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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于华林园延贤馆，“先生鹿巾谒帝而升，天子肃然增敬，躬自问道，咨求宗极。先生标阐玄门，敷释流统，莫非妙范，帝心悦焉”。明帝乃于北郊天印山筑崇虚馆以居之。在此期间，他“大敞法门，深弘典奥，朝野注意，道俗归心。道教之兴，于斯为盛”。元徽五年（477）卒，时年七十二岁。弟子奉其灵柩还庐山。诏谥简寂先生，以庐山旧居为简寂馆。宋徽宗宣和（1119～1125）间，封为丹元真人。其弟子最著者为孙游岳、李果之等。
整顿和改革
东晋南朝时期，道教在组织形式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主要表现是祭酒制的衰落和道官制度的兴起。祭酒制度为早期道教之旧制，其基本特征是“立治置职”，道官祭酒“领户化民”，实行****之统治。为实现道官祭酒与道民的统属关系，天师道制定了三会日、宅录和缴纳命信等制度。规定在三会之日，道民必须到本师治所参加宗教活动，登记检查“宅录命籍”（近似封建国家编户齐民的户籍簿），听道官宣布科禁，考校功过。道官凭此向天曹启告，请天神守宅之官保护道民家口安全，禳灾却祸。自魏初天师道北迁至晋宋之际，出现了组织混乱，科律废弛的严重局面。当时许多道民在三会之日不赴师治参加集会，不报户籍，不交租米命信。一些道官更“妄相置署，不择其人，佩箓惟多，受治惟多，受治惟大，争先竞胜，更相高下”，“纵横颠倒，乱杂互起，以积衅之身，佩虚伪之治箓。身无戒律，不顺教令，越科破禁，轻道贱法。恣贪欲之性，而耽酒食，背盟威清约之正教，向邪僻袄巫之倒法”。祭酒制度的腐朽败落，就失去了“清约治民”，使“道化宣流，家国太平”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陆修静乃提出一套整顿和改革的措施。
首先，陆修静禁止道官自行署职，实行按级晋升的制度。他认为，普通民众须有功德，才能受箓为道民；道民受箓之后，有功者才能升迁。从受十将军箓依次升至受五十将军箓，再从箓吏依次晋升散气道士、别治道官、下治道官、配治道官，以及下、中、上八治道官。其最高者，即“能明炼道气，救济一切，消灭鬼气，使万姓归伏”的道师，才能拜署上八治中的阳平、鹿堂、鹤鸣三治道职。强调“采求道官，勿以人负官，勿以官负人”的组织措施。为健全三会日制度，他重申，三会日“民各投集本治师，当改治录籍，落死上生，隐实口数，正定名簿。三宣五令，令民知法。其日，天官地神咸会师治，对校文书。师民皆当清静肃然，不得饮酒食肉，哗言笑。会竟，民还家，当以闻科禁威仪教敕大小，务共奉行”。同时，他还针对“宅录”制度严重混乱的状况，规定每年三会日之最后一日，作为登记、审核宅录的最后期限，其日，每个道民都须赍�信至本师治所，由本师给以注籍，以便道官“领户化民”。
第二，陆修静十分重视道教斋仪的作用，认为“斋直是求道之本”，主张“身为杀盗淫动，故役之以礼拜；口有恶言，绮妄两舌，故课之以诵经；心有贪欲嗔恚之念，故使之以思神。用此三法，洗心净行，心行精至，斋之义也。”他在总结前代斋仪的基础上，制定了“九斋十二法”的斋醮体系。并撰述一系列斋戒仪范之书。他汲取儒家的封建礼法、道德规范以及佛教的“三业清净”的思想，从而使道教斋法不仅有了系统的仪式戒科，而且使斋戒仪范的理论更加完备。
第三，陆修静不仅整顿组织、完善斋醮仪式而且还对道教经典进行整理和分类。他早年便注意采访搜集道教经典，曾“南诣衡湘、九嶷，访南真（魏夫人）之遗迹；西至峨眉、西城，寻清虚（王褒）之高躅”。元嘉十四年（437），即着手刊正《灵宝经》，编撰《灵宝经目》。泰始三年（467）从庐山入京，居崇虚馆，又得当时朝廷收藏的杨羲、许谧手书上清经真诀。相传由鲍靓所造之《大有三皇经》亦为其所得。于是他“总括三洞”，校理卷数目录，于泰始七年奉敕撰《三洞经书目录》献上。据云，陆修静共著录道家经书并药方、符图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内一千九十卷已行于世，一百三十八卷“犹在天宫”。针对当时《灵宝经》错乱糅杂，使后来学者难辨真伪，“视听者疑惑，修味者闷烦”的情况，于是对之整理考证，编成了《灵宝经目》一书，从而大大地推动了灵宝派的发展。陆修静在整理道教经典的同时，又创造了三洞四辅十二类的道教典籍分类体系，为隋唐以后历代整理道书，编修“道藏”所沿用。
陆修静一生著作甚丰，有关斋戒仪范者尤多。刘大彬《茅山志》谓其“著斋戒仪范百余卷”，今《正统道藏》存有《太上洞玄灵宝众简文》《洞玄灵宝五感文》《陆先生道门科略》《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洞玄灵宝斋说光烛戒罚灯祝愿仪》各一卷。另有《灵宝经目序》《古法宿启建斋仪》《道德经杂说》《三洞经书目录》《陆先生答问道义》《陆先生黄顺之问答》，均佚。《灵宝道士自修盟真斋立成仪》《三元斋仪》、《然灯礼祝威仪》《金箓斋仪》《玉箓斋仪》《九幽斋仪》《解考斋仪》《涂炭斋仪》等也已亡佚，某些内容散见于《无上黄箓大斋成立仪》中。《通志·诸子类·道家略》中著录有《服御五芽道引元精经》《升元步虚章》《灵宝步虚词》《步虚洞章》等。在唐法琳《辩正论》中，尚见其著有《必然论》《荣隐论》《遂通论》《归根论》《明法论》《自然因缘论》《五符论》《三门论》等，《破邪论》中又见其著有《对沙门记》。
过去的学者大多将南朝以及唐代的道教主流误解为上清派（茅山宗），其最大的原因在于将唐代的李渤“真系”（《云笈七笺》卷5）所记上清经篆的传授次序以及元代的刘大彬《茅山志》（HY304）中记载的茅山宗师脉谱，误解为是讲述上清派（茅山宗）的谱系。由于将从东晋的杨羲到唐代的李含光等这些人物的脉谱，误解成上清派（茅山宗）的谱系，因而陆修静、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李含光等都被看作是上清派（茅山宗）的道士。其结果，导致了东晋末以后，江南一带的道教主流是上清派（茅山宗），到了唐代上清派（茅山宗）还是主流这一误解的产生和流行。
将“真系”、《茅山志》的上清经篆的传授谱系误解为讲述上清派谱系的根本原因，是在于对道教的三洞学说没有充分理解。许多道教学者片面地相信上清经篆的传授只在上清派（茅山宗）中进行，实际上，上清经篆的传授也在提倡三洞学说的天师道中进行。刘宋的天师道依据三洞学说，把过去的葛氏道、上清派所传授的灵宝经、《三皇经》、上清经吸收到自己的教义之内，将三洞部的所有道书尊奉为天师道的道书，此事可以由刘宋天师道里存有“三归依戒”这一事实得到明确证明。天师道的三归依戒要求信徒归依三宝即道宝、经宝和师宝，三宝是指道宝的太上无极大道，经宝的三十六部尊经，师宝的太上老君。这里所说的经宝三十六部尊经是指三洞十二部的道书，所以归依三宝即是归依道宝的无极大道，经宝的三洞十二部的所有道书，以及师宝的太上老君。因此，刘宋天师道当然也崇尚上清经、灵宝经以及《三皇经》。而且天师道的法位制度一旦完备，便出现了于道士法位中修成上清经的道士洞真法师、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弟子以及三洞法师（参照《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卷5·法次仪的“正一法位”）。而上清经策在这些法师那儿也得到了传授和掌握＇7＇。
如果天师道也实行上清经之传授，那么“真系”、《茅山志》所记载的道士之中就可能有天师道道士的存在。因此，若对各个道士的思想和事迹进行调查确认，其多数则是天师道的道士。例如，刘宋的陆修静，查阅《陆先生道门科略》（HYlll9），显然是将东汉的张陵（张道陵）仰奉为祖师的天师道道士。而且陆修静倡导三洞学说一事可以明确地从“灵宝经目序”（《云笈七笺》卷4）、《洞玄灵宝五感文》（HYl268）中获知。就是说，陆修静是天师道的道士，同时也是三洞学说的信徒。其他如“真系”记载的唐代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李含光，还有《茅山志》所记载的在此之后的黄宗元、孙知清等茅山宗师也都是天师道的道士。
刘宋天师道提倡三洞学说，意义极大。若天师道尊奉所有的三洞部的道书，那么，不论是《上清经》、《灵宝经》、还是《三皇经》，其所述教义，都将包摄于天师道之中。陆修静的《洞玄灵宝五感文》基于三洞学说，对三洞部道书所说斋戒进行分类解说，其中包括《上清经》的上清斋、《灵宝经》的灵宝斋、《三皇经》的三皇斋以及天师道独有的三元涂炭斋和指教斋，陆修静将所有这些斋都看成是当时天师道所实践的斋。这样，刘宋天师道通过提倡三洞学说，迅速扩大了其教法范围，使得天师道一家就足以与佛教相抗衡。因此，天师道将自己的教义称作“道教”，来对抗佛教。于是，“道教”这一宗教才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成立了。“道教”本来是指以三洞学说为基础的天师道的教义＇7＇。
从上述可知，对三洞学说的不同理解，就会导致对整个道教史的看法的不同。唐代道教的主流是上清派这一误解，也正是由于对三洞学说及其倡导者的思想没有正确理解所致。道教是由刘宋时期的天师道，于5世纪中叶创立提倡的宗教，刘宋以降至南宋末，道教的主流是天师道，金末元初王重阳创立的全真道加入了道教之后，直到现代，天师道和全真道构成了道教的二大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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