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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仅是税收问题……大头目忽必烈从平章阿合马的报告中看到了新的希望，他当然明白这样做的好处了。
但是，这里有个时间问题……眼下体制内部推动战争行为的各方势力不容轻视。
大头目忽必烈的权力再大，也不得不考虑重要成员的态度。
最为关键的地方，大军长期不动用，不利于地方上的稳定。
ps：最近实在太忙，对不起支持我的朋友，十一月份就好了。。
第二百零九章 江湖人士的作用（）
朱都头向着黄队长汇报了他通过江湖人士得到的情报，结果和自己派出的细作得到的情报差不多。
黄祖队长还是很高兴，至少他们从侧面证明了自己的情报真实性。
江湖人士嘛，他们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不知道如何观察正确的军情，只凭借眼睛看到的现象来说话，没有什么数据上的说服力——不过当旁证还是不错的。
鞑靼大军开始蠢蠢欲动了。
黄祖队长对朱都头说：“他们只靠着抢劫来维持——莫不如说，仅比流寇大一些规模罢了！”
朱都头表面上不得不点头认可，但是心里却想，他们可比流寇强大太多了，也只有流求卫队的人敢这样认为。
大宋时期，确实发生过几次较有影响力的群体**件。
不过规模都不算太大——大宋太宗时发生了李顺、王小波起义，涉及范围不过四川一省，参加人数最多时只有几万人，持续时间才两年；徽宗时发生了方腊、宋江起义，方腊起义还算有点规模，宋江起义甚至连起义都称不上，很多人认为他们只是四处抢掠的的流寇；高宗时发生的钟相、杨么起义，活动范围只在洞庭湖周边，因为靠着水泊的原因，坚持时间长一点，也不过五六年！
这几次群体**件无论从起义规模、涉及范围、持续时间和历史影响都无法和上面那些大规模民间百姓起义反抗的战争相比，甚至连后世的清朝中叶发生白莲教、天理教起义都比不上。
这里是有原因的。
一个王朝到了末期，积累的矛盾越来越多，表现在政治上就是腐朽黑暗，统治阶级内部形成各利益集团，为争取权力相互倾轧，宫廷斗争加剧，政局不稳，政府对国家的掌控能力大大降低，即使统治集团内部有人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实施的改革或调整措施，也往往由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牵制或反对而无法实施或半途而废。
表现在经济生活上，那就是一切出路的堵死化，上升空间的板结化，当民间的经济自由发展程度降低，也就是利益集团几乎垄断了所有的上升道路时，各个阶层的民众根本无法晋级后，总有一部分人选择了非秩序性发展，从而导致了群体**件大规模性发生。
表现在社会生活中，就是统治阶级日益娇奢淫逸，靡靡之风盛行，而百姓则怨声载道，各种流言、谶语满天飞，什么“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啦，“十八子为帝”啦，这样的流言、谶语越传越广，越编越神，老百姓就会认为这个王朝“气数已尽”，改朝换代的舆论氛围形成了，统治集团内部的野心家也会蠢蠢欲动……
到了这个时候，发生大规模群体**件的内因可以说完全具备了，就是史书上常说的“普天之下堆满了干柴”，但这时不一定就会立即着火，还需要那么一点点火星。
这个火星就是外因，具体讲就是能促发群体**件的偶然事件。
能够成为外因的因素有很多。
天灾、兵祸和其它偶然事件都有可能，但并不是说这些因素就一定能成为群体**件的导火索。
政治比较清明的时期出现的天灾就可能因为政府救助及时或处置得当而化解；为制止外族侵略而进行的战争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一般都不至于引起太大的民怨。
说那些偶然事件成为导火索要具备几个条件：一是发生的时机要恰当，把所有的穷人都逼上了绝路，想不造反都不行；二是统治集团处置不当，致使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无法收拾；三是要有杰出的组织者和号召者，这个人必须要群众中有一定威望，并且要有勇气和领导能力。
只有同时具备了以上几个条件，偶然事件就能形成了促使群体**件的外因，若是内因和外因都有了，熊熊烈火就迅速蔓延起来。
前文说过，大宋一朝在300多年的统治中基本避免了大规模的民众群体性。
首先是宋朝统治结构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因而相对其它王朝来说，皇权较弱，士大夫阶层有很大发言权，宋太祖还制定了不杀大臣的祖训，并一直被以后任皇帝遵守，士大夫阶层对政府的认同感非常强，统治基础扩大了，政治上就比较稳定，统治集团内部不会产生激烈的斗争，对人民的影响相对就很小，有宋一代从未发生过大的政变就是明证。
第二是宋朝的经济政策。
还是那句评价，它是历史上唯一的不以重农抑商为国策的王朝，反而由上到下鼓励商业的发展。
一方面，宋朝工商业十分发达，在自由发展时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使国家对农业的依赖大大减少了；另一方面，由于可以谋生的渠道多了，农民收入多样化了，对土地的依赖也就降低了，这就是宋朝从未实行抑制土地兼并政策的根本原因。
还有，在鼓励工商政策的驱动下，经济、科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社会下层的生活与前代相比有了很大的提高，史书上也从未有关于宋朝出现大批人饿死的记载，这就从根本上切断了大规模群体**件的根源。
第三是宋朝的养兵政策。宋太祖对群体性起义做过深入的研究，他发现，农民起义都是由流民引发的，所以他特别关注流民问题，在制定其它政策的同时，也对前代的兵役制度做了重大修改，把征兵制改为募兵制。
这种制度和流求的军队职业化有点像。
简单地说兵是招来的，不是强征的，不光要吃粮，还得开“工资”。
他们的募兵方式也很有意思：某年受灾那年就多招兵，某地受灾就在那个地方多招兵。
这样做从表面上看是安置流民，特别是青壮流民，实际目的是抽空潜在农民起义的中坚力量，从而达到了维稳的作用。
最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大宋现在的********非常尖锐，其它矛盾经常处于从属和次要地位。
大宋从建立之时起，就受契丹和党项政权的威胁，曾经亡于女真人之手，而且在南迁时期也一直受女真政权欺负！
当女真被鞑靼人所灭后，他们又有了更大更强的敌人……虽然在现在他们和鞑靼人签了和平条约，但是人家的威胁依然存在……所以大宋国内的所有注意力都放在了鞑靼人身上，其它的暂时不重要的。
整个大宋的民众对流求岛是一种复杂的感情，他们不算太认同流求岛上的一些观点……但是又天然对流求岛有好感，至少他们还是打鞑靼人，这让他们高兴，只要永远是鞑靼的敌人就是他们的朋友！
那么北方汉民中，也有一些人对他们的存在感到复杂……比如像朱都头这样的人。
朱都头把从江湖人士那里听到的情况说完了后，又说了一件事情，这个吓了黄祖队长一大跳……鞑靼人还召了不少的异士去了山东地区和流求岛！。
第二百一十章 你想要心灵鸡汤吗？（）
朱都头的情报让黄祖队长吓了一大跳……鞑靼强盗集团太邪恶了，竟然生出这个下作的办法！
事实上，黄祖队长并不完全了解，那是全真道教内一部分人主动的行为。
前文说过，全真道从产生到现在，他们从来都没有离开对当权者的帮助……全真道发展到丘处机这个时期时，他先后隐居于磻溪和陇州，以苦行惊世骇俗，以文字交结士人，声名渐著。
在金世宗完颜雍时代，颇受优遇。
金章宗明昌元年，金朝统治者惧怕全真道势力过大，下令禁罢，但在丘处机用心结交的金朝一部分王公大臣的主张下，实际上很快废弃了这一禁令。
全真教再获朝廷的青睐，而且，在金的大将军仆散安贞镇压山东杨安儿起义时，丘处机主动安排自己的门徒给予他重大的协助。
鞑靼势力兴起时，山东成为鞑靼、宋、金三方角逐之地。
当时丘处机隐居栖霞山中，成为各方罗致的对象，金、宋分别来征召，丘均不赴。
直到1219年冬，当时的鞑靼强盗集团的大头目成吉思汗在西征途中遣使诏请，丘处机看到时机到了，便率弟子西行，备历艰险，于次年四月在大雪山晋见大头目成吉思汗。
当时大头目成吉思汗正在西征，攻战频繁，丘处机进言说：“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
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养生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
大头目成吉思汗很赞赏他的话，称他为“神仙“。
后来他们跟着东归后，住燕京太极宫。
大头目成吉思汗命丘处机掌管天下道门。在他主持下，全真道在北方风靡一时，政治上、经济上都有很大势力。
但是到了大头目忽必烈这个时代，他们有些没落了……大头目忽必烈虽然给了他们越来越多的荣誉称号，但是，却慢慢开始限制了他们的发展规模。
鞑靼强盗集团知道他们是真心帮助自己维持社会的稳定，但是也不可能任由他们坐大坐强。
此时全真道的领袖层次中发现他们又有了一个机会，那就是主动去山东地区和流求岛看看——特别是山东，他们曾经在那里发展过，可以说是有着雄厚的群众基础，也许他们的所作所为还能帮助上鞑靼强盗集团，重新再得到重用，也未尝可知。
全真教兴旺之时，邱真人回燕京驻长春宫开坛说戒，弟子四处立观度人，弘道传教，使全真道组织发展到极其盛大。
当时全真道宫观遍布北方各省区，达到了虽十室之邑，必有一席之奉的程度。
此鼎盛局面，自丘处机起，历经尹志平、李志常两任掌教，大约三十年。
当然，现在有些没落了，但是，如果能随着鞑靼强盗集团的壮大和领土的增广，他们真的还会重新崛起！
所以，他们天然性的必然会去帮助鞑靼强盗集团！
全真教的教义总体来说，在炼养上祖述黄老，继承了还黄帝、老子、尹喜、文子、列子、庄子、屈原、魏伯阳、钟离权、吕洞宾的思想。
此外，提倡三教合一，三教平等，认为儒、道、释的核心都是“道”。其宗教实践的原则是“苦己利人”，而且实行出家制度，对道士不鼓励婚娶。
全真教除了继承了历史上传统道家思想以外，更将符箓、丹药、斋醮科仪等思想文化内容重新整理，为后来的道教奠下了坚实的根基。
他们的修行智慧则以祖经《道德经》、《四子真经》、《文始真经》、《阴符经》、《清净经》为主；修行方术以华夏内丹为主，兼修外丹符箓，主张性命双修，先修性，后修命。
认为修真养性是道士修炼唯一正道，除情去欲，明性见道，使心地清静，才能返朴归真，证道成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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