，可惜他是生活在宋朝，而不是在隋唐以前。那时倒的确是不管个人能力怎样，一切皆以出身论。你是侯门大家，那么生来就是官。想要说什么读书科考。鱼跃龙门？根本是白日做梦！可再回头一想。如苏辙真的是生在隋唐以前。现在会是个什么人生？
再看大苏。第一大才子说得声情并茂——自古以来，役人必须得用乡户，就像吃饭定得要五谷，穿衣定要用丝麻。过河定要用船只，走路定要牛马。就算暂时用别的替换，终究不会长久，还是会回到最正确的路上。我们士大夫阶层，离开亲友，拜别祖坟，到四处当官，工作之余是定要娱乐的。这是人之常情，自古一样。如不用乡户人家来当差。我们怎乐得起来？那肯定要弄到厨傅萧然，满眼所见，凌乱苍桑，和别的下等国家的劣等习俗一样，不是俺们中央华贵大国的太平盛况…
让人不禁要问他哥俩一声：请问您才脱贫致富几年。农转非后就忘本了是不是？一时得意的小人嘴脸！
原谅苏轼兄弟吧！因他们这时还只是两个小毛孩子，对士大夫一族是什么还一知半解，对下面黎民百姓的苦难生活也知之甚少。最重要一点是他们还没吃过苦。
十几年后，神宗死了，他们也颠沛流离过了，甚至苏轼本人还被关在牢里胖揍过，用他那四川口音浓郁的官调嚎叫过，那时他们才会懂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是种什么滋味。而那时苏轼说出的话，就和这时截然相反了。因那时他己叫苏东坡…
现在抛开这两个缺斤少两、成色不足的士大夫，去看看正牌资深的人物是怎么说的？京城里那位硕果仅存的庆历名臣终于走上前台——文彦博。
也许是比他还要强硬独裁的韩相公的官场走势给了他以教训，纵然强绝一时，可也时光短暂…由此，文彦博变得温和了起来。
文彦博非常温馨家常的聊天，以一年近古稀的老人形象，对23岁的皇帝劝说“祖宗法令具在，各项完善，擅自改变，小心失去民心”
神宗很警觉，并瞬间抓住了重点，问出他和王安石一直愤愤不平的疑问焦点“更改法制，的确让士大夫阶层不高兴，可对老百姓有什么不方便的”这时的宋神宗定以为自己戳中了反对派要害，等待他的是胜利！满朝皆是孔孟之徒，那么“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话都懂吧？在百姓和江山社稷面前，连皇帝我都得退居三线，你们这些士大夫算什么？
却不料真正吃惊的是宋神宗自己，听完皇帝的话后，文彦博根本就没像他想像中那样张口结舌、无言以对，甚至羞惭满面重新做人。文彦博的感受是极度郁闷：您是皇帝耶！怎能说出这样幼稚的话呢？看来真是初期教育不好，王府里散养的，就是和真宗、仁宗那样从小受皇家训练的明君不一样…
文彦博终于说出了官场真谛“陛下，您得清楚：您是和士大夫阶层共治天下，不是和平民百姓管理国家”
千真万确，这才是统治阶级万年不变的本质！
听完这句话，神宗皇帝沉默了。这是和王安石一直告诉他的那些管理国家、均富济弱等理论截然相反的东西！到底哪个才对？
千百年间，宋元明清四个朝代里有无数人厌恶王安石、批判熙宁变法。我同意：他们有理由这样骂，因他们是士大夫！
至于您，亲爱的读者，您是不是有理由也这样厌恶王安石、批判熙宁变法？先请您说明自己的立场后再做出判断吧…
东明事件篇（）
免役法的推行非常谨慎，它最初只在京城附近试行，要一年后看效果成绩如何，才决定是否向全国推广（想想500多年后李自成为何能揭竿而起，你就该知道这个“免役法”推行困难有多大了）这就给了反对派一线生机。著名的东明县事件随即发生。
话说年底的某个早晨，开封城城门在清晨时打开了，突然间涌进来数百人。这些人直奔市长办公室——开封府大衙。可惜这时包拯己死很多年了，工作习惯早己恢复成原样，这些人被两扇厚重冰冷的大门挡在外面，只能小心翼翼把来的原因报告给门房：他们是开封府辖区内的东明县居民，因免役法让他们活不下去了，才来告状！
事发到这，应说一切都在控制范围之内。国家政策法令在实行中出现问题了，老百姓有些不理解，他们不管是来告状还是来请教，用的办法、找的部门都非常正确——开封府尹，这就是他的职责！就算他是反对派，不想也不能对免役法的对错做出合理解释，他至少有责任把局势稳定住，让这数百人在开封府或别的什么地方老实呆着，然后请示上级怎样处理…
可他不！他的作法真的很牛。开封府那天大门紧闭，放出话去，三个字“不受理”你们去找负责新法的人吧！
这是东明县事件 第 132 章 团完全是瞎胡闹，且存心恶毒，变着法的剥削小民。必须及早废除，才能恢复天朝上国的祥和秩序！
可王安石那边很快也有了自己说法。东明县县官名叫贾藩，查履历是枢密使文彦博大人的前部属，是他擅自修改了东明县里户籍等级。他现在己逃离职守，从东明县逃进了开封城。可在哪里？就是搜不到！那么请问他这么做是不是有人指使，如德高望重的文大人？可没谁敢这么说…
这件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不了了之了。
熙宁4年（1071）1月3日，韩绛命种谔偷袭西夏。两人密谋出兵取横山。郭逵上奏“种谔狂生，今朝廷因种氏世家而用之，必误大事”韩绛为使种谔领兵不受掣肘，于是上奏朝廷，召回郭逵。而种谔也不负韩绛所托，大败西夏军，夺得罗兀城，以2万兵士守之。
2月1日，王安石终于重提旧事，再度向大宋朝的祖宗家法挑战！第6项新法——科举改革出台！规定从此以后，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
这项新法一经实施，就标志着王安石彻底和现在的大宋官场绝裂！
他是用新课本教育出新人才、新考试考出新官员，来取代现有官场上和司马光、苏轼、韩琦、文彦博、欧阳修们拥有同样思想、同样**的官员们。
这是什么样的精神！诚如司马光里所说“…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在自古至今所有官场，这都是不敢想像、也从没任何人敢做的事！为的，是创造一个思想统一、全民族为一个目标而奋斗的环境。关于这一点的必要性，我们身为现代人，都深深知道，这是改革的首要条件，必须得完成的…
8日，曾布被任命为检正中书五房公事。曾布作为王安石的死党，史称“布每事白王安石，即行之。或谓布当白冯京、王珪两参政。布曰‘丞相已议定，何问彼为？俟敕出，令押字耳’”
3月2日。西夏得大辽声援，举兵反攻，攻陷抚宁城及种谔新修筑的诸寨堡。3日，庆州守军兵变。种谔奉命平叛，罗兀城就此被西夏收复。21、22日，种谔、韩绛2人分别因此受罚。
4月18日，司马光在京城见了吕诲临终一面，接受了吕诲的临终遗言后，开始给皇帝写辞职信。请求赵顼允许他从永兴军离开，到更远的西京洛阳去完成一生的宿愿——写书！
去完成那套名垂千古、与汉代不世出史学大师司马迁同样辉映后代的史学巨著。神宗同意了。从这时起。司马光就彻底退出了神宗朝的官场。他远远停留在西京洛阳。冷冷盯着新党集团的一举一动。绝口不提国事，专心编撰，静静等待着翻身复辟的时机…
这是个可怕的对手，他绝不是放弃。而是审时度世，明白这时的王安石己不可撼动，那么就绝不再恋战！有时后退更是一种策略！
开封府推官苏轼也被贬出京城，出任杭州通判。
从职务上说，开封府推官时只能算京城无数官员里的中下等，但文笔好一切都好。苏轼哪里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